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衣阿华大学的学生，在被卢刚杀害的六人中，有两位 是我所熟识的。他们是山 林华和副校长克黎利。我一直想，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 的一些事写出来，让更多 的人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些善良的热爱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华住在同一幢学生家庭公寓大约有三年，开始时虽 是认识，但只是点头之交 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学会改选，山林华卸任。他来找我让我 接他当同学会会长，从这 时起我们有较多的接触。

　　以我的年纪来看他，他还只是个孩子，实际上他确是童心未 泯。他可以和我当时才八 岁的儿子一起玩“任天堂”（电子游戏机）而玩得大呼大喊，得 意忘形。有时在电子游戏 机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难题，他会“不耻下问”地打电话来我 家，找我儿子“请教几个 关于‘任天堂’的技术问题。”他是一个极诚实的人，见了面未 说话，先就露出娃娃般的 笑容。说话轻声慢气，与他在足球场上以他瘦弱的身体去抗击合 理冲撞的勇猛很不相称。

　　他似乎并不像《万圣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不愿谈论自 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 年我找到工作离开爱城前两天，看他在地里忙活，他种的庄稼长 得郁郁葱葱，我说：“小 山子，庄稼种得不错嘛。”他笑著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出国 前一天还在地里帮我爸爸 干活呢。”

　　他是一个做事极负责的人。我当选了八九年的同学会长后， 常为同学会的事与他商量 。并戏称他是我的“中顾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学 生会的活动不但多、频繁 ，而且规模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当选的同学会干部 中有几位对活动参与不多 ，所以活动的组织和进行全靠一些同学自愿的帮忙，小山子就是 其中的一位。几次活动， 我都请他统筹车辆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学家特有的准确 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 。最后自己开车“收容”没赶上的，成了活动的“殿后大将 军”。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 碌的时刻，对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考正安排 在六月十五日前后，可我 根本没时间复习。焦头烂额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 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 任会长十天，让我把毕业考应付了。他毫无二话地答应了。在那 以后的十天中，他代我处 理同学会各方面的事务。待我考完以后，他才“还政”于我，让 我一直觉得我欠了他一个 很大的人情来不及回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毕业典礼上，我和他坐 在一起，我是从德州赶回 去参加典礼的。几个月没见面，大家觉得分外亲切，我和他一直 轻声地谈各自的工作，对 物理学，我是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干得很出色。已经有好像不止 一所学校聘了他。他打算 再干一阵“博士后”就应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为他高兴。如 今我拿出在毕业典礼上所 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边，脸上挂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 真是十分痛惜我们失去了 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和亲爱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枪击事件 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 是基督徒。将来在我们天上的家里，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想，我可以称安妮·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是 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 一，除了这一层师生关系，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的往来，我和其他 学生都称他安妮。我头一 次遇见安妮是在八六年感恩节在我指导老师家的国际学生举行的 感恩节晚会上。这是安妮 和我老师十年来保持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她们两 人轮流在家里举办晚会招 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国际学生们。

　　她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见后，她 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 八五年去上海找寻她再其中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经历。虽然她很遗 憾没能找到，可是对上海 市民的热心和乐于助人赞不绝口。八七年（或八八年）她和我老 师再次去中国，代表爱荷 华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签 定学校交流的计划。并在 国内举办多次学术讲座。从中国回来时，她带了一大包中国高考 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考题 ，并让我找人把它译成英文。她的中国同行们认为选择题不能测 出学生深水平的学习的思 维。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测量专家，她决定做一套例题给他们。 她说：“ＩＴＡＫＥＴＨ 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目睹中国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她和 我老师发动教育学院的教 授们为中国捐书。我记得共捐了一千多本，反正我负责打包邮寄 时，六十五磅的邮包共寄 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对国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似 的。记得一年在她家里过 圣诞节，熙熙攘攘地大约来了四、五十人。安妮准备吃的，还煞 费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 都不太熟悉的中国学生扮演圣诞老人。当这位圣诞老人打着哈 哈，背著一只大塑胶袋进来 时，不但孩子们欣喜若狂，以为是梦想成真，就是我们这些大人 也苦思冥想，猜测是谁扮 演的圣诞老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件礼物，男士们或是一本 记事本，或是香水；女士 们或是钱包，或是化妆品；孩子们则是书或学习用品。每个人都 体验到那一份家庭的温馨 。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试着像她那样为离乡背井的学生们做 点什么。这才发现那并不 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没有对学生的那份爱心，没有人能十年 如一日地为学生做这些。

　　在学术上，她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记得在我 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一 个统计方法用得不合适，被一位教授穷追猛打，搞得我疲于招 架，狼狈得很。轮到她发言 时，她说：“我本来也准备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打算问你，现在看 来不必了。”然后把她对 论文的意见逐条说来。我至今对她的网开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 对学生学习的成就由衷地 高兴。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老师在家设宴欢迎 我们全家，她带著她最拿 手的冰淇淋蛋糕来参加，一坐下便说：“我想让在座的每一位知 道，为了欢迎威廉，我多 年来第一次破例，没有参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锻炼。”九一年四 月我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开 年会遇见她，她还问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衣阿华大学的五年 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国学生 。她所主持的“大学测试中心”曾资助了多位中国学生完成学 业。

　　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她喜爱运动，又爱好音 乐，是大学演出中心的重 要赞助人。她还会演奏大提琴，只是没有听她拉过。她家里养了 三只漂亮的波斯猫，每年 一次或几次，她让整个街区的孩子们把他们养的猫带到她家里， 给猫开生日晚会，其实晚 会的主客当然是孩子们。九一年四月我见到她时，她兴高彩烈地 告诉我，她的一只波斯猫 六月份要生小猫了，如果我有兴趣，她会设法寄一只给我。我连 忙辞谢不敏。如今我想到 她时，不由得也会想起她的猫们，不知它们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说安妮活着的时候是博爱的见证，她死后她家人所做的 则是宽容的典范，枪击的 第二天，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Ｓ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ＭＡＫ Ｅ ＩＴ！”并告诉我安 妮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安妮遗产为教育学院的国际 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因 为他们知道这是安妮的意愿。

　　我为他们这种“以德报怨”的高尚感动得不能自已。想到这 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善良的 美国老人，竟死在中国学生的枪下，不由得涕然泪下。我老师安 慰说：“安妮生前很为你 们这些中国学生而感骄傲，她感谢这些年来你们所给予她的。” 几天后，她寄给我一份安 妮的兄弟们写给卢刚家人信的复印本，是十一月四日安妮去世的 那一天写的。信不长，我 翻译如下：

　　“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 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 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 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 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当 我们从各地赶来衣阿华时 ，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 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 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 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 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 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 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 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 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 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 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 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 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 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 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真诚的弗兰克， 麦可和保罗”

　　安妮追思礼拜时，听说许多中国同学都去了。我不知道安妮 和她的弟兄们所作的会给 多少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知道他们确是改变了一些人的生 命。我的太太在这事以后 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说，没有人能在这样高尚的行为面前无动 于衷。

　　记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安妮去世的消息时，我就很想写一点 什么，把我所知道的小山 子和安妮告诉人们。不单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为平息自己激动 的心情。但思绪万千，竟 不能落一字于纸上。可能正为鲁迅先生所说：“长歌当哭，是必 须在痛定之后的。”一年 后的今天，新的思绪果然沉淀了下来，我终于写成了以上的文 字，并把这“当哭的长歌” 献于小山子和安妮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