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育產業化”已在各地官員的口中喊得震天響，一些地方也已搞得如火如荼。然而，教育部部長周濟1月6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提出教育要產業化。他認為該問題作為學術研討是可以的，但是各級政府制定教育和經濟政策應避免用教育產業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產業化的思想來指導教育發展，更不能把發展教育作為政府創收、擺脫財政困難的手段。（《中國青年報》1月7日）

　 原來如此！那麼，轟轟烈烈的教育產業化，是什麼力量喊起來、搞起來的？細究起來，“教育產業化”氣泡之所以越吹越大，一些經濟學家和地方政府官員，甚至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功不可沒”。

　 一份資料顯示，對於教育產業化，經濟學家的觀點相對統一，他們多從專業角度出發，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者非官方論壇上對教育產業化或部分產業化表示謹慎的贊同，認為我國教育投入遠遠不夠，將“產業化”引入教育領域，不僅可以擺脫教育經費捉襟見肘的窘境，而且能夠開拓教育發展的新領域，這也是“與國際接軌”。

　 經濟學家“教育應當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的言論一出，民間對此爭論不休，一直未達成共識。但這並不妨礙教育產業化的“浪潮”。經濟學家的觀點形成一邊倒的強有力聲勢，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及學校領導便前衛得可以，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教育從此可以成為賺錢機器，成天也在大小會議上高呼“做大教育產業蛋糕”，恨不得立即把“教育產業化”列入地方人大或政府文件中。據說某些地方官員還曾產生對高中階段教育不僅要“斷奶”，而且要讓學校創收，上交財政的想法。這其實是在推卸政府本來應負擔的投資教育的責任。

　 這也難怪。據了解，在“政府從未提出教育要產業化”的消息披露之前，教育部雖沒有一份正式文件肯定教育產業化，但好像也沒有發表過明確否定教育產業化做法的言論，顯得多少有點無所作為。這也讓那些追求教育投資利潤最大化的地方領導和學校有了口實。故而，“教育產業化”給人的感覺是已成為基本國策。在教育產業化思潮促使許多地方不顧實際爭相大規模圈地修建大學城的今天，在教育產業化已成為學校亂收費的擋箭牌的今天，“教育產業化從未成為政策”的明確表態來得未免遲了些。

　 在我看來，這種表態之所以會姍姍來遲，可能是由於一些地方在實踐中偏離了教育部門或者說經濟學家當初構想的正確方向，把教育產業化等同於教育商業化了。我注意到，每當這類情況發生時，有關部門的本能反應往往就是出面澄清“從來沒有”。

　 那麼，教育部門或者說經濟學家們當初構想的教育產業化的正確方向在哪裡？到目前為止好像仍沒有明確的定義。不過，我們可以看看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學在教育產業化上曾進行的成功嘗試。幾十年前，美國斯坦福大學開闢了學校工業園，使教學活動、科研成果與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彼此推進，最終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開發區，這就是“硅谷”。之後，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和英國的劍橋大學等，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開闢了一些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的研究項目，如新型材料的運用、製造業的技術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發展、生物化學的廣泛應用等。

　 這至少說明，國際名校在推行教育產業化的進程中，絕沒有動搖學校傳播知識、追求學問的神聖地位，更不是構築其商業地位。而我們許多地方、許多學校的教育產業化似乎恰恰相反，幾乎已將產業化等同於“商業化”。而教育具有的公共屬性和公益性，才應當是教育的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