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文凭高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给予三六九等的待遇――所谓“学历歧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和其他“XX歧视”一样，它包含着“优待”和“歧视”两个方面，不是歧视学历，而是歧视低学历，优待高学历。特征呢，是“唯学历论”，不管某个人真实水平、付出多少、贡献大小、潜力如何，不管什么人格、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你值个什么价，拿本本来瞧瞧，似乎那个本本相当于收猪的开出的几级猪评定书。

　　如今文凭这东西，有点像处女膜。贞操大贬值，修补处女膜的业务红火了；学历大贬值，修补学历的工作大力开展了。带处女膜的在性交易市场上还添点钱；高学历人士在人才市场和官才市场上还能优先混口饭。

　　考察“学历歧视”的历史，有点意思。小学肄业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应蔡元培之邀执教于北大；初中毕业后在职业学校上学不到一年的华罗庚，作为访问学者就职剑桥大学，先后在国内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和国外两家名牌大学当教授。不必再以其他低学历大师为例了，当代中国文理两科人才中，比得上这二位的并不好找。粗看国共两党大员履历，双方对学历也不太在意，黄埔军校和“拉杆子”出身的文盲各领风骚。钱钟书的小说里，曾有“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学生偶然相逢，可见为谋生搞假学历包装自己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总的来说，在旧社会时，“学历歧视”还不成气候，其务实风气和思想解放程度，比现在还“与时俱进”。

　　上世纪50至70年代，没有学历歧视，倒有一种全世界罕见的“歧视学历”现象。50年代，通过彻底掌控所有人的所有生产、生活资料并经过残酷斗争，从精神、思想、政治和舆论上消灭了作为群体存在的“知识分子”，并在社会上形成了高度警惕“知识分子”的风气。“学历”曾被看成能看透世情、拒绝“改造”的危险标志。“有文化”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比文盲的不测风险要大的多，同样一句话，有学历的说出来就可能是“反动”的，没上过学再有个“好成分”的人说出来可能就不反动。有“知识分子贱骨头”、“三天不挨整就翘尾巴”等等高层理论普及到全民，那时候高学历的人老实的就象夹尾巴狗。

　　到文革，尾巴夹得再紧也不顶用，人家就专门擅长从学历高的人群中往外揪阶级敌人。在一个学术领域拔尖的，那必定是“反动学术权威”，就连电影、戏剧中那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也必定是架付眼镜的阴险文化人。没揪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拿着麦子当韭菜，看见马车拉草说“两个动物拉一车植物”，虹吸专业的权威连一般工人都不如，拿根胶管从还有几两油的油桶里捏不出一滴油来……总之，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妖魔化――高学历的家伙都是些孬种呆鸟。大家一看书读多了如此倒霉，纷纷支起“老粗”的架子，一句“我是大老粗！”豪气干云，其自得与自豪的劲儿，不亚于《围城》里的学监口口声声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时候。

　　不过，为政权培养干部的事情，应该说是很重视的。在工资几乎固定的漫长岁月里，经济待遇上对新培养的毕业生不算吝啬。国家出钱培养学生，工资级别上也显出有点投入产出分析。中专、大专、本科生分配后的身份一律是“国家干部”，工资依文凭高低有一级的差额，大学毕业抵得上一般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工龄。但即便如此，高学历者也没有歧视他人的资本，也是被欺凌被监视的“弱势群体”。这里的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党内“路线斗争”――据说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当权派培养出来的，需要“脱胎换骨”。

　　提这些烂事，说明那时没有学历歧视的客观环境和条件。领袖、元老和各级掌权人中学历高的不多，从主导社会的群体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制定所有涉及待遇的政策，宣传符合其待遇政策的理论，当然亦自然。所以那时是围绕“政治忠诚”和“政治资格”定地位。谁要是强调“学历”，那分明是别有用心，成心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

　　文革电影《决裂》里的共产大学校长举着青年铁匠一只满是老茧的手说：“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就是资格！”要是那时有捐精子这回事，那管精子的站长不突出政治也不行。他会晃荡着小瓶儿严肃地宣布：“这是什么？这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精液！它会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真的，把忠诚和决不怀疑的精神遗传下去，真是一种最强烈的愿望和需求，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不让政治挂了精子的帅，“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现在管捐精子的官员，认为有大学学历者的液体可以把墨水遗传给下一代，文革时不少的“广大干部群众”，也相信革命者可以把“革命性”和“无比热爱”之情通过生理管道传给下一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有说服力吧？你看论证中举例子举好了有多重要。要是逆流而动，偏偏举“马配驴生骡子，狼操狗下狼狗”的例子，咋能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扁你扁谁？不信啊，再假设一种情况――有人在当时提出“捐精子的人必须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会怎样？他这是自找着挨枪子呢！一个义正辞严的质问就送他下地狱：“难道说伟人之父之珍贵的造福全人类的那个神水，也是不合格的吗？昂！”

　　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学的青年人意气风发，昂首挺胸腆着小脸很有成就感的样子。要是你紧盯着女大学生那别着校徽的胸部，她就根本不会想到你真是位流氓。80年代的前几年，高学历变成最紧俏的香饽饽。老粗干部不可能完成改革开放搞现代化的任务，讲有所更新的政治需要干部队伍换一批人，组织上命令各级领导班子中必须配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干部，还下达有班子平均年龄的硬指标。许多部门因找不到有学历的人选而猴急，教育、卫生系统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向其他部门输出了一些人。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官这么多，一个科长也是人模官样的。一夜之间，许多平时不起眼的大学生小职员成为贵人，让人们一下子懂得了学历的金贵。有人联系到成吉思汗，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好景不长，80年代末大学生地位整体下降，“知识分子不可靠”的论调再度泛起，有大学文凭不一定有好工作的时期开始了。说着就到了近年，据说“国民素质低”的国家，大学生供过于求了，约七成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看大门的本科生，送水的专科生我都见过，就连硕士也已经不值钱。就在这文凭大贬值的时候，兴开“学历歧视”了。

　　有家商店亮出“学历越高，打折越多”的牌子，引来议论纷纷。最近有家公司卖房子也做学历的文章。对这私人性的非欺诈的商业行为其实不该上纲上线。它不具有垄断性和公权性质，人家又没行贿，白送东西给什么人也不用管。为此气不忿，指责它搞“学历歧视”侵犯消费者利益，道理上讲不通。官方的管精子捐献的单位，规定捐献者必须有大学以上学历，这属于“国家行为”，应该接受公众质询，听取专业的和社会的意见。但这项规定的取舍，还应该多从接受精子的一方考虑，接受方觉得这项规定可以，即使在实际上没作用，只要心理上起作用，依着人家就是了，不管她要比尔盖茨的还是比尔缺钙的精子，都该尊重她的选择。

　　中国民间团体、企业，一直跟官家学样儿，但在用人待人上有经济的硬制约，比不得公家财大气粗可以随意“大马拉小车”,如果不计成本专找高学历的干活儿，那叫傻。某姑娘下定决心非高学历不嫁，低学历的小伙酸溜溜地进行道德谴责也并非道德。所以说，民间和私人对制造学历歧视的作用不大，某些出于各自利益对学历有所要求区别对待的现象，其实算不上学历歧视，或者无可厚非，或者干预也是徒劳。

　　而公权机构、团体根据文凭高低在内部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并规定、指导社会利益分配时，就已经在损害社会了，是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损害。在工作岗位不能明确学历、学力、绩效要求而待遇却和学历挂钩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人才资源浪费、重复和无效培训增加、知识更新动力丧失、市场对人才的自然调节被打乱等等弊端，无端消耗纳税人大量钱财并伤害社会生产力。从观念上对社会的影响则是“重学历，轻学力”，鼓励全民玩教育、学习上的“花架子”――这个耍花架子的竞争还非常残酷、激烈。

　　“在目前的中国人才市场，有这样一个现象，随便翻开一份报纸的招聘广告版，100个用人单位有99个会要求‘学历本科以上’，剩下1个还是招聘清洁工的”。从政治、行政智慧的角度看此现象，拉动学历歧视的政策那真叫笨――它生生把大量低学历人口排斥在多种劳动市场之外，稀里糊涂地背着因此而来的沉重包袱，面对由此加剧的贫富悬殊、犯罪、城市病态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手忙脚乱，高税收政策不得不出台，社会福利总水平也必然下降。

　　文凭大贬值，加严重的学历歧视，有专家说是由于高学历的人多，市场饱和过剩造成的，这是瞎话。28人中就有一个“消税官”，官员不是过剩的很厉害吗？过剩的成了祸害，社会上咋就没有“官员歧视”呢？和一些“欠发达”也就是落后国家相比，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还比人家低，人家不过剩，咱的高学历人口咋就过剩了呢？这种瞎话简直具有“反动”性质，客观上是在证明中国没有容纳高学历人口的“优越性”，或者这干脆就是说中国连拥有不多的高学历人口都不配。

　　政策领头推行学历歧视，把“造假机制”引进了“人才竞争”领域，遍地的地下作坊和假证广告，还有为官员镀金服务的各种“学历教育”机构，都是公家的需要所催生出来的“新兴产业”。假学历以两大类形式流行：一种是“纯假”，即文凭是作坊里仿造出来的，不合法的；另一种是“正假”，领文凭走了正式手续，合规中矩的，但拥有合法文凭的人并没长学问、本事。要进行“学历打假”那不会有效果，因为，许多真的也是假的，你还非得肯定它就是真的。

　　根据文凭，算是采用量化、硬化了的指标，既如此，就得争取拥有它。无所不能的权力在这场竞争中占尽先机。领导干部在日理万机之余，学历不断提高，专著、论文获奖证书、资格证书一大堆。你一个地区的考学尖子需要昼夜玩命才拿到的头衔，没见人家怎么着就突然拥有了。你苦读到老大不小得到的那个劳动力证明书及其“含金量”，人家能轻而易举地拿到手并超越你，你还不敢说人家是假冒伪劣，到底谁行谁不行很清楚嘛！你分明一头孜孜不倦而到头来没争到多少竞争优势的笨猪，没必要拿你的学力、能力当回事，不歧视你歧视谁？

　　想比真本事，有创造发明么？没几个有，能产生效益的更少；想显摆思想、观点、想法等比较优劣么？咱们这里不兴这个。文化、思想、精神都从上面批发下来，就要求各“代销点”、“营业员”执行“高度一致”的标准化。下级人员产生个好主意或被看好的馊主意，还不能明说或向大家暗示是他自己出的，不把创意的成绩归于领导，针对你的“穿小鞋”创意就出来了。许多机关里的博啊硕啊的，干的也就是文字搬运工的活儿，放屁也没半点原创的味儿。搞技术的干的多是操作员所干的，另外还有些高中级掂包、打杂的。打字员没上班会觉得“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少几个高学历人士么，那工作定然会“正常运转”。在根本不需要原创的地方出原创，叫“幼稚”和“不识时务”，不把自己“创”了才怪。

　　好些个销到国内的外国商品，有“组装”和“原装”之分，前者劣而后者优。“组装”即“国内组装”，“原装”即“国外组装”。一样的零件，都是“组装”，可质量和名气就差远了。人员使用中的“唯学历论”和这情况有些相似：咱看谁受的教育更“正宗”，比谁的“原装性”强――反正没法比“原创”，你们就比“原装”吧！

　　　“歧视学历”也好，“学历歧视”也罢，都是权力的需要，表现出权力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对国民采取分等对待和私用实用的态度。权力面前，所有东西都是可随意“组装”的“零件”。权势、权谋有了任意的空间，普天之下没有它不歧视的东西，包括它自身标榜的“神学”，也只是它泄欲的婊子、小蜜。具备真才实学还想顺利地出人头地，必须彻底改造――把自己变成个“非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