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真實歷史演進過程看“民主”的真實面目

鄉巴佬

也正是因為中國歷史與西方如此不同，五四之後西方學術的傳入，在很多方面出現無法與中國的現實進行觀照，成為空洞的屠龍學術，特別是在政治方面。例如所謂的公民（CITIZEN）概念，在中國就很費解，在西方就非常好理解，因為中世紀歐洲人身依附關係是非常普遍，只有在莊園外面的少數城鎮，人們才不受人身依附關係的制約，所謂的西方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還有就是由於歐洲農奴的生活與現實處境極為無望，經濟上的剝奪和人身壓迫極為嚴重，因此歐洲迫切需要一種適應於在低文化水平人群中也能夠快速被接受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就是為什麼基督教在歐洲如此興盛的原因，因為基督教實際上幫助領主更好地從思想上禁錮農奴，讓農奴在今生無望的生活中覺得生活容易忍受一點。中國也有宗教，但是沒有流行到西方那樣的程度，這其實就是中國的精英階層沒有走西方那樣極端的緣故，因此宗教禁錮方式沒有得到他們的刻意推廣和運用。而所謂的啟蒙之說，在中國也一樣是牛頭不對馬嘴，中國本沒有這樣的宗教禁錮，也就沒有這樣的東西需要推倒。

而所謂的民主是為限制權力而誕生的，乃是中國知識精英編造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國家在一盤散沙的封建主中間，通過政治協商的方式來建設和強化中央集權的過程。西方現代民主的起源，許多人都把它上推到13世紀英國的大憲章和法國的三級會議，一些中國的白痴學者如秦暉，說這是國王主動招集納稅人會議，與他們進行協商，這是極端無恥的捏造。實際上情況是，西方的國王本來一個掛名的職位，本質上不過是眾多封建主中比較有名望的一個，本來是沒有權力對封建主進行攤派或者收稅的。這兩個國家的所謂民主，歷史背景是當時因為在進行的十字軍東征過程中，英國和法國的王權得到加強，國王慢慢地想要把這個地位長期化，因此就想要通過建立常設的政治協商機構，來尋求壓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這個過程實際上進展並不大，直到海盜行為興起之後，英國國王通過出售特許權和爵位等方式，實現了與資本家階級的勾結，慢慢地才強化了自身的力量，後來又和資本家合夥，利用強大的有組織力量，通過取消封建土圍子的稅卡等，先是在經濟上後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圍子的勢力，逐步地實現了真正的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從那個時候到今天，西方國家由一盤散沙的封建莊園，到建立起統一的中央政府；而政府控制社會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國家財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從零開始直線上升，直到今天已經達到 1/3左右。西方幾百年的民主進程和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個這樣的強化政治權力的作用與地位的過程，根本不是什麼用來限制權力的。

歐洲的所謂國家，在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前，主要是一個地域概念，不是什麼統一的政治實體。英國的統一實際上在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逐步完成的，法國實際上在在拿破崙手上完成國家統一的，法國人至今給予拿破崙很高的評價，實際上就是因為拿破崙就是法國的秦始皇。而德國統一的最後完成，實際上是在俾斯麥手上通過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來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國實際上不過是象“一口袋馬鈴薯”那樣互不相關的封建土圍子，各自占據的一塊互相接壤的地盤而已。西班牙的女王在內部政變中被推翻後逃到法國尋求支持，而西班牙的封建主為了對抗法國的入侵，就特意推舉要德國霍亨索倫家族的人來擔任西班牙國王，以爭取德國的支持，而這個事件就是俾斯麥發動普法戰爭的藉口。歐洲的許多國王在19世紀末期，仍然只是一個外交上的象徵地位，沒有真正的行政權力，所以王位可以這樣輕而易舉地用來做交易。實際上歐洲“封建制”的尾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割得比較乾淨，雖然至今還留下許多遺蹟。在這個真實的社會場景上，再回頭去看待盧梭、洛克和霍布斯鼓吹的“社會契約論”，這就顯然不是針對具有無上權力的國王（歐洲當時沒有這樣的國王和中央權力存在），而發出的有利於底層百姓的呼聲；而是針對“一口袋馬鈴薯”那樣的歐洲封建主，希望在他們之間通過政治協商方式建立起有機的聯繫，尋求建設中央集權制的道路。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在當時西方的商業和國家海盜政策（最典型的如英國的航海法）興起之後，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是一個有力量的對外競爭實體。民主和社會契約理論在西方的歷史背景里，是為了建設強有力的國家集權，主張在內部通過政治協商方式，實現精英階層的整體化，這樣才能夠團結足夠的力量一致對外。

五四之後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群體，把歐洲所謂的啟蒙學說解說為純粹的為老百姓作想的“民權”理論，是屬於典型的“郢書燕說”。主要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政府已經停止了科舉，知識精英群體失去了曾經非常通達的進入政權體系的坦途，出現了普遍的怨婦心態，要藉此來破口大罵政府獨裁、說當官的都不是好東西來出一口鳥氣。後來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他們也借用這樣的輿論資源和民主旗幟，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多數人利益進行言說和動員。結果兩方面共同造就了這一歷史性曲解---在道義上和事實上都過分美化了西方的所謂啟蒙歷史，高估了番邦蠻夷那些意識形態學術的價值。以至於後來中國在對於“民主”的理解上，長期存在兩種主要的分歧：一方是要求通過廣泛的政治協商實現精英階層整體化，另一方則要真的把民主認真地落實為多數人的利益，前者注重形式追求少數人力量的凝聚和利益最大化，後者注重內容。今天的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呼籲民主，還是為了象西方歷史過程那樣，要在中國實現更高程度的精英階層整體化，這樣才有更大的力量與合法性資源，在中國對多數人的利益份額繼續進行蠶食，把精英主義繼續向前推進到極致；而毛澤東向來把民主分為多數人的民主和少數人的民主，主張多數人的民主，反對把精英階層整體化去共同壓迫老百姓，真的要把民主在政治上經濟上落實為真正的“民權”，結果當然就妨礙了少數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就被中國精英主義者抨擊為“多數人的暴政”。

所謂的西方歷史在近代的跳躍前進，實際上不過是陷在“五階段論“裡面沒有自拔而已，一樣是無關乎民主，無關乎法制，無關乎文化傳統。英國的工業革命實際上就是在通過奴隸貿易、鴉片貿易和海盜行為的基礎上，集中了大量的技術上可資利用的資源，在英國支持了幾個象樣的城市和產業群體，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協作，通過長期在固定場所生產帶來的經驗積累，逐步實現了工作母機和動力機械的改進，最後在200年的漫長過程逐步推進其工業革命進程的。工業革命的成就，實際上不過是一個資源集中之後必然就要發生的技術進步過程而已，稱不上什麼制度有益的證據。而且這個資源集中過程之所以能夠完成，是因為全球當時各國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都沒有能夠順利發展起國家競爭意識和保護手段，因此英國本身在實力有限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樣一個狼偷鼠竊的過程，得以在低風險低成本幾乎沒有遭遇到象樣的反抗的情況下，輕易完成了，今天已經不可能有下一個了。

後來英國在政治上完成的所謂光榮革命，更不是什麼西方人善於協商和妥協，本質上就是把內部矛盾轉嫁出去了，避免了矛盾在國內激化並引發革命前途。從長遠和全局看，實際上沒有什麼文化或者制度起作用的證據，關鍵是在英國圈地運動過程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能夠順利地大量移居國外，不然的話，這些農民如果長期集聚在本土，沒有出路，一定要爆發革命。革命的結果一定是要叫封建主無法順利成為資本家，要這個原始積累過程從終點回到起點。當然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可能有幾十個幾百個去自殺，但是從1714---1820年，英國被圈占的土地達600萬英畝至多，幾百萬失去土地的農民是絕對不可能一齊去自殺的，他們一定會基於基本生存權要求舉行起義或者革命的，而且他們如果革命也一定是會成功的。肯定就沒有英國後來的封建主通過圈地順利變成農場主和資本家的過程，國家統治階層不可能實現順利轉換與和平過渡。

把歐洲經濟上率先完成的工業革命和政治變革過程，說成是制度或者文化的作用，實際上是西方學術界粉飾自己的祖先和歷史，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手段，這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論和典型的“阿Q精神勝利法”，馬克思在歷史觀上一樣沒有擺脫這個西方中心論。反過來法國因為其貴族順利轉化為農場主的機會太少，農民對外移民的不多，其革命過程就出現多次反覆與爭奪過程，根本原因仍然是對壘的各方沒有多少緩衝餘地，矛盾和鬥爭就非常激烈，競爭的各方都是盡力掙扎，或者說組織起來搞競爭---競爭內容就是到底是由什麼階層或者群體在政治上主導法國，並藉以解決在法國本土經濟資源分配中誰占據最大份額的問題。

今天在西方國家，民主協商政治和法律對社會大眾相對有利，並不是因為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中存在什麼對群眾天然有利的構架，恰恰相反，是因為西方社會在 20世紀實現了社會階層力量對比的相對均衡，精英階層失去了走極端的機會，在已經實現普及大學教育（文化資源掌握方面的均衡）、實現了普遍富裕（經濟力量上的均衡）和組織起強大工會組織（政治力量上的均衡）的工人面前，沒有能力面對工人繼續推進他們的利益邊界了，這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同時也由於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沉重打擊，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西方知識精英群體的深刻反省，在慘痛的血寫的教訓面前，戰後法國80%的知識分子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出現了一個全球性的思想界向左轉風潮，深刻地質疑把少數人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精英主義制度所的合理性，這也使得其他精英群體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出現，不得不採取後退政策去退守最後防線，同意採取福利國家和累進稅制度這樣一些對下層社會相對有利的制度，在政治上也真正實現了普選權。這些慘重的血淚教訓今天雖然淡化了不少，也還是能夠使部分清醒的西方精英，看到走極端的危險，為避免最壞的情況出現，他們也有一點意願，傾向於採取讓步政策，具有了支付“保險費”的部分意願。然而到了1970年代，這樣一代具有豐富戰爭記憶的人，逐步地退出了歷史舞台，血的教訓被時間和生命上的新陳代謝所淡化，西方國家的精英主義思潮又開始抬頭，利用資本全球化給精英階層帶來的有利談判地位，對本國工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進攻又開始了。與此相對應，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知識界曾經聲名狼藉的哈耶克，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相比較而言，由於中國革命過程主要是底層群眾付出生命代價的結果，中國的知識精英在解放初就對這樣一份血寫的遺產不那麼買帳，後來他們與毛澤東的長期糾葛就是他們拒絕接受中國革命血寫的精神遺產，這與西方國家知識精英及其親戚朋友直接上過戰場，具有豐富的參加殺人或者被殺的慘痛經歷不同，比如英國的湯因比就因為自己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差不多有一半死於戰爭，因此他對毛澤東的艱難探索歷程的看法就與中國精英主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由於拒絕血寫的遺產，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的良知是最少的，今天中國的所謂主流知識精英群體，也仍然是全世界最右的或者最反動最無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