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3】

第3单元　政法之星

1、储安平：正在复活

储安平（1909年－196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望族之家。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于1932年毕业。1933年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这一时期作品有《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此外还兼任桂林《力报》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又赴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于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继承《客观》周刊的风格，自任社长和主编，该杂志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OBSERVER（观察）——这三个词恰好代表着《观察》的基本立场。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公开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并表明刊物将采取“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这些就是刊物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到1948年底，共出版5卷113期。《观察》聚集了一大批五四以来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这些人认为：知识分子以言论报国，责无旁贷。文人有权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的措施，抨击时弊。该刊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大量知识份子读者群，销量从最初400份迅速飙升到10万份，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

《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储安平在《观察》上所写的政论时评，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自由权利和价值，及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观察》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影响极大。同时储安平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因言论过激，《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可以这样说：《观察》代表了储安平人生中第一个黄金时期。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改为半月刊，储安平仍为主编。然而，复刊后的《观察》，原来的自由主义的风格荡然无存，封面形式也面目全非。他为复刊后的《观察》写过三篇署名文章，已毫无昔日的思想锋芒。他在文章中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刊物的基调则由过去的以“暴露性、批判性”为主变成了以“积极性、鼓舞性”为主，侧重介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新人物、新气象，这和储安平原来的办报宗旨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1950年5月第14期后，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从此离开了自己倾尽心血创办的刊物。

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储安平敢于冒着杀头的风险向当局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复刊时，他却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诚的反思？抑或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做出的表态？无疑是值得后人玩味和思考的大课题。

储安平，这个中国最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从此锋芒收敛。当人们发出“储安平昔日的风格何在？”之类慨叹时，恰逢1957年中共号召鸣放，要求各界人士积极建言。6月1日，在统战部反复启发、循循善诱之下，储安平终于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内容包括：“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还把议论的矛头对准国家领导职位的安排：“1949年开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几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国务院副总理有12个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出来担任这样的职务？”接着又说：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现在我就要给老和尚提点意见”。他最后总结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此言既出，石破天惊，震动朝野。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这篇1200字的发言成了当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代表作’。人们惊喜地发现：昔日那个敢说、敢言的储安平又回来了。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他的发言。《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看来，储安平这篇发言代表着他人生中第二个黄金期。仅仅根据这篇发言，他必将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可是该文的发表，却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6月8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在众多揭发、批判者中有一位的发言不能不记录下来，供后人参阅。这位发言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晗。他厉声驳斥道：“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说共产党也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而且用心恶毒。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由于背后有人支持。”可是仅仅过了9年，这位积极发言的‘左派’吴晗先生竟然也跌落到被批判的地位，并且被投入监狱，折磨致死。悲夫！历史老人总是喜欢作弄那些‘左派’人士，让他们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让他们啼笑皆非、里外都不是人。

还有人揭发储安平，经常在报社里公开说：“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事情就在于揭露，至于分析和解决问题那是共产党的事。”其实这个话并没有错。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还认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但根据储安平那一天的发言，足以证明：他就是这样的知识阶级，当之无愧！

但是，重压之下，安敢不低头。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他说：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的言论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8月，储安平、徐铸成等人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横扫”对象。8月31日投湖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9月上旬神秘失踪，从此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对于储安平的失踪，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各有不同的说法：有出家说、自杀说、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版本。有位学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徐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1999年第2期），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滔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无论怎么死的，储安平终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时代所下的著名论断。

储安平死了？

“储安平正在复活”。饱经忧患、才气纵横的章诒和女士如是说。（引自“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作者：傅国涌）

 

【补白】

储安平语录：

1、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观察》被查封之前，说过这样的话：政府是可以更换的。自然，政府也更是可以反对的。

2、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

3、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

 

 

2、罗隆基：书生从政政灭书生

 

罗隆基(1896～1965年)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大右派，也是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之一。

其父罗念祖是清末秀才，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遵循孟子之言：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因此，只教“尖子生”，凡是顽劣、庸懒之辈，即使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江西省吉安开馆，反复挑选，只选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其一就是自己的儿子罗隆基，另外三人分别是：吉安人刘峙，后来当上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成就比较低一点的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

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有神童之誉。1913年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以清华大学辛酉级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前列，成为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的名额，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论家拉斯基的仰慕，又从美转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被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共，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宣布脱离国社党，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并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共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的黑名单。后经国民党起义将领杨虎、阎锦文的保护才得以脱险。

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来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对于这个安排，罗隆基的冤家对头章伯钧曾经说过一段非常客观的评语：

“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胡适就非常佩服他的本领，连沈钧儒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罗隆基就可获得答案。假如让他去外交部当个次长，有何不可？可偏偏让他去管木头。……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只要我们和英美尚未处于战争状态，叫他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是有利的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啊！”

章伯钧先生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十分到位。以罗隆基的才干和能力，本来可以担当大任，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即使屈居‘管木头’的地位，罗隆基也还是可以为新中国做一番贡献的吧？

谁料风云突变，毛泽东搞了一个所谓‘阳谋’三部曲。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步先号召、动员、鼓励各界人士大胆建言，并且信誓旦旦地允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无数知识分子轻信，以为中共真的要改弦更张、从此倾听民意、检讨错误、改进工作。第二步：各界人士纷纷建言，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中共的各级官员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硬着头皮地听，不反驳；最后也就是第三步则是：“收网”。当那些不久前还在仗义执言、慷慨陈词之士纷纷落马，被收入网中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误入了《水浒传》里高太尉那森严的‘白虎节堂’，醒悟过来刚欲回身时，才发现已被高府的众多家丁们包围了。到这时已是百口莫辩，成为新时期一个个的‘林冲’。

那么，罗隆基的‘罪状’是什么？或者说中共兴师问罪的借口是什么？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年在评论德国农民战争时就曾经指出：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侩子手，最后却成了这场农民革命战争遗嘱的执行人。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早已有之：慈禧当年扼杀了百日维新运动之后，不也搞了个‘新政’，把那些维新党人的主张一一付诸实践了吗？当年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被中共一棍子打下去成了大右派、“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22年后，中共自己却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只不过名称叫做“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55办’，因为所要落实的政策就是中共那个55号文件。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工作的对象大大超过当年罗隆基所建议的范围。因为在错误的道路上，毛泽东滑得更远了，对中国人民残害的数量成几何级数上升了。

其它各位‘右派’的‘遗嘱’大都一一被中共自己先后‘执行’了，此处不必赘言。

既然执行了罗隆基的‘遗嘱’，那就应该恢复人家的名誉了吧？不行。为什么？道理太奥妙了。据说，邓小平生前曾经有言：反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应该留几个吧！也就是说：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形象，不能把反右全部否定，只能说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如果连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都‘改正’了，岂不是一风吹、一个不剩了吗？岂不是全部错划了吗？那还有什么‘必要’呢？那还如何维护毛泽东的面子？看来，毛泽东的面子比那几个人的命运和名誉重要得多啊！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吧？

除了以上“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外，还有许多中共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言论。例如：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却要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呢？（其实,毛泽东根本就没上过什么北大，只是当过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而已，他那样说实在是在恭维、抬举老毛。）另外，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议论，从源头上说，也是来自这位留美博士。罗隆基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雄文，严厉抨击国民党的‘党天下’。当时罗隆基是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而储安平则在该校当学生，听过罗隆基的“比较政治”和“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无形中接受了罗隆基的思想影响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罗隆基在划为右派以后，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昔日风流倜傥、恃才傲物名士派头不得不收敛起来，低眉俯首、‘夹紧尾巴’做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有的时候，实在无处倾诉时，也想去找个人说说心里话。找谁合适呢？

由于毛泽东公开讲话中定的调子：“章罗联盟”，把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冤家对头严严实实地捆在一起，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两个大右派，而且升级成为‘集团’了。据章诒和的回忆：罗隆基得知“章罗联盟”结论，气冲冲地闯进章家，在大厅里当着家属子女们的面，大声咆哮，厉声质问章伯钧：“我什么时候和你搞联盟了？”章伯钧无言以对，因为他实在无法回答。所谓“章罗联盟”，本来就是‘钦赐’的帽子，非戴不可！最后罗隆基把专门带来的一根手杖疯狂地敲击地面以至于折成三段，抛到章伯钧的跟前，拂袖而去。

几乎所有民主同盟的人都了解：他们两个人平日见面就争吵，势如水火，更不可能搞什么联盟。这一点连中共高层（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也是深知的。但毛泽东就有这个本领：硬是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人捆在一起。例如对党内的高岗、饶漱石是如此；对党外的章、罗又如法炮制。

事情的发展真怪：原先势如水火的两个人，在戴了右派帽子后，反而走得更近了。罗隆基经常登门造访章伯钧，还逗趣地说：暂时和你‘联盟’一回吧。或者说：又来‘联盟’了。他俩在密室悄悄私语，可以海阔天空，还可以粪土王侯，不必害怕。因为都是君子，不会像小人那样去做告密的勾当。可惜这些谈话没有流传下来，否则必将是十分深刻的思辨录，一定会给后人以莫大的启示。

其二：这期间，香港有人邀请他到香港办报，他却未去。周恩来也多次表示：如果你想出国，只要不去台湾，任何国家、地区都可以。没有路费，我们可以安排。罗隆基却表示：死也要死在中国。这个很不符合罗隆基作为长期受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性格的抉择，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不远走高飞，去西方挺起胸膛与脊背、堂堂正正地做个公民，却要留在这个仇视他、轻贱他的地方做政治贱民？过着‘夹紧尾巴’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好过吗？真是奇矣怪哉！事后再一想，有了初步的答案。

绝顶聪明如罗隆基者不能不慎重掂量一下：一个政党，前几年听不得几句有分量的话，竟然大动干戈，大施报复。而今却突然有如此海量，允许一个持异端政见者出国。难道就不怕这个人在国外说点什么吗？根本不可能!莫不是又来一个什么“阳谋”吧？我罗隆基可再也不上你的圈套了!是耶，非耶？都只能成为无解之谜了。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身边没有妻子和子女，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编者查阅过许多资料，几乎众口一词为他惋惜、叹息。但编者愚见却认为：不必惋惜，而应该庆幸。试想：如果他再苟活一年半载，那场‘文革’风暴袭来，罗隆基会怎样？不是被打死，就是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决不会有第三种结果。他恰恰死在‘文革’前夕，难道不是值得万分庆幸的事吗？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等。只有这些著作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的存在和价值。正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纪念碑”那首诗开头那句：“我为自己竖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有的译本翻译成‘非人工的’纪念碑，那是直译）。罗隆基也为他自己竖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是安置在地上，而是竖立在无数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人们的心中，永远、永远……

在罗隆基的身后，还发生过如下一幕，值得记录：

今天我们都知道‘隐私’一词。隐私属于个人秘密，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否则可以诉诸法律。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想当官就要准备牺牲一部分隐私权，官越大，牺牲越多。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因为私生活那点事情，几乎丢掉总统宝座。可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官员可以拥有私密，老百姓却不能享有。最大的官就可以拥有无限的隐私权。例如毛泽东和女人在床上说的悄悄话被别人偶然听到；此事曝光后，引起龙颜震怒，下令追查。结果查到杨尚昆头上。据杨尚昆说：这是正式会议通过的，为的是把毛在出巡期间对各地领导人说的每句话完整记录下来，以便遵照办理。虽然如此，那也不行。于是勒令检讨、再检讨，没完没了。（参见李志绥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1-282页、352—354页）

罗隆基是‘牛鬼蛇神’，当然更不允许保留任何‘隐私’。在他死后，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情书中竟然有史良写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一次（大概是冬天）红卫兵拉章伯钧去批斗，章却发现自己是陪斗而已，主要批斗对象是史良。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众大声朗读，然后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坦然地说：“我爱他。”史良此时已66岁。“我爱他”这三个字似乎是电影中定格的大特写，将那个时代大背景下一个女人的柔肠与无奈历历呈现。（引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22页）

 

 

3、王造时：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瘐死狱中

王造时（1903--1971年）江西安福县人，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14岁考取北京的清华学校，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争，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之一。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造时不惧于威，不诱于名，两次被捕坐牢，一次遭到暗杀，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中共政权建立后，蜚声中外的爱国“七君子”中，除邹韬奋于1944年病故、李公朴于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健在的5位中，有4位陆续调往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历最高，年纪又最轻，功劳更为突出的王造时却被长期冷落，在上海“待业”。直到195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才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饭碗’。其中玄机何在？

后来史良对他透露说：“据说中央某领导对你执笔给斯大林写信的问题有看法。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说清楚，有机会你得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明一下，消除误会”。1956年初，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沪后也对他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误会，有看法，还点了你的名。就是这些误会和看法，使王造时白璧蒙冤。

1941年，正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殊死搏斗的年代。我们北方邻国苏联却与日本联手和好。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内容共4条：1、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2、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应始终遵守中立。3、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延长五年。4、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尽快在东京交换。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的中立条约之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

1941年是中国人民反对日寇侵略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日寇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国内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国苏联，突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日寇侵华，苏联将不顾国际准则，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个有着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都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宣言”中还居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谬至极！

所谓“满洲国”，乃我国东北三省的神圣领土，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强行占领后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坚持斗争。除日本及其几个法西斯盟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承认过，而苏联怎能“尊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还要承认伪“满洲国”呢?这个条约理所当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苏联的这一举动，给法西斯分子及其日伪汉奸们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汪伪政权的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他们无耻地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事实表明，其后果极其严重，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抗日救国而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同仁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反响强烈。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发表看法。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苏联当局如此举动，性质是严重的，不可等闲视之。

早在两年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把“祸水”西引，使自己置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当时，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反而成了战争的受益者。不过苏、德两国的“蜜月”为时不长。1940年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期间，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苏联应当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一边，4国订立一个为期10年的合作协定。只要订立这个协定，德国便完全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苏联当时也很想签订这个协定，但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美国尚未参战，战争的胜负未定。一旦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英、美一方，与3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同盟，不仅使自己完全丧失其“中立”的立场，而且处境不利。苏联经过仔细权衡后，向德国提出了“协定”的4个附加条件：一、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出；二、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并长期租借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地；三、确认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为苏联领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开采石油的权利。苏联的上述扩张要求，对于一心想统治全世界的希特勒来说，显然不能接受。果然，1941年6月，德国悍然出兵侵苏。

德苏谈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了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紧步德国后尘，以调整日苏邦交为由，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国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国家互相妥协的最直接受害者。

这次座谈会的参与者一致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这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更是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大业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必要对他们发表意见。对此，国民党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公开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国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伪满洲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1924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然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抱有无限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签名）

中华民国30年4月17日

 

大家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第二天王造时便离开了重庆，回到江西吉安继续办他的《前方日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大陆和香港不少报纸、杂志、电台不仅作了报道，还进行了评述。肯定了他们写信的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这个“条约”和发表的“宣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忱与决心，任何时候看都是错误的。然而，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支持过中国的抗战，这次与日本签约也许有策略上“一时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委婉、谦恭，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任何时候看都没有什么错误。

公开信见报之后，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人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苏分子所利用。两人的回答却迥然不同：沈钧儒当即表示，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的话完全是同义语反复、外交辞令：“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持，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以后发生的上述情节，王造时早已回江西，因而并不知情。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随着中苏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加强，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所谓“反苏”实际上就意味着“反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听风就是雨，不作认真细微的调查研究，对王造时抓住不放。一位领导人说，这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另一位则说，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甚至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然后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感到极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造时被邀列席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写“公开信”的问题，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详细过程，29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他们说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商量决定的，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8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对王造时的“包袱”早有所闻，但对整个过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心。3月27日下午，周恩来共进晚餐。二人碰杯喝酒，并回顾早年在重庆的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约见的历历往事。周恩来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过后，周继续与王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的陈述。一面问清某些过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释。周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于先生一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潘大逵先生说你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嘛！希望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工作，眼睛朝前看。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对于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将考虑调到北京来。

对周的谈话及最后表态，王造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回到上海就给周写信说：“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的私衷及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宽广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你提出我来北京工作等问题，我定当从祖国需要上慎重考虑。”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两个多月后，一场政治风暴袭来，王造时被点名打成了大右派。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当然成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的铁证，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6月22日，王造时再次给周写信，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收到与否，在那种情势下，周恐怕也无能为力。除了那封所谓“反苏”的公开信以外，还有诸如“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进一步建立民主法治秩序”等言论，都成为王造时被划右派的根据。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已成敌对状态，当年那封公开信应该不再成为‘罪状’了吧？善良的人们又猜错了！当权者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对王造时进行狂轰滥炸，并于1966年11月21日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王造时百口莫辩，有冤难申。

在狱中，受尽折磨，几年后精神失常。监狱当局任他便溺满身，不管也不治疗。直到病情危急，才勉强送医院抢救，医生却无回天之力。终于在1971年逝世，终年68岁。在他的死亡通知单上，没有姓名，只有代号：1416。

据彭文应先生的长子在回忆文章中说：在监狱中他失去了自已的名字，只有一个号码，1971年病重被送入医院，8月命归西天，次日火化后才通知家属来领取骨灰。据说遗体骨瘦如柴，遍体鳞伤，手臂亦被折断，十分凄惨。他的骨灰当时只好用化名寄放乡下。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而今只留下一堆化名所代表的骨灰。可悲，可叹！

王造时一生命运多舛，全家不幸：妻子朱秀芳英年早逝，长子因精神病入院，次子在反右运动中受刺激而精神失常。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入司法部门工作，肃反时也得了精神病。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幼女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中得了不治之症，死时还不到30岁。

在当年‘七君子’中，王造时最具有才华、最活跃；而在中共统治下，王造时却是命运最悲惨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共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人才适合在中共统治下生存？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4、彭文应：绝不低头认错凄然离世

彭文应（1904年－1962年），江西省安福县人。1917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二位获博士学位、彭则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1957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毕业后，按公费生资格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1931年9·18事变后，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担任教授，并与王造时合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主要撰稿人，发表《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36年，彭文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宪政》半月刊主编。“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并随宋庆龄进行爱国入狱斗争。上海沦陷后，彭文应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曾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

自30年代起，彭文应便积极同情中共，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对进攻苏区”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30年代之初的某日，彭文应在沪探望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便招呼。几分钟后，友人急步进入房间，对彭文应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而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国民党当局所通缉的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方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于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就认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30年代初的那件往事。恰好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抗战胜利后，彭文应回到上海，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彭文应临危不惧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领导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进行民主斗争。1949年5月初，上海易帜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家，财物被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上海易帜后，6至8月彭文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应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1951年10起彭文应历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份子大会上，他仍然大义凛然地自辩，历时二个半小时。他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斥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负隅顽抗”。他义正词严地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55万右派份子中，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份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为罕见。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柯庆施。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份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历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盟籍，但取消工资，从此断绝了生活来源。还要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55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此时彭正被批斗，不允许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因不堪家庭变故患上精神分裂症后自杀，才十九岁。据彭文应的长子回忆文章说：弟弟的夭折，对爸爸是又一次身心重创，悲愤之情，唯对天表！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份子沉重的十字架，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建言之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笔直书，上万言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年的12月15日，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入住上海广慈医院。难友王造时闻讯赶来，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但此时的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无力回天。终年58岁。

毕生追随中共，赤胆忠心的彭文应竟然是不予改正的5名中央级右派之一。当年周恩来那句‘要记住这位朋友’的话早已被当局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他的子女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他们于2004年6月，在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畔面南临海、景色优美的《海湾寝园》内，将彭先生及其爱妻和次子的骨灰重新安葬；同时为他树立了一尊全身铜像，并编印了“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1904-2004)纪念册”，以表缅怀之情。

彭文应站立在那儿，面向大海，不分昼夜，不避寒暑，不计利害、不畏强暴，默默地倾诉着，倾诉自己的冤屈和不平。

历史就这样永远定格在那个令人深思的镜头。

 

【补白】

毛泽东论群众闹事：

1、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2、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因为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3、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要怕……怕有何用？……有理的应该闹，没有理的也闹不长，闹不出12.9来。

4、闹得对的，承认错误，满足要求；对闹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给以批评，争取群众，孤立坏人，除行凶杀人以外不要乱捉人，对人民绝对不要轻易开枪、捉人，要开枪只能对天上开枪。

5、预防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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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5、浦熙修：一代女杰黯然消逝

 

浦熙修(1910-1970年)女，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担任北京志成中学教师。后来随夫袁子英到南京。由于不愿意沦为家庭主妇，乃四处寻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有很多的思路可以发挥。考试后自我感觉良好，但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社，最初被安排在广告科工作。恰逢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在中山陵旁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此事，可是记者都派出去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结果，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预料，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文笔流畅洗练，吸引读者，并博得同行的赞许”。这次成绩，使她从广告科调到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社的第一位女记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顿时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重庆。

经过几年的奔波，浦熙修终于1939年1月回到重庆的《新民报》上班，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真正让浦熙修出名的是对1945年国共和平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和采访成果。她对于整个过程分阶段的深入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水平，也使这位女性在全国新闻界崭露头角。

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重大会议后，以她对新闻事业特有的敏感，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并不很了解；如果能够对这次会议进行一次密集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出许多风云人物的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采访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深度报道成为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和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危急和新闻记者采访的艰难。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暴徒殴打。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探望，给她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及早离开南京。根据她在近期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当局害怕舆论的抨击不敢对她有什么非法举措，但却严格控制她写的新闻稿不让发表。这一招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见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她的“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非比寻常。

1947年，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制造了‘五二○’大血案。浦熙修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报道事实真相。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嫌疑’为由将她逮捕入狱，后经各界救援而获释。由于挨过打、坐过牢，因此声名鹊起，被称为大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这几位女杰都曾为中共夺取政权而积极奔走效力。但在中共掌权后，前二位先后被打成右派，杨刚则提前自杀而免于受辱。至于最后那位戈扬女士，也被打入右派行列；1989年的6/4事件中，又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追查，不得不远遁美国以避祸。

从1937年到1957年，从《新民报》到《文汇报》，‘浦熙修’这个名字在全国新闻界几乎风靡了20年。在重庆的岁月里，周恩来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固然因为她妹妹是彭大将军的夫人，更因为她鲜明的政治倾向。1949年9月，她以“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一次会议，10月1日，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金口玉言”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真可谓备极尊荣。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从“左”的峰颠跌入“右”的深渊。

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开始。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浦熙修的名：“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帅上有帅，……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就在几个月前（3月10日），毛泽东还亲口夸奖：“《文汇报》办得好”还说：我每天午睡起来都要先看《文汇报》，再看其它报纸。还说浦熙修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嘉勉之词，言犹在耳。转眼之间，却变成了反党的“能干的女将”，从荣誉的顶端突然跌落到毁灭的边缘，面临灭顶之灾。一位多年来真诚地追随共产党多年的新闻记者，从此被永远地逐出了新闻界。

借助《人民日报》社论的杀气，《文汇报》当天即在头版发出《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的新闻，副题为“同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篡改本报方向执行右派分子方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罪名进一步升级了。同事们纷纷揭发她“对罗隆基唯命是从”、“处处听罗隆基摆布”，曾和她在北京办事处共事八年的记者谢蔚明说：“浦熙修有很多事情都是找罗隆基商量的，她和罗隆基的私人交情很深，还把罗看成政治家。”

7月4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站出来批判她的人中有当年下关惨案中和她一起挨打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老同事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联合发言等，他们都勒令她“猛省”。

7月5日继续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除了谢蔚明，还有王芸生、徐铸成的发言。一时间，万炮齐发，必欲置她于死地。7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成为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注脚。画面上的浦熙修怀抱琵琶，露出半个脸，琵琶上是罗隆基的漫画像，还写着“罗隆基立场”五个字。这幅轻佻的漫画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和那些无情的揭发一起构成了罩在浦熙修头上的天罗地网。她那高贵的自尊心理防线终于被冲破。在蒋介石政权面前曾经高高昂起的那颗倔强的头颅，终于在中共政权淫威下屈辱地、低低地垂下了。7月10日，她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并揭发罗隆基1949年后想当外交部长、司法部长、高教部长的野心等等；7月19日，她还揭发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8月31日，在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她读了罗当年给她的一封信，内容明明是讲李宗仁可能向蒋介石“逼宫”，她却解释为“罗隆基想做王莽”……至此，浦熙修终于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当年那个纵横恣肆的‘女中豪杰’已经黯然消逝了。同时她这一击也彻底击跨了罗隆基。8年后，67岁的罗隆基含恨离开人间。浦熙修又过了5年的屈辱生涯，1970年4月13日，不堪造反派的凌辱，愤然自尽，终于结束了60年的惨淡人生。

当我们今天反思这段令人诅咒的历史时，应该承认：那个时候反右运动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罗隆基等人的悲剧早就注定。早在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浦熙修卷入这场无法抗拒的灾难，首先是因为她与罗隆基的私人感情，1949年后，她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与她相依为命18年的妹妹浦安修为什么“反对尤力”？因为她是彭德怀的夫人，她完全有可能知道党内的这些安排。

此后的生活，不必细表。大致是这样：1959年11月被摘帽，但从此永远离开了《文汇报》。从1960年到1965年的6年里，她一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先后担任文教组长、副组长。她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硬气”的浦熙修变得不愿多见人，话不多，活动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恩来也躲着走。

读书和思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据她女儿袁冬林回忆：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为写好文化史，她阅读了《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掌握收集材料的方法，她还阅读了《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浦熙修觉得鲁迅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有帮助，为此还阅读了《鲁迅全集》，其它书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书也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因读书而思考，因思考而觉悟。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自己却不懂得政治”。

1980年5月，浦熙修获得平反。1981年3月19日，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迟来的追悼会。追悼会前夕（3月16日），华君武给浦熙修委员治丧办公室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因有会议，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但有一事请向她的家属转告。57年反右时，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

这是个姗姗来迟的道歉。但忏悔不分早晚，忏悔总比不忏悔好。许许多多曾经落井下石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至今还没有站出来公开道歉的。因此，华君武的道歉就更突显其可贵、难得。

当年那些狠批、狠斗过浦熙修的人，后来大多也成了右派。侥幸躲过“反右”的人，也未能逃过“文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历了无数灾难、浩劫之后，知识分子中有几个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

更进一步来说，浦熙修也难以抗拒政治的高压，最终出卖了她所敬、所爱的挚友罗隆基。她内心的痛苦今天已无法猜想。当然，即使她不揭发，罗隆基同样在劫难逃。但这不能成为她揭发罗隆基的理由，罗隆基不在乎其它人的揭发，只有在他深深热爱着的浦熙修站出来揭发时，他的精神防线才彻底崩溃了。

每个人都对时代的悲剧负有或大或小的责任，没有人可以幸免，浦熙修也不例外。

 

 

6、梅汝璈：代表正义为国争光晚景凄凉

 

梅汝璈(1904～1973年)江西南昌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大法官。

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以配合在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活动。

1929年春，遍游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祖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主讲英美法系、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重要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同庇护日本战犯的极右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共计开庭818次。在这段马拉松式的、漫长的司法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问题上，坚持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赢得了世界正义人士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获得中外各界人士高度评价。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上面涉及几个关键问题的详细情况如下：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的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法律权威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是同意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均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来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其次，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受日军侵略和践踏程度比较轻微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所收集到的日军暴行资料，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者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虽然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社会职务，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梅先生着有《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告日本人民书》、《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等著作，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后人梅小璈先生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抗日战争之始，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他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校友顾毓琇之邀，担任该校法律系教授。

“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周恩来这段话，言犹在耳，风云突变。1957年“反右运动”中，梅先生竟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造反派先是严辞质问他：“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回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有些红卫兵又要烧掉法袍，梅汝璈更是严肃地告诉这些娃娃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服，是民族尊严的见证……”。梅汝璈义正辞严的回答，使对方顿时失去了烧掉法袍的勇气和傻气。经过梅汝璈有理有节的应对抗争，巧妙周旋，反过来教育了这群不懂事的小娃娃，从而保存了这件历史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人民所经受的屈辱和苦难。

 

 

7、钱端升：政法学泰斗卑微的后半生

钱端升（1900——1990年）出生于上海，祖上行医。自幼勤奋好学，17岁即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2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评论，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年，回清华任教并在北大兼课。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日益逼近。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钱端升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评论170篇，针砭时弊，辛辣尖锐，击中要害。柳亚子作《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

这时的钱端升已蜚声中外。1937—1949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47年底，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1948年，坚辞美国著名学府的聘任，返回北京大学。

北平解放前夕，钱端升与中共地下党主动联系，保护革命学生，维持学校秩序以待解放军接管。中共掌权以后，先后任北大法学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并致力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1957年，钱端升被错划为右派，并被迫离开他心爱的讲坛。从此“钳口幽居二十年”。要了解钱端升可怜的后半生，不妨先看看钱端升前半生是何等辉煌的形象：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议上，慷慨陈词、仗义执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毫无惧色。他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四位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但面对这几位学有所成、学有所长的大学者，依然不得不表现得十分谦恭有礼。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钱端升一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勇士形象。这位具有浓厚自由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始终秉持学者的天职，及时而又勇敢地发出独立的声音，不管他面对的是热情的笑脸还是冰冷的枪口。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精神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著名学者谢泳之评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10月1日，钱端升和西南联大另外九位教授，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双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背地里内战却箭在弦上，即时待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行。除了西南联大的学生外，社会各界人士勇敢地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当时听众多达6000多人。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钱教授的话音刚落，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临危不惧，泰然自若，继续自己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中断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它师生一道，点亮汽灯，时事报告会继续进行，直到胜利结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12·1”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一致推举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当局。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人士的纷纷响应。此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勇气，他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这就是1949年前的钱端升。一个具有正义感、使命感、爱人民、爱祖国、无私无畏的知识精英。

再看他的学术成就：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做出了下述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1)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

(2)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

政治学距离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更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对政治学下了一个完整的、经典的定义：“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事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制度的昌明。

相比之下，钱端升的后半生却显得非常暗淡、卑微，当年口若悬河的风采、面对枪口镇定自若的气度等，都成为过去的记忆。勇士不复当年，可叹!可哀！

1957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此后就鲜有文字留世。被打成“右派”之后，除了保留政协委员这个虚衔以外，其它的职位一律撤销。不久后，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儿子回忆道：“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1973年。”

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首个难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他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法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律、条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钱端升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上班。

1973年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缪云台归国，受到周恩来的盛情宴请。席间有钱端升等人作陪。由于这个机缘，周恩来才见到多年蒙尘的钱端升。此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钱端升自述：“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1972年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随同尼克松来华，有幸见到钱端升。费正清的回忆是这样写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乔冠华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年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巧妙地向我们透漏了一个信息——是‘恰恰相反’吗？历史发展决不会这样！

中国有句成语：噤若寒蝉。用来形容钱端升和他的难友们的心态和表现，应该说是十分贴切的。如果我们对钱端升保持同情和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是针对公安人员的监控而故意做出的一种姿态，乃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当然此种状况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很难堪的事情。1982年，钱端升不顾自己老迈年高、体弱多病的状况，硬是参加了一个很特殊的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

此人名叫田保生。

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据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40年代末期又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中国。不仅他自己回来，还动员自己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回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着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也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

钱端升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来送别自己的学生。这个学生是“钱端升的高足”，其回国又是由于钱端升本人的劝说和动员。那么，在钱端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田保生之死于非命，对于钱端升内心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欲说还休”啊!是后悔？还是歉疚？或是无奈？……如此复杂的感情，其中味况，何人能解？

应该说，就中国政法界人士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来说，钱端升的经历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他还算是幸运的：藏书和日记被毁了，但人还活着；自己花钱买的四合院被占了，但钱端升一家人还能相聚；他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还有五千年的寿命，但并不能完全掩盖其早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芒；他的学生被迫害而死，但钱端升毕竟还能在‘文革’结束后以老迈之躯送别一程。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钱端升勉强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吧？

如果和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辉煌来比较的话，从1949年开始，他又是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20多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尊严的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来一声叹息。‘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岂止是一声叹息所涵盖得了的？

为什么当年那么勇敢面对强权、粪土王侯的文化人竟然一个个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像小媳妇、小丫鬟、像婢女、侍妾，就是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字。为什么？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党和国家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按照毛泽东发明“皮毛论”的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公然与党国体制背离，那么知识分子必将因缺乏生存空间而无法生存。毛泽东是名言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恐惧心情的由来。他说：“不听话就不给饭吃！”

 

【编者按：老毛这一句话，还真顶得一万句。因为他把那些御用文人绞尽脑汁所编写的、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都抛掉，也就是把一切伪装统统剥去，而暴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把真相说破，本来面目暴露无遗。这就是此话的价值所在。】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引自《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