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生不僅是中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社會和管理科學的學術骨幹力量，而且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中國研究生數量最近6年增加4.7倍。在這樣的發展時期，從五十年代沿用下來的研究生體制也許急需改革，對研究生教育質量應該有所保證，有維護學生利益的措施和文化，對大量研究生不久畢業將進入工作市場有準備。

　　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從數量上來說，最近幾年要用迅猛發展來形容：1998年全國招收7萬研究生，2001年翻一番到16萬，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達到33萬研究生。讓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這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

　　中國近年強調提高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在中國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自然也意識到, 和國際比較起來，研究生教育是中國特別弱的一項。這大概也是中國要增加數量的一個（但不一定是全部）原因。從目前的趨勢來看，中國在研究生數量趕上和超過世界其它國家是很快的事情，這本身是中國能力的一個表現。不過研究生的質量要跟上，卻需要更多的努力。不然的話，很容易出現多方面的問題，也難以趕上國際上先進大學。我自己約二十年前在中國念過兩年研究生，迄今在美國參與研究生教育近十年，近年也在中國組織過研究生課程，即有過在中國做學生和老師的兩個角度、也有過在美國做學生和老師的經歷、對中美兩個體系也有些觀測，好像可以討論自己的看法。

　　五十年前另時性的研究生教育體制是否有改革餘地

　　從1935年到1949年，中國共有200多研究生，產生於很少幾個學校。1950年到1965年，中國共2萬多研究生，而且招生年代不確定。招生也不是大張旗鼓、也沒有一定考場。(我聽說父親考研究生時，是上海的學校郵寄試題，讓他在江西的工作單位考。) 66年到77年有工農兵大學生，但沒有研究生。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而且常規化，第一次6萬多人報考、招收約1萬人。78年到99年二十多年，中國共有77萬研究生。照2003年的趨勢，今明兩年招生將要接近過去二十年招生數，一年研究生數量也高於文革後第一年(77年)大學生的數量。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雖然現在數量大大多於五、六十年代，研究生教育體制和五十年前的基本一樣。如果這個體制對中國是最佳的，那麼沿用下來是很合理和自然的。不過我相信，如果讓五十年代的研究生老師現在來發言，他們也不會說這個體制是最佳的。五十年前的研究生教育，老師幾乎都是二十到四十年代留學海外後回國的。他們當然知道正常研究生教學體制，不過五十年代的他們常常處於接受各種再教育的地位，基本不能主導當時的教育體制。何況那時連哪年能招研究生都不確定，所以他們也難於設立研究生教育的常規，這樣的體制可以說是另時設立的，從一開始就不完善。

　　78年以後，一批老的老師們還急需時間在有生之年在科學研究上做出自己的貢獻，可能沒有來得及花時間和精力改革以前留下的、本來是另時性的研究生教育體系。而且，中國的行政體繫到78年已經很膨大，老專家學者大概還是不能主導中國研究生教育體系。主導研究生體系的很可能是教育部的行政人員，而當時這樣的人不僅自己沒有經過研究生教育，多數可能是看都沒有看過研究生教育。所以，一個沒有健全的體系就一直沿用下來了。

　　這個體系沒有顧及研究生教育特點，模仿五十年代大學生教育體系。研究生入學，還採用全國計劃人數，全國統一考試，所有學生只能報考一個學校（幾乎是只能報考一個老師），甚至不分專業、全國性規定具體一些考試科目（如政治）和分數。這樣的入學要求體現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現代研究生有創新精神不僅有矛盾、而且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研究生在中國自然科學、技術、社會科學等領域都是重要的骨幹力量，對他們的入學要求，會影響他們入學後的行為。如果簡單地以考試來回答老師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這樣選擇學生的標準就有問題，違背要求學生有新發現、創造新的知識、給社會帶來新思想、新產物。入學標準應該放手讓各機構自己根據各個專業的標準來用多個方式衡量，而不由教育部統一。

　　教育部有關研究生的部門在管理方法上，在應該給各機構靈活性的方面很僵硬，而在應該有教育部制訂規章條例的方面、卻沒有盡到自己的力量來完善制度。教育部可以審核各機構學位委員會的水平和檢查產出研究生質量，決定是否承認和允許該機構某專業招收研究生資格。但是不需要越位微觀控制各機構招生人數、入學具體要求、學習具體內容。迄今，除了很少機構（如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以外，研究生入學以後普遍還是不能轉老師、不能換專業。教育部要求所有研究生入學要考政治、入學後要學政治課，不過是五十年前政治掛帥時代留下的歷史遺蹟。到研究生時期，學生已經學過多遍內容重複的政治課。何況，作為成人的研究生對政治已經有自己看法，強迫他們花時間學習特定政治觀點，不僅浪費時間，而且對於那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學生，只能造成煩惱，對那些對一時政治觀點有不同看法的學生還會增加反抗心理，而不會對社會有良性影響。政治課老師習慣性要求學生重複依賴一時形勢的內容和常常不斷自我過時、和前後矛盾的答案，要求學生簡單服從老師要求，造成必須公開說謊的習慣，帶來一個誠信喪失的較大副作用。我相信，就是過去50年來，每一代執政黨領導們的子孫以後在下一代領導時期做學生上政治課，許多也不能認同所學的政治課標準答案。要求其他平民研究生繼續上政治課，也沒有積極意義。政治考試和政治課都應該取消。

　　保證研究生教育質量

　　研究生質量需要國家、各研究生教育機構、和老師來保證。

　　研究生數量大量增加後，如果國家科研經費沒有相應增加，有一批學生就可能陷入無米之炊的境地。不僅學生沒有得到適當的培訓，而且可能造成原來可以好好培養的人，不能得到好好的培養。所以，對於許多需要研究經費的學科，國家要麼不能隨便增加研究生數量，要麼就要相應增加那些學科的經費。如果國家不調節研究生數量，讓各機構自行調節，那麼國家就只要調節科研經費來間接調控研究生數量。

　　國家不能用研究生數量來評價學校，而不顧質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產出學生質量來宏觀檢查和調控研究生教育。對於質量不好的機構，教育部可以取消對其學位的承認。而各機構本身為了維持信譽，應該自己控制老師質量、取消一些老師招收研究生的資格。

　　國家評估學校時強調數量，造成目前不少學校粗製濫造。對於各機構來說，如果國家不算數量，它們也就有可能不繼續用培養研究生數量來評估老師。應該看重老師自己的學術水平、及其培養學生的質量，而不宜強調數量。在目前體系裡，對數量的要求常導致一些不合理的結果。有些老師分明知道自己沒有經費、或者沒有能力培養學生，還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有時根本不在這些老師那裡培養，而是到其它機構（甚至外地）、其他老師那裡培養，這樣的老師，應該杜絕。這樣的招生不過是給老師湊面子和數字，讓老師以後可以用這些數字來晉升，而不顧學生利益。

　　各個培養研究生機構應該在研究生錄取以後，有規則使他們可以繼續選擇和轉換老師。這樣，老師錄取學生後不能覺得是一勞永逸，將使老師有了錄取後還要競爭學生的壓力。

　　各個機構最了解老師情況。應該有對本機構學生提供諮詢的委員會，有學生代表參與旁聽。對入學後的學生，定期諮詢。對於年輕、膽小的學生，如果發現其老師不花時間和學生討論學術、對學生不太負責任，可以勸學生轉老師。

　　為了監督畢業研究生的質量，減少同機構的老師互相不檢查質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要求研究生指導委員會和畢業答辯委員會有外單位成員。對於自然科學來說，研究生必須有論文在非本單位主編的雜誌上發表論文，如果這樣一個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不應該獲得學位。其它學科也可以有不同的、但是基本的要求。

　　目前中國每個研究生老師帶研究生的平均數量，大概已經是世界第一。一個老師能帶多數學生，當然和老師本身、學科、學生基礎都有關係。但是在老師數量和質量增加不多時，盲目增加招生數量，難以避免對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影響。

　　維護學生利益

　　維護學生利益有體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問題。

　　教育部應該改變目前主要考慮教育部自己方便、兼顧學校利益和老師利益，而對學生利益不夠重視的現狀。比如，規定學生只能報考一個學校（一個老師），這樣的方式主要是考慮教育部方便、學校和老師利益，而不是學生利益。讓學生選擇多個學校，學校要競爭學生，可以調動學校和老師的積極性，而不只是讓學生單方面競爭老師和學校。教育部可以說多個學校錄取在操作上麻煩。49年以前中國大學入學就可以多個學校錄取，雖然麻煩，但是本來就可以做的。而現在互聯網在中國學校和科研機構普及了，操作起來，多個學校錄取也不麻煩。

　　對研究生老師的“導師”稱呼，是傳統文化惡習的再版。老師和學生真有這麼大的鴻溝、老師可以居高臨下“導”學生的情況實際很少。“導師”一詞是對老師過度拔高、給研究生予不切實際的期望、甚至造成不合適的心理崇拜。不僅應該鼓勵學生在學術上活躍、不要對老師唯唯諾諾，而且應該鼓勵和造就學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過老師。在研究生期間如果學生在學術所有方面都不能超過老師，這樣老師下面整個課題組質量都不容易提高，有不同學生在不同方面超過老師，才有利於形成一個生氣勃勃的學術隊伍。

　　對研究生稱老師為“老闆”的現代說法，在我看來也是一個毒害。這個說法，在中文裡面至少有兩種意思：上司和雇主，還帶些商業味道。中文意義的“老闆”從來不是西方學術界通行的說法，而是海外華裔創造出來的。在通常國際學術界，有自知之明的人即使認為自己是學生的上司(boss)也不好意思隨口說，也少有以雇主自居的研究生老師，自以為是商業性質的老闆更少見。海外華裔用“老闆”這個詞被擴展到國內，不僅有品味問題、而且容易造成不良影響。從老師來說，海內外的華裔裡面好像以“老闆”、而不是以良師益友的態度來對待學生人要多見一些。以“老闆”自居的老師容易以學生為工具、而放鬆自己培養學生成為獨立專業人士的責任。學生如果認為老師是“老闆”，容易把自己的訓練和工作作為是給老師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學界，這樣的被動心態，會使學生難以成為有創造性的科學家，而且可能對學術喪失興趣。老闆的觀念（不僅用詞）在華裔裡面比較普遍。以致有些學生（和有些老師）都認為學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揮、受人剝削。這樣老師好像不是和學生討論研究和結果，而是簡單地老師出題目、“收穫”學生的結果。有些老師甚至壓學生出的結果要和自己預期的一致。這種“老闆”態度，是學術健康的大敵。

　　我認為，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應該是：學生“和”老師工作，而不是“為”老師工作。一般學生在前期需要多從老師那裡得到一些輔導，但這並不是雇用。學生是為自己工作。如果學生沒有興趣、或者沒有某種特定學科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不做研究生，尋找其它更有興趣、或自己能力更合適的行業。

　　我同時認為，如果老師發現某個學生不合適在自己研究組工作，應該直接說明，使學生準備離開。如果老師確實覺得某個學生不合適做這一行當，中肯地告訴學生自己的意見，也是為學生長遠利益作想，使他較早去尋找自己能力適合的行業。一個不合適做學術的人，獲得一個不合格的博士，以後被困在自己沒有足夠能力的學術界，對學生一生不好，對社會也不利。可惜每年中國還是有這樣的博士產生，這和老師不率直、培養機構不完全負責任也有關係。

　　有些老師對學生發脾氣，甚至對學生人格不夠尊重。在中國，對於嚴重的辱罵、過分的懲罰情況，學生不僅沒有地方申述，中國文化裡面還有不少人會對學生說這樣嚴格是對學生好。在我看來，這樣的說法是顛倒黑白。老師和研究生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在學術上，初期老師多起培養作用也不賦予老師資格來貶低學生人格。老師和學生實在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可以脫離師生關係，但是也不能蔑視學生人格，使學生對自己的生活喪失信心。學生如果真不滿老師，制度應該允許學生換老師，只要有其他老師願意接受。如果是學生的問題，沒有其他老師接受，學生也可以退學。

　　要做研究生的老師，經常和學生討論學術是對老師的一個基本要求。一個“忙”得不能和學生交流的老師，就不應該繼續帶研究生。80年代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學家J. Goldstein，他參與美國生物醫學界很多重要決策，也常常外出訪問。可是他一直保持和實驗室一線接觸，他到中國短暫訪問幾天時到過不同城市，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實驗室把結果傳真到他下榻的旅館讓他讀。這樣舉例，一方面是告訴中國對學術還感興趣的老師:如果帶學生就應該有交流;一方面也是讓國內學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師還帶學生、對學術還感興趣，那麼實際上他不可能有什麼東西比學生的一線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時間和學生討論，那麼這樣的老師不過是和演員一般在扮演老師和學者。我這幾年到中國比較多，每當一些研究生和我討論學術問題以後，有些學生的感謝態度使我覺得慚愧：學生和年紀大一些的人討論學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學校有些老師和學生交流很不多，才會導致學生覺得能得到討論學術的機會是特別的事情。

　　老師有責任對學生言傳身教，鼓勵學生和同學、同行平等相處，互相協助、積極互動。在利益分配時，讓學生知道一時不能做到絕對公平可以靠以後來解決。目前中國學術界是世界上最難合作的之一。許多人在合作開始時很熱心，一出現哪怕是比較小的利益時，很快出現矛盾。這樣的風氣，要靠幾代老師自己做好，讓學生多有先例可學，為學生長久健康發展提供基礎。

　　中國老師裡面還有一些雖然不多、但很久、而被中國文化允許的問題，實際要杜絕。老師和學生是工作關係。而中國還有傳統學徒習慣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有些老師（可能是很老的老師、也可能不那麼老）讓學生給自己私人做事，包括上街買菜。還有師生戀的問題，不僅因為老師對學生有一定權力對學生方不公平，而且可能影響其他學生和老師的關係、課題組人員的關係，中國可以引進國際經驗，規定發生戀愛關係的要脫離師生關係，以保護當事學生和其他學生的直接和潛在利益。

　　畢業生工作市場在哪裡

　　曾幾何時，中國將大學生稱為“天之驕子”。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一次有570萬人爭相考試，為了成為當年27萬大學生之一。多少年來，大學生畢業不用愁工作。過去20多年，中國高等教育穩步發展，到1998年大學生招生人數是108萬。最近，不僅大學生招收突然進入新的發展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數劇增。

　　這樣迅猛的發展將明顯帶來這些人就業問題。美國一般每年2萬多博士畢業，中國2000年開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數超過美國。中國一部分博士生是碩士後開始只要3年就可以畢業，即使以5年畢業來計算，中國從2005年開始每年將有數量多於美國的博士畢業。他們的工作市場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美國研究生和美國華裔研究生畢業後工作情況。1999年，美國有近56萬工作年齡的各種博士學位獲得者（包括自然科學、工程、計算機、社會科學等），其中91％全時工作，7％部分時間工作，1%失業。全時工作的近43%在大學，3.5%在其它教育機構里，34%在私人企業，5.5％自我雇用，5%在非盈利性機構（包括研究機構），9%在政府機構。另外一個統計是華裔在美國的工作情況。1997年所有有博士學位的華裔（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獲得學位），36％在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51％在企業。

　　沒有看到中國目前研究生就業情況統計。我們如果這樣推測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工作前景大概也不會錯：中國的博士以後有一半（或更多）會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國大學以目前情況，到2005年後有沒有容納這麼多博士的職位，教育部應該可以計算的出來。比較難以解決的是，因為在大學、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當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給他們就不僅僅是工作、還需要有研究經費。如果經費不足，他們專業能力不能發揮、會出現對工作和環境的不滿，而且國家對他們的培養不能有效回收。所以需要中國考慮整體對教育和科學投入相應增加，才能使研究生畢業後能起到推動中國發展的作用，而不是造成社會壓力。

　　和應用相關性比較大的領域畢業的研究生，進入企業、對經濟發展大概會有相當影響。但是中國如果有大批研究生進入國家機關，一時好像是解決工作問題，長期以往，對國家機關改革卻會是產生更多問題，積累到以後還是要讓他們或者其他人離開國家機關才能解決。中國畢業的研究生，自然還會有一批出國。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國不難，是因為國外研究生的工作市場比中國大。但是，那是在中國本身培養研究生人數有限的時代。等到中國畢業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過世界其它國家，到2009年大量超過其它國家時，出國工作是否能解決就業情況，是一個新問題。

　　研究生進入以後，即會提高一些行業的訓練水平，也會帶來對一些行業的壓力。比如，研究生畢業後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市場，大學生就業壓力自然增加。

　　我對就業很不懂，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和可以決策和影響就業的專家們能有良方，至少有考慮。特別從學生利益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不是老師和教育部門不應該有利益，不過是因為平時為教育部門和老師利益發言的人不少，而從學生利益角度說話的人不多而已。

　　2003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