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从商工作的人，这些话题都与我无关。不过，我喜欢由着性子，对教育
很有兴趣，对南大有一份关心，所以思考下去，写出来和众位校友们分享。
所以，要声明，我只持有今天再普通不过的学士学位，既不是专业的人员，也没有做过
专题的调研，只是作为一个业余观察者谈一点自己的所观所感，涉及面太多，冗长，不能
深入，瑕疵难免，权作大家思考南大未来的抛砖引玉，敬请深入评判。
1、教育与研究的关系
可以认为，大学的价值和责任有两大基石，一是传承文明，一是探究知识。
传承文明，如两江和南高师范以来“揽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教育精神，通过教育，培养
人才，传承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技艺的精粹。
探究知识，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创新的动力。用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版校歌的话说，就是
“增加人类知识总量”；用当代的话说，就是做一所研究型大学。
所以，大学有教育，有教师、图书馆、博物馆......，来传承文明，所以，大学有研究
，有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实验室......，来创新文明。
教育和研究，作为大学的两大基石，不可偏废。行话来说，“教学和科研并重”。实际
上，“教学和科研互动”，高水平的科研可以为高质量的教学提供良好的条件，高质量的
教学可以促进高水平的科研。
2、教育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的所谓重点大学，普遍重研究而轻教育。多数学校设置的所
谓“教务”也是有其名难匹其实。仅就设置来说，现在的南大，教务仅为处级单位，角色
卑微。而以前的南大教务首脑，为教务长，多为全国学界之领袖，高瞻远瞩。比如，南高
初期南大的校长是江谦，郭秉文为教务长；之后南高东大校长为郭秉文，教务长是陶行知
。郭秉文由教务长而后掌校，为二十年代最有国际影响和地位的中国教育家，如胡先骕先
生在《子曰丛刊》第四期的《梅庵忆语》中所言：“江（谦）校长时郭（秉文）任教务长
。……郭佐江校长创办南高时，尽力延聘名教授，提倡沈潜朴实之风。”，郭“最为学生
爱戴，最为教授及社会所尊视”。陶行知为南大教务长时，开女禁，倡“学分制”及“选
科制”，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力行教学相长，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
进步。正是归于卓越的教育，那个时期的南大，不仅人文、科学领域出的大师众星璀璨，
而且教育、体育、艺术等方面，也以南大出的领袖人物居多，南大学子广成各界栋梁。
其实，通过教育而带来的社会贡献和影响，可胜研究。作为大学，而非纯科研机构，教
育和研究并重，尤应以教育为根本。尤其对南京大学这样的学府，本科生的教育极为重要
，为精英教育的基础部分，南大这样的领袖型大学，不像博士毕业多从事学术的工作，本
科毕业之后应是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他们影响着社会，而本科阶段的学生年龄也是最富
可塑性的时期，教育的意义重大。同时，既然明确为精英教育，规模绝对应该控制，质量
需要提升。但观今日国内，有哪所大学的教务部门具备教学领导之能力？在哪一所谓重点
大学，不是教学系统人员的地位低于科研系统？许多教授难堪“教授”之美名，只能称之
为研究人员。这个问题，归结于目前国内的整个教育评价系统。其实，连西方教育界都在
开始反思过分强调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而忽视教育的问题。我佩服现任哈佛大学校长La
wrence Summers的一点是，冒着各种阻力和压力，他仍然坚持推行久违了的“名教授必须
给本科生上课”的“新”政策。既然西方都在就“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开始反思了，而我
们的大学还经过了1950年代的彻底倒退，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真正的生机，那么，今天，
我们更有充分的历史理由对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教育、包括我们的大学评价体系做彻底的
反思。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的，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现在学
习的。很遗憾的是，几乎没见到过有专门研究两江三江、南高东大以至中大以及1980年代
以后的南大等时期南京大学教育史的教育学者，连南大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都没有，真
辜负了教育出身的南大“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的称号，可惜了那些可继承和借鉴的宝贵
的财富。一所大学连“继承”的精神都没有了的时候，何以为“大学”？
还有是，现在国内大学教育的误区，过于浮躁：要么对学生纯粹灌输一些空洞的理论知
识，要么如同一个职业训练所，纯粹传输一些所谓实用的技能；这个多半受了整个社会的
情况的影响。我读很多南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了解到，以前的南大，不仅传授学生知识及思
考的方法，更重学生人格、精神与品质的塑造。郭秉文“训育、智育、体育”之“三育并
举”，应永为南大教育的精神。而“训育”为其首。无论是三江两江时期李瑞清校长提出
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及“俭朴、勤奋、诚笃”之精神风气，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校
长要求的“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深静，大江之雄毅”般国士风范，还是中央大学时期罗家
伦校长所说的“诚朴雄伟、雍容肃穆”之素养，都显现了校方对学生品格质气教育的重视
，而不同时期的南大对学子的期许，又是多么的一致。这样的教育，对于培养真正的人才
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不仅对学生，对整个为学的风气，校方也是十分重视，英年早逝的
哲学家刘伯明曾一论再论学者的精神，显示了他的倾心关注。这些，并不是一句句口号，
而是融于日常的教学和师生的互动之中，有赖于高品位的教师、校风、具有领导视野和行
动能力的教务系统；现在最缺者，为最后一个。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过去比，有一些变化的趋向，比如，现在的大学教育和社会应用联
系的紧密度更宽。其实，南大历史上也是素有重视实践的传统。郭秉文在“略论四个平衡
的办学方针”中有提到：“......此外成贤街、三牌楼和大胜关附近，都有农场，钦天山
、北极阁作为气象台台址，后湖即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实验池。因商科要注重国
际贸易，所以特别设于上海。凡此种种规划，无非是要注重实验，而达学以致用的理想。
南高东大以及后来中大同学，都能为社会所重视，不曾发生过就业问题，而且多能成功立
业，彬彬称盛。”。李瑞清提出“匡时而振俗”的主张，并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身体力行
，同样如此。务实的校风似乎同样烙在了南大的学派上，物理学为例，自南高时期南大建
立国内第一个实验室起，南大物理系出的有名的科学家，从吴有训、赵忠尧，到“当代世
界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的吴健雄，多是实验科学家，这样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喜从理
论的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类型的人物没有出自南大，这个说法也许片面，冯康、冯元桢、
刘东生同样出自南大，他们也提出了广为认同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注重实验的精神可
以培养具有厚实基础和应用及适应能力的人才。
回到今天的状况，我一直有个构想，即把大学生毕业后的生涯选择分为两种，一是探究
知识的学术生涯，一是服务社会的职业道路（非学术职业，或者如果不把学术作为一种谋
生的职业），为这两种目的可以把大学的教育分为两个方面：学术的(academic)和实用的
（（general）career，“nonacademic careers”）。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体系根据这个
理念来设计，我觉得，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可以有一个飞跃。比如可以有这样的方案：大学
教务特设academic训练中心和career训练中心，提供通用的及专项的academic训练课程、
通用的career训练课程、以及多种专项的career训练课程和项目，专项的career训练课程
和项目可以选修。
本科学阶段是基础高等教育，本科毕业后获学生学位，有两种选择，或者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从事academic工作，或者直接进入人才市场选择从事各种career。那么，本科生受郭
秉文所谓“通才与专才”平衡的教育，并皆修academic通用课程及career通用课程。通才
与专才的教育自可理解，至于academic课程及career课程教育，实际上，从事各领域工作
的职业人士，有academic能力对职业的提升是相当有帮助的，况且，本科阶段的基础高等
教育应该是多重通才，有更全面的能力和基础，可以提供更多样的前途选择。对于选择就
业的本科毕业生，可以修读相应的专项career训练课程或者项目，同样，对于有志于继续
深造从事学术工作的本科毕业生，可以修读相应的专项academic训练课程。
研究生教育，现在国内通常提供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而实际上，多数的硕士学位课程
，和研究是两回事情。所以，在这个体系里，所谓研究生的教育，皆是以学术为目的的“
博士学位课程”教育。美国的大学教育大致如此。学术研究是要求更高的工作，经过博士
学位课程的长期积累，方有更足探究前沿知识的学识和方法能力。
这样，取消目前所有硕士研究生项目。那些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转变兴趣意向于进
入（非学术）人才市场就业的人，辍学以外，有两种选择：或者停止攻读博士，修读care
er训练课程或者项目，颁发硕士学位（修读完相应的硕士学位课程），或者完成攻读完博
士学位，并同时可以修读career训练课程以增加自己的先期职业能力。在这个体系里，不
存在所谓的硕士研究生，而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是专门为那些要求较高的profession而
设置的项目，比如，医师、律师、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高级教师、工程师，等等，注重
career能力的训练。
综上，大学的教育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的本科教育，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博士教育和以
职业发展为目的专业硕士教育。这个教育体系的模式，在院系组织等诸多方面上也可以做
一些相应的设计。以上简单概念一述，不便展开。在教育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可以进步
的地方，无论是新生招生、毕业生就业，还是培养过程的其他方面，比如南大历史上就有
的的选科制、不同院系专业之间的教学交融等方面。如果南大有高等教育方面的教育史、
比较教育的专业高水平研究机构，而南大教育各项主题的改革都由其作专题的充分研究，
相信会有更完美的决策。
3、研究
自从十九世纪以学者为主力在欧洲倡导大学科研的功能，并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个
身体力行以来，研究型大学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新兴工业、技术的兴起，以科研为主题
大学和产业界及国家的大型科研项目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研对大学的重要性在已经没有
强调的必要，人们认识得太过充分。
研究方面，南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做得相当的出色。从匡亚明校长在那种特殊
的环境下以他的远见为中文系引进国学大师程千帆、剧作名家陈白尘开始，到曲钦岳校长
的“向国际水准看齐”和“学科建设”的理念，引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基础科学学术研究
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根据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评价，新
中国以后当代最有成就的四五个大学校长中，南大的匡亚明和曲钦岳老校长皆在入选之列
，占有半壁江山，可见南大之幸。当然，也设定了之后做南大校长的不易。匡亚明我不是
很了解，只知道中美中心，还有中国思想家评传项目是他的努力。曲钦岳校长在位的时候
，我正好在校，有两件事情依然记得很清楚。一是新生开学，刚入南大，是在浦口，像每
个地方每一年同样的场合一样，彩旗横幅多多，迎风飘飘，像过节一样，其中，有一条醒
目的横幅，高高飘扬，难以忘记，内容大概是“力争2020（？）年跻身亚洲前五强”。还
有一次是某一年的元旦节庆，曲校长来到浦口校区看望同学，应该是在食堂，除了问寒问
暖，勉励大家好好学习以外，说到南大一年的数字表现情况后，执地有声：“我们已经是
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今后，我们就是要努力摘掉“第二”的帽子”。其实，虽然南大有
鹤立鸡群的成就，人均成果和投入产出的卓越度更是高居榜首，曲校长那时比谁都清楚，
南大在教育部的地位和从教育部获得的资源、经费，连前五都落选。他那种知难而进，力
争第一、自强不息的精神，让人受到一生的感动和鼓舞。尽管没有亲身接触过曲校长的为
人，那个时候，每每有曲校长出席的场合，都会致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南大后来的地位，
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大家口服心服，而非行政地位、力量或者其它。除了南大固
有的底蕴和大家的努力外，曲钦岳校长的领袖贡献是不能被忘记的。我们毕业时，正好是
曲校长引退，蒋树声校长上任，所以后来的事情不清楚，只记得蒋校长骑着陈旧的自行车
，在北园校门下车，和很多人点头打招呼的情形（印象中曲校长也曾经经常骑着一辆很旧
的自骑车，颇有点当年吴有训老校长上完物理课，掸一掸蓝布长衫上的粉笔灰，就走去见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风采）。从报道上知道，这些年，学科特区、学科融合、交叉科学研
究、跨学科研究，还有就是教授公聘，这些重大的方面，南大都领风气之先。
研究之中，有基础研究、社会及产业应用研究。其中，基础研究，致力学术，探索科学
，为南大历来的传统，同教育一样，亦应为南大之根本。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她独
立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精神。任何有远见的教育家、政治家，都不会以功利的短浅眼光
来看基础研究的投入。我们需要那些对自然、科学、人文、艺术、社会等有好奇心或者责
任感的学者，在他们有兴趣的领域自由徜徉，深究、探索。人类所做工作最有价值和最高
尚的部分，就在于此。每一个“增加人类知识总量”的努力，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努力。
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占得越来越高，最主要的要归功于这种基础研究以及类似探索的努力
。即使我们目光浅薄一些，功利一点，大科学家许靖华说过，科学研究好比摸彩票，千千
万万个摸索中有一个会为人类带来福利，可是没有人预先知道具体会是哪一个研究项目或
者研究领域的努力会带来利益。如果根本就不摸索，哪里会白白产生进步？就像当代物理
学泰斗冯端，在凝聚态物理学那个一直的所谓冷门领域做了几十年研究和探索，但是，谁
能料想，这几年，其中的纳米技术日渐成熟，并成为全球工业界最热门的技术，更被国内
稚嫩的产业界捧为“神秘的万能技术”。没有他们的前期探索，哪有今天的应用基础？即
使我们以功利的眼光，也会发现基础研究为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根本的动力，而南京大
学应当肩负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的重担。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日本九十年代之后的一蹶不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其偏重应用技术而薄基础研究的方针。俄罗斯之所以不会被忽视，其拥有的雄厚的基础研
究的实力和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政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几乎为全能冠军的美国，
是世界上基础研究鹤立鸡群的国家。一个国家想要在将来超越美国，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研
究领域超越美国，否则绝无可能。在世界上来说，即使是工科真正很强的大学，如MIT，S
tanford，也都离不开顶级的基础研究。所以，作为中国现代科学发祥地的南京大学，应当
永远坚持自己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