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友“擺古論今”微博透露，北大官網公布校領導機構設置中存在11位校長助理，5位副校長等共計27(2人兼任)人，引發一陣聲討，稱“北大淪陷”，並評價說：“你們讓胡適、蔡元培、嚴復，這些老領導汗顏啊! (廣州日報7月4日)

　　對此，北大隨即進行了回應，稱“北大的11位校長助理是根據工作需要設立的服務性崗位，大部分校長助理在學校是兼職服務的，他們或是某個院系的教授，或是某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北大的校長助理的設置不同於其它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助理’職位，職位的設立並不占有專門的行政資源和崗位級別，並非所謂的‘校級領導’。”

　　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北大確實把校長助理放在了官網的“領導機構設置”中，就算其不占行政資源，至少也承認這屬於校領導設置，另外，這些校長助理，對外的身份必定是校級領導。大學設置這麼多的崗位，與其說是教授為學校服務，不如說學校用這一崗位滿足教授想當校級領導的心願。對於擔任校長助理的教授來說，對外可稱學校領導(北大將校長助理放在校領導設置中，呼應了這種需要)，提升自己的身價(近年來很多人多要傍北大，況何成為北大校長助理了)，另外也可利用校長助理這一職位，方便地進行公關學術和社交學術，有頭銜、行政職務者有更大幾率獲得各種課題，已是公開的秘密，這是校長助理在服務學校，還是學校在服務校長助理們呢?

　　確如北大所說，大學的校長助理大多為正處級，沒有相應的崗位級別，但如此眾多的助理，或多或少強化了行政在大學中的地位，每個校領導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必然找出一些事來，把這些事布置給院系，院系也就只有圍着領導轉了，同時，對應如此眾多的校領導，必然有龐大的行政機構，這些機構的人浮於事，將嚴重影響大學的教育和學術風氣。

　　減少校領導職數，同時精簡學校的行政機構，這是大學去行政化的基本要求。在發達國家的大學，校級領導最多只有3~4位，且沒有多大權力，沒有一干秘書，也用不着這麼多的助理。在國家《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兩年後的今天，一些大學校領導職數不減反增，這傳遞兩方面信息。一是《綱要》對於一些大學來說，就是一紙空文，大學一邊學習着《綱要》，喊着要去行政化，一邊繼續行政化;二是大學崗位的設置，並不是從大學事業考慮，而是更多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由於行政崗位吃香，供不應求，所以就一再擴容，這也引導大家追逐行政崗位。可以說，當今的大學，不是教育共同體，也不是學術學術共同體，而成為了利益共同體。

　　大學之所以可以如此背“去行政化”趨勢而行，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政府部門沒有做出任何推進去行政化的行動，繼續堅持按照以前的管理模式管理大學。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新創的南科大提出“去行政化，去官化”的辦學理念，可深圳市委組織部門卻出面為其公選局級副校長。去行政化在一所全新的大學中，都這麼難，況何一所傳統的公辦大學了。

　　其次，在校長助理崗位的設置上，大學擁有一定的“自主權”，通常來說，副校長的任命，目前還是由教育主管部門負責，所以大學很難增加副校長的職數，而校長助理的任命，則大多在校內就可以搞定。

　　再次，大學內部的人事權，主要掌握在校黨委和校長辦公會，普通的教師無權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決策，就是對“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幹部一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嚴重不滿，也無處表達不滿意見。

　　這充分表明，大學的去行政化遭遇行政困境。要擺脫這一困境，就必須調整政府管理學校的模式，真正在大學內部實行教育權、學術權和行政權分權，建立可以參與學校事務管理、決策的教師委員會。沒有大學內部的民主決策機制，一切都靠行政說了算，大學只會在去行政化的旗號下，沿着行政化的道路越走越遠。

　　在調整政府管理學校的模式方面，對於國家《綱要》的落實，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有必要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並根據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出台實施細節。比如，對於取消大學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所學校落實，那麼，對於這種情形，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是默認，還是嚴肅出台措施，抓落實，就會向社會傳遞完全不同的信息，如果能從北大等校開始，取消校長、書記的行政級別，恐怕其他高校沒有不應聲執行的。再次，對於學校因人設崗，增設眾多並不需要的助理崗位，也應該進行調查，並引導學校在重大人事決策方面，建立公開的民主決策機制。

　　2010年底，我國啟動了500項國家教改項目試點，其中就包括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探索，當時社會輿論對此寄予厚望。現在一年多時間過去了，現代大學制度在哪裡呢?有哪所學校的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分離了?有哪所大學的普通教授擁有了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的權力呢?一切還是照舊。這其實更不利於大學的去行政化，以前，沒有《綱要》，沒有試點，大家對去行政化多少還有期待，現在，《綱要》白紙黑字，試點也轟轟烈烈，可行政化反而更嚴重，這只會讓大家對教改的信心一點點消退。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