小引

北大教改方案之所以引发校内外的广泛争论,并不仅仅在于北大自身的重要地位,更在于它对中国整体改革的象征意义。即此而论,这场论争,将对中国改革学提供典型个案。北大教改,不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下,就很难把话讲清楚。

时至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显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而执事者,却或真糊涂或装糊涂,不承认此点。呼吁者,又每每操之过急,以为只要有学者掌权,开明领导振臂一呼,即可从者云集、大功告成。对改革的制约条件和难度,并无清醒、深切的认识。这必然带来改革的盲目性。

社会变革,无不是“路径依赖”的。但如对“路径”熟视无睹,听任其规范、引导,就会造成改革的盲目性,乃至走向邪路。目前改革继续向有利管理者、权利者的方向发展,而非向有利代表教研生产力的广大教师群体发展,就十分令人忧虑。

拙文拟专论高校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意在为讨论北大教改乃至全国大学改革,提供一种社会文化背景。

我们不妨将高校改革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作点比较,以把握高校改革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较之企业和中小学,大学体制改革有如下几个严重障碍:

一、 大学改革中的“单位”阴影

由于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中间组织匮乏,中国城市长期实行“单位”制。它对于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曾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总量的增加与资源多元化,“单位”体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显。改革不能不提上日程,并在资源多元化较充分的企业实现突破。但对学校尤其是高校的体制改革,却很难走出“单位”阴影。这里着重谈以下两点。

一是高教资源严重不足并为国家所垄断,继续维持并强化着高校教职工对单位的依赖。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中国高校无论对考生还是教师而言,均供不应求,尤其缺乏具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私立大学。这就使大学不愁生源和师资,可以高枕无忧。按理说，高校教师应是大学改革的动力和主体。但在人才市场委缩和国立大学垄断情势下, 他们为生存却不能不依赖政府和单位。近年虽有一定人才流动,也只是少数“尖子”由低价依赖向高价依赖转移，根本形不成改革推动力。而某些学校,试行无标准末位淘汰“聘任”与“下岗”制改革,反而更强化了教师对单位也即对权力的依赖。因为这些毫无经营能力的教师,尤其是人文社科教师，在缺乏知识市场的条件下,一旦脱离原单位,连生存都成问题。而作为精神生产者,又最需要稳定和无后顾之忧的环境。即在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大学教师也享有较之政府官员(包括大学官员)更优越的法定职业稳定性,虽然也包含某些有待改革的惰性因素。如若执行北大原教改方案,毫无疑问,就只能强化而非削弱教师的单位依赖。

二是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大学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文化、学术机构,使大学“单位”难以向现代大学本性复归。《高等教育法》规定得很清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培育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色彩十分鲜明,“接班人”干脆就是个政治概念。该法还规定了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校党委的无限权力,以及教育质量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党和国家控制高校的决心。也许还有个不便明言的意图,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对九十年代国内外政治风波的某种官方理解,更暗暗强化着这一意图。因此之故,即使在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对高校的政治思想控制不仅没有丝毫放松,而且还在不断加强。“绝对服从”,仍是教职工唯一的也是最有利的选择,除非你甘愿从“单位”退出。也就是说,原来“单位”的“控制”与“服从”格局依然故我。这就与现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扞格不入。

总之,较之其他国营“单位”,大学更难走出“单位”僵化阴影。原有“供养”与“依赖”的“单位”模式基本未变,大学教师的经济地位和心态,也难以充当大学体制改革的动力与主力。

二、大学改革中的“权力”瓶颈

基于上述“单位”属性,大学就不能不具政府权力色彩。所有公办大学,都隶属一级政府。中层以上官员,均由上级党委任命、批准。大学权力,只能对上级政府负责,一切听凭“将令”。这样,它就根本不可能从真实的社会和学校内在需求中,寻求改革的动力和方向,而是无条件地服从政府需要。现代大学“独立”、“自治”原则,只能是遥远的梦幻,甚至在有些人眼里还是个噩梦。从最积极的方面来看,目前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也只是为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经济”提供智力支持。而维护价值与意义,守望精神与理想,监督、批判权力,均不在视野之内。尤其是对于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本身,上上下下更是讳莫如深。更准确地说,是只考虑如何“加强”它,“改进”云云只是姿态、空谈而已。

公办大学均是各级政府世袭领地。政府通过大学权力,落实各种战略部署,并享受安插、提拔干部、工作人员的便利,以及招生、分配等种种优惠。因此,各级政府自然会对所属大学权力施加保护,抵制公众和校内的批评。但这种保护,又是种等级保护,故有部办、省办、市办和重点、非重点之别,政策倾斜、吃偏饭就在所难免。且不说私营大学,即使在公办大学中,也根本不可能进行平等竞争,也没有公平可言。在重点院校,由于机构臃肿,即使追加大额投资,也仍是杯水车薪。而在许多地方院校,却只有工资财政。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决不会让其淘汰出局。因此之故,办学经费的窘促与资源浪费同时并存,很难达至资源最佳配置。

按理说,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大学教师,如能形成一个利益群体,应能成为一个压力集团,促进大学改革,而为何竟未成为现实呢? 除了上述经济依赖之外,也根于大学权力性质。作为准政府权力的大学权力,是高度集中、垄断的权力,而不允许任何权力分化。诸如工会、职代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实质上都是党委权力的延伸。象全社会一样,这里决不允许真正的自由结社。高校教师自也难以形成明朗的利益共同体。而现代民主理论却认为,自由结社乃民主推动力,从本源上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既然作为大学主体的教师不能结社,也就难以成为校园民主的动力与压力。相反,教师却每每成为“改革”对象,象量化考核、末位淘汰、全省统考、教考分离,以及北大此次的“不升即辞”等“改革”,就无不为教师而发。“改革”成了“革改”。

相反,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却来领导大学改革。他们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利权力者的方向。事实证明,只改换权力者的成分,而不改变权力结构和功能,改革将毫无效果,基至适得其反。大学领导的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不仅没给我们带来所预期的新气象,而且使我们见识了他们远超前任的以权谋私能力。近年来,在某些重点院校,又呈现出土著权贵与海归派合谋的趋势。这再一次证明: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贬,不管权力者是谁。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改革就是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但由于缺乏权力分化、制衡的保障,便出现权力“寻租”的广阔空间。权力者虽然让渡部分利益给知识者,却又随手夺回大分额“回扣”。他们往往优先获得知识者所拥有的学术职衔和荣誉,并在提职、评优、立项、报奖、参会、出国等活动中处处占先。甚至某些与大学不沾边的政府官员,竟然纷纷荣膺“教授”、“博导”职衔,出现“官商勾结”之外的“官学勾结”。这种以权谋私行为,才是真正的腐败。将某些教师的学风不正、文德败坏,判为“学术腐败”, 实在不伦不类,客观上只能为“腐败人人有份”论张目,转移反腐败的视线。上述腐败行为,严重侵害了专业教师的利益,败坏了学术职衔的声誉,并使其大大贬值,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对知识者的第二次剥夺。

总而言之,准政权式的、高度集中的大学权力,成为制约大学改革的一大瓶颈。

三、大学改革中的“文化”制约

此处所谓“文化”,主要指大学知识者体现民族特色的群体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

个人力求融入群体,是我们的民族传统,知识者也不例外。许纪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 最后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 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古代士大夫,除以家族作为基本依托外,为寻求更大范围的群体认同,只能直接界入官场,所谓“学而优则仕”。但官位十分紧缺,极难满足士子要求。失意的士人,往往到绦林好汉中寻求认同并充当谋士,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新中国,“单位”制满足了知识人的群体归属要求,同时也巧妙地控制了他们,所谓“皆入我彀中”。人们常期在这里工作、生活,建立人际关系,俨然成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既在这里获得社会身份合法性,也求得安定、安全感和熨贴感。谁若脱离“单位”,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被社会遗弃的“多余人”。而多年来稳拿工资、奖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有人管的优越性,更为增强了人们对“单位”的依恋。谁都不愿享受不为“单位”控制的独立与自由,甚至对此感到恐惧。许多人都曾痛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苏联知识分子那种独立的“精神谱系”。殊不知,群体认同情结与“单位”依恋是个重要根源。然而,大学教师的这一心态,却使“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和“思想自由”等现代大学理念极难落实。

中国士阶层,本来就有注重“功名”的传统,所谓“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十年寒窗苦,便为人上人”,他们所看重的,是诸如名、权、利等最终效益,而非奋斗过程和创造发现,在自我实现中获取精神满足。看重职称而非学问,实为大学教师的普遍心态。也正因普遍追求功利，学校集体弄虚做假，追求小集团私利，大家却心安理得,乃至积极参与，从而导至更可怕的集体学术腐败。大家互相攀比的,也是所得“好处”,而非所取得的成就,“红眼病”就势不能免。此种心理,根本无望树立现代大学所要求的“学术忠诚”。加之由年资、籍贯、母校等等差别所形成的派系,就使大学教师很难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为改革压力集团。相反,却很容易被大学权力分化利诱、各个击破。由于资源分配还基本上是权力分配,所以各个“小圈子”也就拼命接近、影响乃至争夺大学权力,以抢占资源分配制高点。于是,大学权力核心,无形中便成为共同的依靠、争夺对象,谁也不愿将它视为改革对象。这就使大学权力改革,失去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较之其他部门,公办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更多更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前景,将取决于大学资源的总量增长和资源多元化; 取决于全国的政治民主改革推进,尤其是结社、言论自由的落实; 也取决于知识者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逐步更新。这一切,均需时日和机遇。

如果要寻找大学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共同点,那就是:体制硬核不变下的小改小革,潜力已几近挖尽,改革的深化日渐逼近僵化的体制内核。能否跨过这一关,怎样跨过这一关(既彻底又不引发巨大社会震荡),将决定改革的前途、命运。

余论

不过,人们似也无须悲观,也不应毫无作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加入WTO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体制改革的外部压力将与日剧增,彻底改革是迟早的事。顺应时代潮流者,应创造条件,实施某些可以承受的渐进改革,以迎接最后的质变。否则,到不得不变的时候,将会引发巨大阵痛。逐步推进大学民主,扩大教工学生尤其是教学骨干的民主参与,是改革的突破口。在原有体制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最好慎重出台诸如北大方案之类教师人事改革方案；否则,就只能压抑、伤害大学先进生产力。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记载,早在1957年初,毛泽东就有改变学校党委领导制的动议,并获得许多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但旋即却成为所谓“右派”反对党的领导的一大罪状(第68、281页)。此议虽至今搁置,但《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29日报导,东北师范大学已在院系一级试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这真是个好兆头。不管怎样,将代表高校先进生产力的教师群体排斥于大学权力之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愿这种试验,有一天会推向校级体制改革。退一万步,也但愿不要再出现1957年那种重大历史反复。历史留给我们的时机确实已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