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為幫兒子申請大學資助，又是報稅，又是填表，周末忙了一天。兒子得知我們銀行賬戶里存款寥寥無幾，表示很吃驚。我還雪上加霜地告訴他，若干年前給每個孩子存的少量大學基金，每況愈下，如今大量縮水。他的賬戶竟然是一個小負數（我到現在也懶得去問共同基金是咋回事）。

為了幫助兒子認清經濟形勢，我坐下來跟他算了算，除去各種苛捐雜稅（聯邦稅，州稅，社安稅，失業保障稅等），醫療保險，以及數額可觀的自由奉獻，剩下的錢就剛好養家糊口，與廣大人民群眾過那種既不大富也不貧窮的滋潤日子。

接下來的兩個月，兒子和他老爸都在等學校的通知，看哪所學校給他提供足夠的資助。如今我對那些積極贊助後輩校友的老校友們，肅然起敬。每年輪到自己的母校電話募款，我難免不生發某種寒酸感，巴不得有億萬資產，捐一棟樓什麼的。仔細想一想，每年普通勞動人民捐款數額總和，遠大於少數億萬富翁們的施捨，所謂重在參與，聚少成多之理。

試想，一個社會裡的公民都樂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來分享，形成一個大的百家宴，何樂而不為。這個道理很簡單，每個人吃自己的飯，不如放在一起來分享。單獨吃飯也是吃飽，但失去了一起分享的友情與快樂。當然，東方社會主義曾幾何時的大鍋飯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那種讓勞動成為人的第一生活需要的空想，恐怕不容易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的慈善機能，尤其在信仰指導下的善舉，可以填補政府稅收福利莫及之處。

從遠古的時代起，各種宗教就鼓勵甚至要求信徒參與奉獻。政府則通過強行稅收制度來取之於民，雖然不見得都用之於民。但大政府的優勢與麻煩都是很明顯的。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執政理念的顯著區別之一，也在這裡。奧巴馬領導下的民主黨叫嚷要從富人身上徵收富有稅。上一世紀，富人所得稅曾一度多到百分之九十，夠劫富損富的了。

什麼樣的強制稅收與自由奉獻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與持續發展，還真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我望着兒子的學校錄取通知，期待一個不需個人與社會負債纍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