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外，1949年以后近50年间，整整两代中国人的教育历程中，没有一个中学生少年，无论他或她多么拔类出萃，能有机会跨入世界文化思想科学的顶尖学府去求学。因为长辈们的愚昧，将民族隔绝于世界文化交流之外，几亿中国少年被长辈们剥夺了学习世界主流文化的基本权利和机遇，自然与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无缘。甚至停办境内所有高等院校。由此亦可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一个民族愚昧，受害最深的必定是他们自己的子女；一个民族的后代若长期受苦受罪，其长辈们必定昏庸。

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中青年学者有机会进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深造。90年代后半期，中学生留学热兴起仅仅几年，逐渐有中国大陆少年学生考入剑桥牛津的学士学位课程。今天的剑桥牛津，不仅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还有许多稚气中国大陆本科生。仅深圳中学98级高一某班，就有四位同学被剑桥大学录取。

许多中国家长都有名校情结，希望送孩子到世界名牌大学去读书。许多留学的少年渴望考进剑桥牛津或哈佛耶鲁，去实现心中的梦想。不过，不妨考虑一个基本问题：这些顶尖世界学府，这些名牌大学，真有那么吸引人的价值所在吗？

现代社会很看重品牌。小到食品服装，大到汽车游艇，都讲究品牌。名牌物品，除了质量和服务相对可靠、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之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它们可以提高使用者在世俗交往中的身份。可惜这附加价值伴随附加价格，往往超过物品本身所值。两样内在质量相近的物品，是不是名牌，价格可以相去数倍。一分价钱一分货常常是自我安慰。名牌，并非个个价有所值。不过，有一种名牌，往往是内在价值超越外在价格的，那就是大学的名牌，或曰名牌大学。

独生子女时代，适逢下岗失业时代，父母不得不加倍在乎子女教育。如果子女无法上大学，天下之爱常常演变成天下之哀。父母不仅希望独生子独生女进大学，而且希望他们进名牌大学。同一个国度内，读名牌大学与读普通大学，费用相差无己，但毕业后的平均机遇，可以天差地别。所以，从现实功利计较，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钱景”都很好。有条件的学生，应该尽量读名牌大学。至少，这关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薪水。但入读名牌大学，实在有远超越于“钱景”之上的人生之乐。

中国有句如今的中学老师常挂在嘴边的古训：“学海无涯苦做舟”。此话前半段是真理，后半截可大错特错了，但大错特错中仍有一点正确。

学问上要有建树，非下多年苦功不可。论聪明与智慧，古往今来的人没什么区别。这里说的古，可上溯到10万年左右；根据人类学家研究，现代人大约在1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来了；也可以只上溯到三五千年，大约从文字被发明并被广泛使用开始。今天的人，在知识上比古人优越，但在由生物物种进化所决定的智慧与聪明上，并不比古人聪明。既然今人不比古人聪明，那么要超越古人，就不是件容易事。以聪明绝顶的数学家为例，当今世界的数学家几乎个个都承认，古人高斯的聪明远在今天的数学家之上。

如果25年算一代，那么2500年正好是100代，这2500年大体是人类文字符号文明兴起与繁荣的时代。而学术，自文字发明与文明兴起以来，代代积累、年复一年，以100代人的功力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如果百代竿头更上一层楼，非有卓绝的苦功不可。

尽管当代社会各种学术名家人多势众，但行内人士都明白，名流学者之名，大多与学术上的创建关系不大，而是与学术的普及和官场化关系密切。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都说过，如今铺天盖地的学术论文，90%不发表，对人类知识没有丝毫损失；能够成为精品的，不足百分之一；能够成为经典的，不足千分之一。

学术创建要以苦功为前提，但苦功并不保障能有建树。学术上要有真正的成就，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乐趣；第二，苦功；第三，明师。此外也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高友—高明的学友。

任何学问，其根源都是非功利的。当今世界大名如雷贯耳的首富比尔??盖茨之辈，他自己著作，如《通往未来之路》等，曾在中国大学生中风靡。但100年以后，这些书还会有人读吗？不会了。他很难逃脱被淡忘的结局。而冯??诺依曼、图林这些奠基IT领域的科学家，或者曹雪芹等，100年以后仍旧是高等学府中的经典名人。

学问，说到底，是人类好奇心的智慧淬炼，它是纯而有纯的、不带世俗功利的，或者说，它是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没有顽童般的好奇心，没有着迷着魔的乐趣，就不可能有璀璨的灵感、不可能有激情喷涌般的智慧光芒，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创新。乐趣，而不是生产力之类的功利，实在是学问的第一要素。至此，可以有明白“学海无涯苦做舟”错在何处。事实应该是：“学海无涯乐做舟”。少年打游戏机，如果没有家长约束，没日没夜地打也不觉辛苦，为何？乐趣使然。大学问家经年累月的用功，皓首穷思，在旁人看来太苦了，但在大学问家自己其乐其妙他人无法领悟。

牛顿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大海边拾贝壳的孩子。别人或许认为这是他的谦虚之辞。其实，这恰是科学的真谛，也是“学海无涯乐做舟”的绝妙表达。

相比之下，儿童也知道科学的神奇和力量。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固然也是真理，却没有超出常人的功利的见解。400年前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那是名言，400年后再说科学是生产力，即使不算拾人牙慧，论文采论内涵，都等而下之了。

当然，大学问家皓首穷思的乐趣，与少年打游戏机的乐趣，虽然都是乐趣，在层次上却有天壤之别。大学问家的好奇心、乐趣，多半都发自即简单又迷人、穷思而永不得其解的宇宙之奥妙。而少年打游戏机，初始固然是好奇，越往后越发是打发人生无聊的无奈或追求感官的刺激罢了。而且，两者在智慧上之差异，更超过人与猿之间的差异。

虽然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本原”问题，激发起大学问家无穷的兴趣，可是对这些问题的追索过程，不可能样样都饶有兴味，其中要经历很多枯燥的辛劳和艰难的跋涉。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对好奇心的升华、对本原问题的追索，就有智慧淬炼层次上的差异。

懒惰的人、不求甚解的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仅仅满足于一些大而无当格言。这些格言，第一次说出来是绝大的智慧。如果后人仅仅只会重复，就无疑是愚蠢了。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语录，编撰成了《论语》。其中许多格言，是春秋时代的大智慧。后来的同胞不求上进，仅仅注释论语，甚至宣传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懒惰之极、愚蠢之极了。

把一种现成的学术神化，宣传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动摇的百年原则，或者是懒惰和愚蠢的表演，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装潢。半部论语，连青春美丽疙瘩痘都治不了，遑论治什么天下。

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学术或科学的第二句真谛。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大智大慧者，尽管其中有不少被湮没了。他们都想要对宇宙人生有所求索。但要领悟宇宙人生的奥妙，谈何容易。一代人的智慧，无论多么天才，都是不可能企及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穷无涯，殆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多少代巨人、多少代聪慧绝伦的智者不懈地求索中，才逐渐建立起来通往智慧之巅的层层知识的“高原”和阵阵规范的“迷宫”。这高原、这迷宫，就是后人求索的阶梯，就是巨人的肩膀。

攀缘这知识的高原，行进这规范的迷宫，绝对要有多年坚持不懈的苦功。只不过，如果当事人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乐趣去攀缘去跋涉，这其中的“苦”的主观感受，可以大大减轻罢了。古往今来的大学问家，都是嬉戏于智慧之颠峰的“儿童”。他们的嬉戏、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乐趣，与儿童顽童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们智慧的功力层次，是属于西玛拉雅级别的，而常人智慧的功力层次，至多只达到自己家门口那座小土丘。

往高原攀登、在迷宫奔突，苦功、毅力、耐力决不可少，但仍旧不够。正因为高原太高、迷宫太迷，如果不是千古未遇的奇才天才，单凭个人的努力，很难找到可行的方向，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远古时代在知识高原和学术规范还没有建构起来之前，可以凭个人的智慧去披荆斩棘，清理出学术发展的平台、创建起学术发展的路标，如柏拉图、欧几里德、或孔子等人所做。但这在今天已经不可能，所以需要明师或名师的指点指引。其实，柏拉图、欧几里德或孔子，也同样是在师承伟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的。

名牌大学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设备，而是在那里遇见明师与名师的概率大一些。在明师与名师的指点下，高徒智慧的灵感，有可能被激发而不被窒息，知道哪里可能开辟出通往颠峰的道路。可惜，窒息少年智慧的火花，是现代教育现代学校最常见的功能。

郭靖在大漠18年，苦功之苦远在杨康之上，但功力却没有多大长进。这与今天中学生十年寒窗何其相似。能成为大学新生，固然要下几年苦功。但众多大学新生的无知与幼稚，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简单的例证，年年暑假都有媒体宣传报道什么大学生生存的实验，把这作为大学生了不起的勇敢事迹。其实，几个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到大城市里去谋生，这种“勇敢”的实验，正暴露大学生才干的贫瘠。16、7岁的失学农村少年，读不起书、两袋空空、背井离乡、去城市谋生，何其平常！从来也没有人大惊小怪。

郭靖有苦功而少功力的长进，其原因很简单，是老师水平不够。江南七怪固然算得上“明师”，但这师，只是师傅之师，而非大师之师。最多属于三流。而今天的学校里，江南七怪这么好这样层次的导师，都难以寻觅了。

这里没有贬低教师的意思。这是客观情势使然，而且是全世界的趋势。多年来，教师地位低下，有才华的青年不愿意当教师。经济繁荣社会里，各种CEO或金领岗位的现实魅力，远远超过教师的职业。外在的教育制度，又使那些真有才华有热情的教师，无用武之地。对比三十年代欧洲或中国中学教师群体里曾经出现过的大师，就能明白。

待遇到马钰道长这二流的明师，郭靖的功力开始突飞猛进。待巧遇一代宗师洪七公、老顽童，其武功方可达致登峰造极。习武如此，读书更是如此。

如果家长确认子女是可造之材，如果少年有远大的抱负，那么，上大学就要尽量上名牌大学。那是接近大师宗师的最佳殿堂。可惜，在国内名牌大学里，大师宗师、明师名师，也凤毛麟角、难觅难遇了。北大清华的名头，得益于三个来源。第一，它们的历史；第二，它们的学生。第三，国家对它们的资金倾斜。但这些并不能保证北大清华有世界一流的大师明师。北大清华的教师，平均说来比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好些，但好到什么层次，似乎不能高估。2001年北京大学某著名博士导师抄袭风波、上海交大招生风波，许多报刊都评论说高校已成腐败的重灾区。这样一种外在社会环境，如何能出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现在世界各大国家媒体热衷搞大学排名。大学排名本身是个学问。大体说来，排名主要考察大学的七大方面：第一，生源素质，第二，师资素质，第三，教学水平，第四，科研成就，第五，经费多寡，第六，设备条件，第七，毕业生去向。

如果单以本科生生源素质排名，北大清华可以问鼎世界冠军。道理很简单，虽然剑桥牛津或哈佛耶鲁是世界性的学府，但它们本科生的生源主要来自本国国内。剑桥牛津在6000万人口中选材，哈佛耶鲁在2亿多人口中选材，北大清华在13亿人口中选材，无疑后者素质最高。但若以科研成就排名，北大清华实在无颜见中华父老了。剑桥大学有近70位“师生”，获得过诺贝尔奖，哈佛有约40位。剑桥大学一个卡文迪许实验室，获诺贝尔奖的就有逾20位。集北大清华加中科院全体大军，积50余年的努力，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人问鼎诺贝尔奖。其师资水平如何，大体可以推断。2002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北大清华仅排名于世界高校200-300名之间。交大这个研究结论等于昭告天下：北大清华为何？它们在世界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有最好的运动员（学生素质），有世界综合实力前六位的大国在经费上大力倾斜支持，却数十年保持名落孙山之荣誉，岿然不动，踌躇满志，昂首踏步，傲视中华。

中国文化上有一个独特的也令人诧异的现象，凡是那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创新贡献，都是不入流的民间知识分子、甚至民间工匠做出的，而高级知识分子，往往一事无成。四大发明，没有哪一项是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来的。祖冲之、李时珍等独步古今的人物，也都是非主流的民间知识分子。当代亦有余风：湖南省方面曾多次申报袁隆平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未果，原因吗，当然不为外界所确知。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袁隆平出自湖南一个小农科所，而不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直属，他做出了世界性的创新贡献，虽然不属于诺贝尔奖覆盖的范围；这巨大贡献未必能令北大清华中科院汗颜，却足以令那些相关的院士们运用权势“反戈一击”。

所以，英才少年读国内的名牌大学，多少出于无奈。所以，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个个有自知之明，有机会一定往美国飞。考TOEFL、考GRE，成为中国名牌大学学生进军世界名牌大学的跳板。

这不能全怪北大清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有深厚的传统，智慧与科学也不例外，中国还缺乏科学思想扎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

以围棋或书法文化为例，西方人没有这种传统，迄今西方人的围棋水平仍旧不入流，中、日、韩随便哪一个二流棋手，都可以在围棋世界里横扫西方世界。至于书法，中国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学生，都令西方人望尘莫及。但科学的状况，不幸正好相反。与围棋或书法相比，科学无疑是更深奥更广博的学术，更需要悠久的传统和适合的社会文化制度。因此不难明白，国内高等院校里师资的科学智慧的平均水平，放到西方，许多方面同样是不入流的。只可惜，书法与科学智慧两者相比，毕竟后者为学术大道。

西方人爱智慧求真理的传统，比中国人爱书法的传统更为悠久深厚。当年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开始对智慧千锤百炼，对天文、地理、生物、语言、社会、人性、乃至智慧自身，都穷追猛问、代代求索。在漫漫长路之后，终于走向了科学革命的黎明。不仅对宇宙生命等等这些自然现象，西方人把智慧发挥到了极限，对人类社会，西方人也是如此。何为自由、何为民主、何为法律和法治、何为正义和公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政府权力为什么是恶而且又是必要之恶，等等，西方文化始终在不停地追问求索，文献浩如烟海，仅名著就堆积如山。西方人从来就没有所谓半部名著治天下、一个主义管百年之类的懒惰。正如中国人在书法上的功力令西方人望尘莫及，西方人在智慧淬炼上的功力，同样令现代中国人望尘莫及。那些有幸能够进入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的现代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到西方名牌学府留学取经的经历。为什么要读世界名牌大学，归根到底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