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人力資源之雄厚莫過於中國，各類考場之規模莫過於中國。

　　有此巨大優勢，“考場腐敗”起來則轟轟烈烈，遠非其他國家可比。“考場腐敗超級大國”的名分，自然非我莫屬。

　　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在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考試管理已經到了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時候了。” 採取的一條新辦法是讓每個考生都簽訂“考試誠實守信協議書”。我看，這可不是教育部一家所能解決的問題，認為“簽協議”能解決問題，這想法也太簡單了。

　　當年廣東電白、湖南嘉樂等地高考作弊案發，我寫過一篇叫《高考作弊不算太醜》的文章，指出：考場腐敗的根子是官場腐敗，高考生其實是弱勢群體，如果說學生作弊是犯罪，那麼“主犯”和“教唆犯”就在成人世界，出在當代“英才”中間。

　　考場腐敗，是當紅強者強力推動下形成的“全民腐敗”現象之一，這和兩億文盲等“低素質人口”無關。一位記者朋友告訴我：某官員那個笨的遠近聞名的兒子考上了名牌大學，讓眾人大吃一驚，時間一長才揭開謎底，辦法原來很簡單，只是在安排考場時，把他兒子的前後左右都布置上槍手。當然，這需要“經濟力”優勢。“弱勢”們在這場“競爭”中斷無勝算，因此，當唯一一處可以憑“本事”競爭的路子斷掉後，他們心急火燎。

　　高考考場素被公眾看重，比其他考場“淪陷”的比較晚，但對它的“失守”本不該震驚。在所有涉及利害的事務上，力求改動、影響群體的規則而服務於特殊個體，已成為社會化的一項“鐵規則”。

　　長輩們那份勇為權錢行苟且事的德行，後輩學子早就“溶化在血液里”，關鍵時刻學着操練一把在情理之中。本應為“青年楷模”的“主流社會”，不以考場作弊和各種作弊為恥，官風、學風、校風、民風皆如此，怎能指望惶恐的後生以稚嫩的肩膀去承擔考場道義、社會道義呢？

　　官員作假作弊還可勝任要職，一個學生作假作弊卻連當個學生都不夠格。這樣的“雙重標準”標出一個民族的雙重性格——這種性格“有自殺傾向”。

　　考試是一種對人的測評活動，其結果關乎個人前途發展，關乎社會人才質量。考試制度、內容、方法及其效果，對人的培養、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起重大作用。有信度的考試是造福，“廣積善緣”；低信度的考試和考場腐敗，是作孽。

　　研究青年，看考場；總結教育成果，看考場；考察國民精神面貌道德水平，看考場；了解真實規則和導向，看考場——青年、教育、精神、機制，決定民族前途沒錯的！

　　透視考場，看到一個民族的未來。

　　十幾年前，我曾奉命對某職業資格考試“異地監考”。巡視中每當我進入考場時，嘩嘩啦啦的收書聲總要響一陣子，我不能做什麼。從知道大人們已墮落至此的那時起，我拒絕了所有能使我上升的考試——我的態度是不合作、不承認其合法性。但，對後輩，對別人，對身邊的作弊，我不能干預，因為這會毀掉自己而一無所益。忌憚於惡勢力，我無能為力。

　　官本位的社會，官的榜樣力量無窮。在目前情況下，能使考場腐敗有所收斂的最有效辦法，是像防非典那樣，“追究領導責任”。特別是對那些參加了“假考”和“考假”的幹部，像“掃黃”一樣地“嚴厲打擊”，必有奇效。

　　從各個方向、角度出發的研究，往往總是試圖避開體制癥結而言他，但現實卻無論如何都避不開、繞不過這個死結。徒勞地使用各種各樣的技術手段、方法之後，讓“法律”、“契約”等可保證誠信的形式也徹底失信之後，我們還是面臨多年前面臨的而今又加劇了的危機。

　　社會的評價系統無法公平有效地運行，公權的考核體系在人心中崩潰後，大家只能依靠各自的生活經驗判斷人才、判斷一切。

　　不管多麼不起眼的病毒、病菌都能在我們社會肌體上蔓延擴張，不受阻擊地進入要害部位，我們好像失去了免疫力——不能說是艾滋，但很像艾滋。

　　一些實話不能不說。一個民族可以靠自欺欺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聰明的中國人，弄到“國民素質低”，咋整的？那可是真不容易！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太多的聰明，我們只需要遵循起碼的常識，有一點萬不可少的真誠。

　　中國人面臨考試。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大難題：3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