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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眼中的北大与清华三部曲
送交者: 神曲 2007年02月01日14:29:2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北大是泉水 清华是岩浆
作者:李方

很多人生平的第一次骄傲感,是从戴上北大或清华的校徽开始的。这种骄傲感使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往往在几十年沧桑之后,依然自称“北大人”或“清华人”,以缅怀那个留住他们黄金岁月的地方。

但是北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却从来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清华人挺起坚实的胸脯说:在两校无数次的对抗赛中,你们赢过几回?北大人则斜倚着门框以唇相讥:你连跑步都喊着号子,没有比你们更乏味的人了。这是北大人文主义和清华科学精神的对话,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纪律的对话,更是传统之花与今日之果的对话。我们从中明晰地看到中国人的两副面孔、两种精神。诚然,他们都是巨人。在弹吉它唱歌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难忘的。但往往是清华来的吉它手最终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为他们技高一畴。北大学生弹琴在于娱乐和表达,清华人则更在乎技法而于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个北大女生去清华的舞会跳舞,一个清华男生请了她。正跳着,那男生突然说:“我记得你来过。”然后准确无误地回忆起那是几月几号,她穿了什么衣服,跳过什么曲子。这女生惊呆了,以至以为他有什么居心,一曲终了就飞逃而去.

这故事在北大是作为笑话流传的:看看你清华人,高达6比1的男女比例失调,竟使得你对我们的女孩记性好到这般地步。

尽管有些纯朴的清华学生甚至到毕业时都还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但很多"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被清华男生的执着专一打动了芳心。她们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调的反,在清华人那里找到了更实在的感觉。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给了一个清华人。他们今天正在新大陆上过着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们班上的许多男生,至今还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经常啸聚于通宵的饮酒或牌局中。

这两所大学的情形,颇类似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剑桥在两校间著名的传统划船比赛中几乎很少占到上风,但他们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绅士们:你们懂得什么叫浪漫吗?

“你们有未名湖吗?”北大人常以此耻笑清华的书呆子们,但这也正是清华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

这种争吵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华人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对两校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充满信心。

虽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华人最早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身上却似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原生传统的一些特质。换句话说,北大人由于对酒和女生不能忘怀的情调,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就连他们无数次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其特征似乎更象大学生请愿和“公车上书”精神的延续。这种文人士大夫气,从每天扶杖徐行于未名湖畔的老先生们的背影中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轻学子倾慕的目光里,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和爱的化身。以至一位校园歌手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与北大流淌的文人气相反,清华则以其理工科学院的特点,把现代文明追求精确重实干的精神表露无余。这无疑是一群最具朝气的人。每次我走进清华的大门,都会感到仿佛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弥漫着精力和斗志。与北大人悠闲甚至显懒散的脚步不同,清华人更象一张拉满的弓,他们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坚定,表情更肃穆.在清华里,你会最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称为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的精神领袖。几乎在每一个需要学生们挺身而出的历史时刻,各高校都会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们打算怎么办?

清华则显得默默无闻得多。明确的纪律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清华人一种“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品质。即使在最躁动的日子里,仍有不少清华学生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自习上到熄灯,然后上床倒头便睡。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游离于焦点之外的人,至少会成为同伴嘲笑的对象。以北大传统中著名的宽容,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清华人更接近一个自我中心者,在学生时代社会参与意识相对淡漠。不用督导,他们知道目前他们应该多读书而少去分心劳神。他们更象一些苦修者,他们清楚他们还缺乏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将来的一飞冲天积蓄力量。这种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们变成一些“怪人”,可谁若是因此而轻视或嘲笑他们将大错特错。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这群学理工的人,后来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和行政管,并且有望升迁到更高的决策层。而北大人,则在短暂地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终了一生.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吗?不是。是过早的爆发使他们在走到青春的顶点之前就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而他们却往往更愿意将其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偏见.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来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们更醉心于体味某种轻愁薄怨的情调,然后纵情于诗酒之间。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他们从来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选择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全力一搏。读书时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入世精神。设想若他们象北大人一样,在读书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那么他们未来的身影则很有可能与潦倒的教书匠或卑微的科员形象重合。那时,他们可能会在酒后大骂清华害人不浅。而北大人虽以这种普遍不得志的处境,却对自己的母校无怨无悔,甚至以其为终生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归宿,北大实在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北大这种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诉她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人!你要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也许注定了你苦难的命运,但你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你是众生的俯瞰者,虽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于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群体合作的精神。读书时,他们常常以这种精神在体育馆对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会后,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互相提携,一荣共荣。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象雅典,而清华则象斯巴达。我常想,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以上不过是一种不太恰当的比喻。

北大的历史比清华的更长些,但北大人从来没有学会经纶世务,从来没有养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作比,则北大是青年,清华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锐中往往会有盲动和偏执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忧;中年人的务实往往会流于刻板,有只顾眼前而陷入僵化之虑。只有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的结合,才更接近于完善。

当北大人徘徊于月下未名湖的时候,当清华人鼓着腮帮子奔向球场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中国人的两副面孔:追求娴静的心灵和追求刻苦的劳作。这两种特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甚至未来,以致我愿意把这两者互容共存的关系用孔子的一句话来作比喻:“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在于:西方人在精神上都已太理性太科学化了,以致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走进了死胡同的困惑。所以北大源于中国传统的这种风范和魅力,也许要在将来,人们才能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她曾经首倡的一些最明确无误的精神和教义。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溶入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很多已渐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只有在象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清华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没有沉甸甸的过去,所以他无忧无虑地轻装上阵。他所爆发出来的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

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


北大人的自由与清华人的自由
作者: 徐晋如

北大与清华是对于近八十年中国历史造成最大影响的两所学校,这八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总是与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还很少有几个大学像这两所学校那样,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学人一直就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清华则向历史贡献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精英,如潘光旦、梁实秋、钱钟书。两所学校很显然地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教育界即流行“北大大、清华清”的谚语,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了纯工科的院校,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清华已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高校,但一个北大人与一个清华人站在一起,人们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区别他们。因此,很难说是学科的分歧造成人的气质的迥异,北大和清华各自的传统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起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北大人与清华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激进的,后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鲁迅,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批判旧文化不遗余力,彻底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左翼思潮导夫先路。而清华却在二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这种激进与保守分野,不但在传统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依然泾渭分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大,中文系94级女生马楠视之为仇雠,对美国横加指责,不留一点情面;而三年后布什总统访问清华,清华学生提问的问题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历次学生运动,均由北大挑头,北大所走过的一百年,其政治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机构的意义。今天被北大人公认为一代完人,具有“圣贤气象”(冯友兰语)的老校长蔡元培,就曾经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清末亲身参与过那场民族革命,由此看来,说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传统的最激进的一所大学,一点也不夸张。

激进的北大人从来都自觉地跟政府唱对台戏。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来,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仪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愤青,至于其不断叛逆的历程以外是否还在坚持着什么,就真是天晓得了。正因为北大人的激进常常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信仰,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外国元首下不来台的“反美姑娘”马楠就可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毕业以后,她也真的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保守的清华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要比北大人真诚许多。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闻一多发表评论,指责张、杨,以为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容侵犯,一般只读过《别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够想像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也曾经坚决拥护国民党的领导?

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不久以前,武汉的一位高三学生妄图通过一篇小说获得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作为北大人的孔庆东教授就对其寄寓了无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华人在入学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规则的道理。社会舆论一般认为清华人较北大人更有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这其实是因为清华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规则。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成了一所纯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长期作用来看,院系调整并没有对清华的教育传统产生根本冲击。今天北大人的激进与清华人的保守其实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激进与保守一样,都是各自固有传统的对峙。如果说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立起来的,那么清华的传统其奠基人就是梅贻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学德国的,他所聘请的教员不少则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清华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派。北大人的激进和清华人的保守的分别,其实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别,就是北大人和清华人自由观的分别。

北大人和清华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观念。几乎每一个北大人都以为自己至少应当做国务院总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自由意味着能够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参政、议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动着数量可观职业革命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直到今天,从未断绝。他们在北大总是能够找到知音,总是会有北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床铺,甚且供给他午餐。而在清华人的眼中,自由却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谓的公意的束缚的权利。对于政治,清华人远没有北大人那样热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谨慎地区划过两种自由的传统,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传统,另一种则是法、德的自由传统。这与教育研究学者把现今大学教育区分为英美学派和大陆学派遥相呼应。清华始建于1911年,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故其传统是纯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否认任何先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强调注重经验,因此对于社会变革的进程一般而言是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国家主义,就是清华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说,这种传统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对于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华人不会狂妄到要去建构天才的社会制度,而忽视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然创造。胡适在指导《现代评论》,提倡社会改良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自清华园的稿子,只此即可见清华人的稳健立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传统、所接受的自由观依然是认同于清华人的。这是因为他是1910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与早期清华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从老校长蔡元培那里,也从其他留日教员那里全面接受了德国人的自由观。如果说清华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样与公共惯例保持一致,那么北大人则像德国人那样以独特性自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以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觉创设的社会秩序遭到他们严重的蔑视。孔庆东对于高考制度的质疑,正是根源于这种对于理性绝对推崇的思潮。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中绝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产物。你又如何能够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时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显然,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力图摆脱外在权威的自由观最终一定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最终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狂热的叫嚣、煽情的鼓动时常能够获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为此,在北大做一个真正的异端要比在清华承受更多的白眼。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严格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进,主动认同与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华人,却孤独地行走在另一条自由的道路上。一个令人难以为情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处在北大人自由观的影响下,清华人的自由始终没有在知识界以外的人群当中获得共鸣。1994年,一位北大学生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他写下了在北大学生间广为流传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然而,他根本错了。一种蔑视秩序的自由观不可能导致清泉的喷涌,倒是会搅起一滩浑水。钱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


心清气华做学问
作者: 张晓楠

在这篇短文的开头,我很想感谢《求学》杂志对我的信任,专门为我开“晓楠看大学”这样一个栏目,让我自由无拘地发表这些极为个人的,甚至可能偏颇的看法。而且我这个人,虽然本性懒散,也仍然想尽一个师姐的责任,让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看到大学在僵硬的建筑与数据之外的一些生动的性格与风貌。因为在我,大学不是专业、师资、条件任何一个方面可以概括的,我更愿意把大学看作一种精神与生命,这是我最想传达给你们的一点。我总觉得,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你们随处可以收集到关于大学的资料,所以我想出些新意,向你们介绍一些你们本来并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我猜你们可能不是很适应阅读这样的文字,所以《求学》登过我第一篇文章之后,我时常忐忑不安,怕编辑们会收集到这样或者那样对于我的意见与否定,然而结果似乎并没有那么坏,很多同学给我了宽容与鼓励,也真诚地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勇气去继续这样一种轻松而宽泛的风格。另外我也看到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会参考它们,尝试着写出更加符合你们的需要的文章。

比较客观地说,我在很多地方都与中学生交流过,所以我对于你们的困惑与软肋可能比你们自己更清楚。借这样的一个栏目,我期望不仅传达给你们我的关于大学的理念,也很想谈及人生、责任这样一些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我自己也只是在2005年温暖的5月刚刚成年,但是我走的路无疑是比你们多的,所以我的话也是值得一听的吧。我在一篇关于北大的文章里面已经说过,很希望你们的视野能够更广阔一些,从而时时反省自己的生活与学习,快快地成长并且充实起来,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等待着新生的脊梁。

那么这次,我们的主角是清华大学。当北大与清华这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的时候,我彷佛瞬间被置于两座高山之前而不能不止步仰望。每一个《求学》的读者,相信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中国读书的我们,尽管面临的是每个省数万考生顶多只有百来人能够录取到北大清华的事实,心中却仍然存着对于它们的不可磨灭亦不可逾越的梦想,于是拼着十年的青春也要迈入它们高高的门槛。我自然不是例外,在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感到,自己十年来惴惴不安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并且,一直以来,北大离我更近一些——一方面由于自己对于文科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我又始终不能克服严重的偏科,所以我是不想也不敢正视清华的。然而现在真正来到了北大,对于这两所学校我又有了些更加生动直接的感受。

北大与清华的区别是再鲜明不过的,谈到北大的时候,我们想起来的是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陈独秀、钱玄同、辜鸿铭、冯友兰,而谈到清华的时候,恐怕就是叶企孙、钱三强、钱伟长、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华罗庚,这两个学校似乎是一文一理的,尽管这些年北大和清华都在规划建立综合性大学,这个区别在短时间内怕是没法改的吧。这里不可避免要牵扯到关于报考志愿的问题,我这样建议大家,理科生如果有志于继续学习基础科目,报考北大是不错的原则,因为北大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这些基础科目在国内拥有最雄厚的实力,如果希望学习机械电子自动化这一类的工科课程,那就最好报考清华了。

学科上的区别直接造成了北大与清华迥异的风格。北大追求自由,清华讲求法度;北大营造浪漫,而清华尊崇现实;北大欣赏叛逆,而清华遵守规矩;北大像一个潇洒而不羁的诗人,而清华则像一个儒雅而严谨的学者。所有这些,我们在北大与清华的学生身上能看到最生动的体现。在北大,学生社团多达一百八十多家,并且这个数目每年都在增长,几个同学,倘若有着共同的兴趣,就可以申请成立一个社团,为自己创造一个发挥才能并结交朋友的平台,然后在清华,学生社团与相关的活动少得多,只有学生会与团委能够撑起门面,然而你知道,在北大,很多人是不愿意加入这两个比较官方的机构的。在北大,我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同学,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乃至服饰打扮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是北大人宣告自我个性的方式之一,然而在清华,朴素与同一大行其道。在北大,每个同学在学习之外通常都会花时间参加很多活动,然而在清华,这样的时间可能会少很多。我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褒贬,毕竟两个学校的风格就是如此,然而我可能不自觉地更加倾心于北大,相信读者们会理解这一点的吧。

一直以来,北大与清华的学生是有着相互“鄙夷”的传统的,隔着一条马路的两所学校,似乎总是不能和和气气地毗邻而居。北大的学生通常简称清华为“五道口男子职业培训中心”(五道口在清华东门外),并且自豪地宣称从来不会因为男女比例不协调而造成种种问题,而清华的学生总觉得他们的邻居做学问不够踏实,总有一天会摔跟头,而且反复强调在排名上清华是一直压着北大的。然而这种争辩是有趣的,不带有丝毫的敌意,两个学校之间经常会有联谊,北大与清华的学生走在一起的时候,也总会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或许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在里面吧。

然而北大与清华的校园是一样美的,我个人虽然不喜欢东门附近的清华的金属式的建筑,但是仍然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去游览清华园,因为它集中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精华。北大与清华的前身都是中国皇家园林,并且北大与清华的风格都是由第一任规划者,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Murphy)确立的,只是北大因着他而浸润着中国式的古雅,而清华则是别样的西方的严谨。从北大的东门出来,沿圆明园东路走三四百米就是清华的西门了,我在心情不悦的时候,经常会沿着这条路走到清华去,清华因为大而沉静,实在是一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我推荐大家从西门开始游清华,因为这是清华最安静的一个门。

从西门进入清华,走过很短的一段路就是清华园最初的样貌所在——水木清华。所谓“水木清华”,其实是清华大礼堂西边一个幽静的池塘,然而因着“清华”这个名字并且依着古典的工字厅,它成了清华的精髓。晋人谢琨诗云:“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这便是“清华”一词的渊源,所以从这首诗里就可以大约看出水木清华的风貌了。水木清华虽然小,却给人空间上的开阔感,我猜想当初它的建造者一定是在中国的山水画方面造诣颇深的。山水画讲究意境深远,咫尺之间有千里之意,最典型的表现方法就是山水相依,山孕育水,水延长山。水木清华便是这样,虽然是一个小池塘,然而面对着一座连绵的小丘,小丘的一角洒出宽而缓的瀑布,流成了水木。水木清华依着的亭子便是工字厅的后厦,亭子上悬着这样的对联:“外风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洵间是仙居。”我游清华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走到这里来,作为景,水木清华是清净而开阔的,并且我总觉得其中有一种优雅闲适的精神,这种精神能让我忘记自己正在游览肃穆而严谨的清华大学。清华的气质是严谨的,奇怪的是偏有这样一个池塘在这里调和着气氛,使清华温柔起来。所以我想,每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一定不是单一的,在清华,文质与理性这样两种气质糅合起来使得我一时间竟迷失在这水木清华了。

清华总体上的风格是西方式的古典的,这种风格在它的大礼堂上面有着最深刻的体现。那么我们再往东走一点,去看看这个建筑吧。所谓西方的风格,必然有大大的草坪与长长的轴线,在草坪那端,便坐落着巍峨的大礼堂。草坪使得我们的视野极其开阔,为大讲堂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气氛,加上泛着古绿的铜顶,敦实的红砖墙身,汉白玉的高高的门柱,确实造就了一个完美的建筑。然而或许是我愚钝,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我竟不是特别喜爱这讲堂。大大的草坪给了我一种不可克服的距离感,从而使得这完美的建筑显得有些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圣殿,不可接近。我理想中的建筑是平和的,它不仅本身是平和的,而且能给人平和的享受。而当我看到这讲堂的时候,绿色的草坪,红色的建筑与蓝色的天空,给予我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总是很快地逃离。估计我这样的人,可能也是很难去西方继续深造的吧,因为我总不能脱离东方传统的审美观呢。

我会接着往南走,到了清华贯穿东西的主干道,就会看到清华园的标志建筑,白色三拱的清华的二校门,它是清华建校之初的主校门,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二校门是我比较喜欢的建筑,洁白并且挺拔,有一种坚实谦逊的美,我想这大概也是清华的精神所在吧。这样的一个门,并没有被神化,反而作为一种精神被永恒地保存,以至于任何一个经过它的人都会被打动并向往着它的朴实。我在看着清华的二校门的时候,心底不能不萌发出对于这个古老的校园的敬意。好的建筑,内中是有着某种灵魂的,所以久看不厌。站在清华的二校门前面,你只要轻触它洁白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微凉沁入心底,刹那好像就能看到它的历史,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了又走,然而他们对于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却沉淀在这石做的图腾上,凝固了,一百年只似一瞬。

清华的建筑,据说是多种风格组合的结果,由西往东可明显地分为“灰区”(中国古典园区)、“红区”(西方古典建筑区)、“黄区”(仿苏建筑区)、“白区”(新科技教学区),限于篇幅,我只介绍我最喜欢的水木清华与二校门,而它们恰好也分别代表了东方与西方风格。以后介绍学校的时候,我仍然会涉及到它的建筑,毕竟,建筑是校园的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校园的风格正是它的历史的外显。

在清华里面走着的时候,我时时会感觉到一种知识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源于行色匆匆的学生,也源于这个严肃的校园,最后凝聚成为一种传统与力量,而这种气质催生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为我们的国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清华,我总觉得时间在飞逝一般,觉得自己必须快步跟上去才能不辜负这宝贵的生命。而在北大,这种气氛是及其少见的,我们在不断推翻现有的束缚,以最舒服的方式度过我们的大学,也许没有人能评说出这两种求学方式的好坏出来吧。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中央台的一个教育节目,采访了几个清华的女生,每一个都特别朴素,当主持人问到她们平时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全都是说上课,自习。这自然与清华课业比较重是有关系的,然而我看到的更多是她们的一种求学的精神,为着一个目标便毫不懈怠地昼夜努力,而我自己可能是无法适应这种生活的,所以我不能不生出敬佩与感叹。

我这个人,本来是相信佛理中所谓“不执著”的,因为这世间的真理本来就存与每个人心中,很多事情是无所谓对,无所谓错的,而我们偏喜欢执著地画蛇添足,这正是争论与战争的源头。这样一种不执著的态度,让生命成为一种自然流畅的美。清华给我的感觉确实是某种执著,或许执著于真理,或许执著于学习,然而这种执著却让我敬佩。毕竟人活在这世上,不执著的清冷的哲学只能是我们给自己找的一条退路,一种解释,却并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我们必然会有所执著,那么,又为何不执著于学问呢?或许每一种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并且学习的吧。

到这里我仍然无法回避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可能这个话题并不是你们所关心的,然而我想,既然写这个栏目,我就一定要对你们负责,让你们不仅仅看到光彩的进步的大学,也看到我们的大学需要改进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除了你们之外没有人可以改进。清华与北大,我始终觉得这两所大学代表着两种求学的态度与两种对于知识的关注。这两种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并延续的,然而我们却不可避免地看到一种的式微与另一种的繁荣。我们看到,历史、中文这些专业很久以来因为招不够人而只能依靠调剂的生源,这些专业冷门确实是因为它们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然而更加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抱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因此基础科学,尤其是文科,由于不能在社会的进步中起到即时的明显的作用而被我们抛弃,并且我们也很难再静下心来去研究学问了。就算是在高中,我们那时文理分科,十二个班里竟只分出了两个文科班,并且学校对于文科班的重视完全比不上对理科班。有一次我在北大的论坛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现在文科的基础科学似乎颇有些落寞了”,便被“落寞”这个词打动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原是极其重视文化的,我们显然不可能贬低科学的力量,然而,我们自己的传统的“落寞”,毕竟是值得悲哀的。

关于清华,我总记得有一天,偶然在清华漫步,累了,坐在一条凳子上,四周围了一圈笔直而颀长的树,不偏不斜地执著地伸向天空,似乎无所祈求,树中间是不大不小的空地,我彷佛来到了一个喜欢的森林,于是坐在那里不想起来。天色渐暗,周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风簌簌吹过,很舒服,清华,恐怕本质上不是关于任何物理、化学或者机械的科学,虽然它表面是严格的,规矩的,我想它应该是一个温情的,人性的大学。我忽而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据说这是他在近春园所做,或许我所在的地方正在那附近呢。然而天究竟黑了,我又是一个怕黑的人,于是不得不离开。以后心中总惦记着那个隐匿的园子,每次到清华必然费心寻找,只是它似乎凭空消失了,再也寻不见。但是我心中的清华,在那之后,就定格成为那个园子了,隐秘而厚重,任何人不能看到它的底,那么,我的这篇文也应该有个结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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