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史學界發生了一次為歷史人物曹操“翻案”的學術討論。在
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郭沫若發表了“翻案”文章，而譚其驤則針對郭
老的觀點直率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為新中國的史學界留下了頗有意味的
一段歷史。近日，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較為客
觀、清楚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我們摘錄於此，以饗讀者。
曹操的歷史功過如何評價
1959年3月3月，譚其驤與朱永嘉去北京參加《中國通史》提綱討論會，
16日回到學校，19日在工會召開全系師生大會上，向大家傳達了北京會議
的精神。在經歷了一場大哄大鬧以後，北京會議提出要依靠專家編一套新
的《中國通史》，無異使師生們的頭腦清醒了一些。黨委為了減少批判資
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消極影響，鼓勵譚其驤帶頭作學術報告。正好郭沫若、
翦伯贊提出為曹操翻案，郭沫若還提出為殷紂王等歷史人物翻案，譚其驤
讀過他的文章後，覺得其中不少論據站不住腳，3月26日下午，他在工會給
歷史系師生作了關於曹操評價問題的學術報告，引起很大反響。當晚，陳
望道在寓所召開座談會，討論歷史、中文二系如何開展學術討論。會後
《文匯報》記者陸灝就送來了有關他學術報告的報道稿，譚其驤修改至12
時，28日見報。陸灝還要求他將報告內容整理為文章，27日晚上譚其驤着
手撰寫。在此前的25日，他已接到北京電話，《國家大地圖集》編委會舉
行前有事相商，要他提前到達，他已定了車票。為了在行前完成這篇文
章，只能將已買的車票退掉另買。從28日至30日，他繁忙異常，緊張萬
分，因為《文匯報》的報道見報後，各方面紛紛來電來訪，《光明日
報》、《復旦學報》都要求刊登這篇文章。他每天都要寫到晚上三四點
鍾，終於在30日上午10時寫完，在他家坐等的陸灝立即拿走，《光明日
報》和《復旦學報》都未能搶到，《論曹操》一文第二天就在《文匯報》
發表。
當時大家都知道，郭沫若的翻案文章是有來頭的，所以譚其驤的商榷也
格外引人注目，歷史系師生進一步開展討論，氣氛為之活躍；學術界也出
現了不同意見的爭鳴，打破了長期的沉寂局面。
（一）在這篇論文中，譚其驤首先指出：對曹操不存在翻案的問題。說
是替某人翻案，無論正翻反也好，反翻正也好，總得新的評價和舊的評價
完全相反或基本上相反，才算得上翻案。但自古及今，果然有很多人說曹
操壞，卻也有不少說他好，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認為他好，同時在某些方面
又認為他壞的。他列舉了近幾十年來所出版的歷史課本中，對曹操的評價
一般並不特別壞；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
史》雖然罵了他，但只是當作漢末軍閥的一員，對他的評價遠在劉備、孫
權之上；解放前後專論曹操的論文或小冊子，對他也是肯定多於否定。既
然過去人們對曹操的評價不全是否定的，也有肯定的，那麼我們今天要肯
定曹操怎能說是替他恢復名譽，替他翻案呢？古人對曹操的評價也是有毀
有譽，甚至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的評價，也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曹魏
本朝臣子王沈的話。至於小說戲曲中都說曹操壞，不說他好，那又是歷史
小說、歷史劇是否要符合於歷史事實的問題，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問題。
（二）郭沫若、翦伯贊都認為，對曹操的壞話都出於統治階級，統治階
級之所以要說他的壞話，都是封建時代的正統主義歷史觀在作祟，而人民
群眾也說曹操壞，那是受了統治階級的影響，“是支配階級蓄意培植
的”。
譚其驤列舉了自晉至清對曹操的各種評價，指出：封建統治階級站在正
統主義上來對待曹操，也不是一貫相承始終不變地把他看作是篡逆?竊一派
的人物，偏安時代也有不把他看作壞人的。而從北宋以來的小說戲曲都把
曹操當作反面教員，顯然也不是像郭沫若所說的出於統治階級的培植，因
為司馬光對曹操的評價就很好，但據同時代的蘇軾的《志林》記載，當時
的說話人（民間說書藝人）已將曹操說成為反面人物了。
譚其驤具體論述了曹操的歷史貢獻，歸納為四項大功：
1．結束了漢末豪族軍閥間的混戰，統一了北方。
2．征服了烏丸和鮮卑，保障了邊境的安寧。
3．打擊了名門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併，澄清了吏治。
4．恢復了生產，在一定程度上還發展了生產。
同時指出了曹操的四項罪過：
1．打了農民起義軍。
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數屬於統治集團間內部的戰爭。為了結束混戰，
求取統一，這些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戰爭過程中殺人太多，這也不
能不算是一大罪。
3．摧抑豪強興辦屯田誠然對人民有利，但所謂屯田制，實際上是一種用
軍事手段強制束縛軍民在土地上進行官六私四或對半分的高度剝削的制
度。並且不論是佃兵（軍）或屯田客（民），由於他們的勞動生產得受政
府設置的農官的直接管轄，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農奴化的道路。
4．在道德品質方面，他的忌刻殘忍實在也是不可饒恕的。
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是是非非，儘可能做到恰如
其分，不應該惡之則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獄，愛之則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
的筆底下，似乎曹操簡直沒有什麼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麼大不是，我
看郭老這種看法在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二）郭沫若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
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並不違
背黃巾起義的目的。”
譚其驤指出：“黃巾起義已經基本上瓦解了東漢政權，何待曹操出來推
倒？農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輕徭薄賦，但曹操的措施是把農民編置在
國有土地之上，在農官直接控制下進行農奴式的生產，榨取十分之五、六
的高額租賦，怎麼能說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樣發生了多
次農民起義，說明在曹操統治下，農民的生活未必比東漢桓靈以來好多
少。曹操擊潰青州黃巾軍後，收編為青州兵，從此青州兵不再是為了農民
階級的利益而進行戰鬥，而是為曹操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了，怎麼反能說
曹操承繼了黃巾運動？”
（三）郭沫若說，由於曹操的鋤豪強、興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國的
農民千百年來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調劑”，“把人民被奴役
的情況扭回了過來”。
譚其驤問道：“難道說人民被編置在土地上當農奴，就是調劑了他們對
於土地的渴望，扭轉了被奴役的情況？”再說當時興屯田的也不限於曹氏
一方，孫氏在江東也推行了，規模也不算小，可見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權
的特殊優點。
（四）郭沫若認為歷史上關於曹操殺人的記載，不見得完全可信，他舉
攻陶謙一事有三種不同記載為例，認為《曹瞞傳》是吳人做的，說曹操坑
殺數萬口是明顯的敵對宣傳；《後漢書·陶謙傳》把殺人數字誇大成數十
萬，更是典型的曲筆；只有《魏志·陶謙傳》的記載比較可信，而所載
“死者萬數”，“這裡可能是戰死的，也有可能是在敗走中被水淹死或者
自相踐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殺”。
譚其驤指出，史料中記載曹操殺人的事很多，就連《魏志·本紀》中也
說他“所過多所殘戮”；就算《吳書》出於吳人而不可信，難道《魏志·
本紀》也不可信？同樣是《魏志》，為什麼只有《陶謙傳》可信，而《本
紀》就不可信呢？
（五）郭沫若認為曹操殺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頒《世
語》裡並無明文，孫盛《魏氏春秋》和范曄《後漢書·孔融傳》才予以肯
定，並說《三國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對孫說加以批評。
譚其驤指出，這是郭老一時疏忽，誤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對孔
融二子同時被殺並無異議，只是對孫盛所述孔融被捕時二子“時方奕棋，
端坐不起”一節認為違反常情。同時曹操經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
子），並非只殺孔融一家。至於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種記載，
譚其驤認為最妥當的辦法是存疑。
（六）郭沫若又把建安十八年曹操想把鄰接孫吳邊界的淮南諸郡民戶搬
到內地，因而引起“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逃到孫吳方面去一事，說
成是原本出於曹操的好心腸，但操之太切，反把事情辦壞了。他根據《袁
渙傳》關於屯田的記載，認為淮南人民驚走是強迫屯田引起的，後來既然
不再強迫了，“可見東渡江的十餘萬戶其後有不少人回來的”。
譚其驤指出，這大概又是郭老一時疏忽沒有看清楚《袁渙傳》而引起的
誤解，因為曹操放棄強迫屯田當在建安三、四年，淮南民東渡遠在其後，
與屯田的強迫有什麼相干？既然如此，被驚走了的十餘萬戶其後也未必有
人回來了。從這件事倒可以看出，曹魏的統治不見得比孫吳高明多少，否
則淮南民也不至於因不樂內遷而情願投奔敵國了。
（七）郭沫若連關於赤壁之戰的記載也懷疑，他援引曹操與孫權書中
“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的說法，認為“到底哪一邊是歷史事實呢？我
們很難判斷”。
譚其驤在列舉各種記載後指出，關於赤壁之戰《三國志·周瑜傳》記載
最為詳核，和其他記載也相符合，不容置疑。“請大家設想：曹操以數十
萬大軍乘流而下，意氣驕盈，方欲一舉而定江東，成一統，假如不是打得
大敗，怎肯‘燒船自退’？”
（八）郭沫若說，曹操“打了烏丸，而烏丸人民服從他”和“他打了黃
巾，而黃巾農民擁戴他”，“這兩件事體最值得驚異”。所謂烏丸人民服
從他，指的是《魏志·烏丸傳》所載曹操平三郡烏丸後，“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譚其驤說，歷來用被征服的“異族”為兵的多得很，中古時期的邊疆部
族往往以掠奪戰爭為主，誰收編他就為誰服務，為誰作戰，何足驚異？三
郡烏丸既能為張純、袁紹所用，為什麼不能為曹操所用？
（九）郭沫若說曹操滅三郡烏丸後，遷回原來陷落在烏丸中的十餘萬戶
漢民，他們對於曹操會衷心感激，把他當作重生父母。
譚其驤認為恐不盡然，因為當時邊塞部落中的漢人，不一定全是被擄去
的，也有因不堪軍閥割據戰爭的蹂躪而自動“亡叛歸之”的。除非中原確
是很太平了，否則他們恐怕不見得十分願意回來。
（十）郭沫若說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採取各族融和的辦法的”，
執行了這一政策是有功的。
譚其驤說那又未必。他認為曹操遷邊疆部族於內地，“無論對內地而
言，對邊疆而言，對漢人而言，對少數民族而言，都沒有好處，它的唯一
好處只是增加了統治者的剝削對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講，曹操時代
烏丸為患於邊地，遷之內地，猶可說是有利於安邊，但如後來他西征張魯
時，又遷漢中的竇人和武都的氐人於關中隴右，那只是為了怕留在漢中、
武都為劉備所煽動或利用耳，於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竇背井離鄉，
顛沛失所而已。”
（十一）郭沫若又說“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樣，是政
權的延續不太長”。
譚其驤認為此說也有問題。“晉之代魏與漢之代秦情況不同，而略同於
隋之代（北）周、趙宋之代後周，正如隋人宋人無需乎說宇文泰（北周開
國皇帝）、柴榮（後周開國皇帝）的壞話一樣，西晉人也無需乎說曹操的
壞話。事實上西晉人確也未嘗故意誣衊了曹操，袒護了劉備。”
（十二）譚其驤的結論是：“總之，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
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從全面看問題，總的評價應該是功過於
罪。但我們不能，也用不着因為他有功而諱言其罪。過去有許多人並沒有
把他說成是罪過於功，所以這案子基本上無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
翻過來，說是並無其事，或雖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過來
的，因為那是歷史事實。”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爭論
在為曹操翻案的同時，郭沫若還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
後又針對別人的意見連續發表了《再談……》、《三談……》和《四
談……》。在其編著的《蔡文姬》一書中，還收錄了他所作的劇本《蔡文
姬》和有關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過她來進一步肯定
曹操。
譚其驤也進而研究了有關論文，於7月3日寫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
品》一文，與郭沫若等人商榷。原來參與爭鳴的劉大傑、劉開揚、李鼎
文、王達津等都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入手的，而譚其驤就“當時的歷史事
實，作者的生平經歷和作品中所描敘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參證，從而對這
整個問題中所包含着的各個問題，即作者生平的各個階段和各篇作品的真
偽，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在這場討論中別樹一幟。
（一）從宋人蘇軾到今人范文瀾、郭沫若、劉大傑等都對《後漢書·董
祀傳》所著錄的兩章《悲憤詩》表示懷疑，認為不是出於蔡文姬之手。除
了從風格筆調出發的議論外，主要不外乎三點：
1．據《後漢書·董祀妻傳》，文姬是“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
王”的，詩中不應說是為董卓部眾所驅虜。
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視，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權里爵位很高，董卓
死後他才被王允所殺，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後，而詩中說為董卓所驅
虜入胡。
3．騷體一章中有“歷險阻兮之羌蠻”一句，與文姬為南匈奴所掠獲事實
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二句，與當時南匈奴所
處地域河東平陽一帶（今山西南部）地理環境不合。
但譚其驤認為這三項中，沒有一項是站得住的。因為：
1．董卓的部眾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憤》中說“卓眾來東下”，
“來兵皆胡羌”，這些胡兵不正是“胡騎”？
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來已分裂為二部分，一部分內徙河
東，另一部分仍在今內蒙古河套一帶，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裡的
一部分，地理環境與所描敘的就正相符合。
3．董卓的部眾紀律很差，當時蔡文姬在關東原籍被擄，蔡邕遠在長安，
而她被擄後三個月蔡邕即被殺，無從獲得消息，更談不上營救。董卓部隊
中的羌胡都是關中人，蔡文姬被擄後被西驅入關，入關後到過羌蠻之地，
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憤》二章確是蔡文姬的作品。在此基礎
上，譚其驤進而考定，蔡文姬是在初平三年（192年）春在原籍陳留圉縣被
董卓部將李?嗟炔恐諡械暮?鎪?盎竦摹４送猓?⑽薜叫似街杏直荒閒倥?蟻屯
醪恐諑盎竦氖隆２濤募П宦叭牘睾螅?吐砩媳斃薪?肓飼悸??潁?唇襠鹵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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嚳?稀Ｓ紗嗽儐蟣保?粗聊賢ニ?詰拿鯉??唇衲諉曬諾淖幾穸?煲淮?４映鋁
羿魷刂撩鯉⒃己蝦豪鍶?Ю錚??小壩朴迫?Ю鎩保ㄖ腹櫫荊?肴ナ彼?唄廢呦
嗤?┩耆?羌褪抵?浴Ｎ募Ч楹河υ誚ò舶四輳ú03年），她初嫁衛仲道時
16歲，初平三年被擄時19歲，歸漢時30歲。
（二）最後，譚其驤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東漢末年的
實際，反之，見之於《悲憤》二章中蔡文姬的親身經歷卻隻字未見。由此
可見，這位作者不僅對文姬沒胡時期的胡漢關係不清楚，連對她是在怎樣
的情況之下沒胡也不清楚，豈會是蔡文姬自己？至於句中提到的“隴水”
更與南庭相去甚遠，有親身經歷的蔡文姬，無論如何不會亂用名詞一至於
此，所以他不贊成郭沫若的意見，認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夠相當深
切體會蔡文姬心情的、感情熾烈而逼真的動人的好詩，但它是出於去蔡文
姬時代已遠，不了解蔡文姬的時代背景及其經歷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擬
作。
這篇論文發表於1959年第9期《學術月刊》，但另一篇後完成的文章倒
先在7月10日的《文匯報》刊登了。
（一）在這篇題為《讀郭著〈蔡文姬〉後》的論文中，譚其驤逐一指出
了郭沫若在劇本《蔡文姬》和《跋胡笳十八拍畫卷》一文中的錯誤：蔡文
姬只是“左賢王部伍中”許許多多被擄來的侍妾之一，不可能是左賢王
妃。曹操派去贖回蔡文姬的，是一位名不見史傳的小官周近，並不是什麼
“大將軍”。蔡文姬在胡中“生二子”，鄭振鐸用了“子女”二字，劇本
中據此安排了一子一女，實際上《蔡琰別傳》中已說明是“二男”。劇本
中安排了長安郊外一幕，是誤解了《胡笳》本意，即使根據《胡笳》也並
不是指真正的長安，而是泛指中原王朝的國都，實際上從美稷回中原根本
用不到經過長安。劇本將歸國的終點安排在鄴，是由於作者把年代搞錯成
建安十三年，而建安八年時鄴還為袁紹所占，曹操還在許。
（二）譚其驤指出，劇本最成問題的，是將單于呼廚泉和右賢王去卑安
排在南庭故地。實際上，右賢王曾從河東出發參與侍衛天子東還之役，最
後送到許，然後歸國，此所謂”國”，即其原出發地河東，不可能是南
庭。而呼廚泉是在於扶羅死後繼任單于的，他以於扶羅之子豹為左賢王，
即劉淵之父。從於扶羅至劉淵，一直住在河東。
郭沫若據《晉書·匈奴傳》，在劇本中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下作了一條說
明：“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漢，被曹操留置於鄴，遣右賢王去卑回匈
奴，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故在曹操
手中，南匈奴等於歸化。北匈奴早已西遷，其舊地為鮮卑族所占據。”
但他竟然沒有注意到，《匈奴傳》在以下明明敘述了這五部的都尉分居
於故泫氏、祁、蒲子、新興、大陵五縣，都在黃河以東當時的塞內，而塞
外別有匈奴部落，至西晉初還有歸附的。在這樣誤解的基礎上，郭沫若竟
說“自殷代以來即為中國北邊大患的匈奴，到他（曹操）手裡，幾乎化為
了郡縣”。實際上，“等於歸化”的南匈奴，只限於當時雜居在塞內黃河
以東、陘嶺以南諸郡縣境內的五部之眾而已，匈奴問題到曹操手中，並未
全部解決。
郭沫若對不同意見一般都要著文加以反駁，但對譚其驤這三篇論文居然
始終保持沉默，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