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中学第一次听到尼采的名字，他被斥为提倡“超人”、“权力意志”的狂人，还自称为太阳，简直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似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大学里找到一些中文介绍，读到尼采的反基督教（“上帝死了！”）和排犹anti-Semitism色彩(如被希特勒捧为“导师”)，也记得一个细节说尼采很自豪与普鲁士国王同生日，还取了与国王相同的名字。这使我颇瞧不起尼采，二十几年来没有兴致读他的原文（日语或英语译文）。同时，我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由其夫人“威廉王后陛下女侍卫长”加上的“初版序”，也摆不脱德意志“官本位制”的奴性。  

两三年前，我读了爱玛·古尔德曼的传记Living My Life，很意外地知道她（一个女犹太安那祺主义战士）非常喜欢尼采，这使我决定要读一读尼采。后来，我又读到墨西哥安那祺主义者Magon等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的宣传中从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找到对腐败的墨西哥天主教进攻的同盟[1]。另一方面，我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很不情愿把斯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粗糙的《自我及其所有》单独作为一册列入其中，更想把丰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反教会思想一同收入《德意志安那祺主义》一册，这似乎也绕不开尼采。我这里依据尼采的《论道德的发源》（中文多译为《道德谱系学》）和他最后的精神回顾《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或译为《瞧！这个人》）的英译版[2]。

1887年出版的《论道德的发源》由三篇文章构成，是尼采精神崩溃的1888年前的最后一本著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尼采作为经典语义学classical philology（退职）教授，功底深厚，鄙视英国的功利主义学派不顾历史背景的伦理说教，专注于基督教道德概念的发生以及演变，力论神圣的基督教道德观的起源是卑鄙的世俗的权力意志较量的结果，而基督教道德观所提倡的禁欲主义也只不过是低级可笑又没有根据的迷信，腐败人类。

《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有一个序及15章，其中第4章到第13章是他对其同名书籍的回顾。从它的一些标题如“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这么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天命”中，可以看出他近乎疯狂的自大。不过，真正能对人类思想提供贡献的天才，可以得到宽容的特权。我从中找到尼采关于他的出生的说明：“我自己出生于10月15日、上记国王的生日，所以也适当地被取了个赫亨佐伦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选择那一天至少有一个好处：我孩童时的生日总是节日。[3]”至少，要挑战上帝的尼采还不至于堕落到普通一个国王的水准。

当他这样评价自己：“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欧洲第一个完美的虚无主义者”、“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时，我们看到他与反抗权力、权威的安那祺主义的自然连接 。我注意到尼采在《论道德的发源》的三章中各用过一次安那祺主义，用法很不准确，大致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当。例如，在提到妇女的解放时，他说，“解放了的妇女是永久女性化世界里的安那祺主义者，她们的最基本本能是复仇。[4]”我本来就没有期待从尼采那里学到政治理论，所以也不在意他对安那祺主义的无意/无知。

尼采与现代社会关联的重要性，当然是他对基督教的尖刻嘲笑、愤懑和不共戴天的攻击。这可以随意从他的原文内容和语气中感受到：“罪恶的起源困扰着我，…至于问题的解决…我把此殊荣赋予上帝，公平地使他成为罪恶之父。[5]”“上帝自己做完一天的工后，变为一条蛇躺倒在智慧之树下，这样他复原为上帝…魔鬼只不过是上帝那第7天的消遣。[6]”对于基督教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么直接亵渎上帝更深重的罪恶了，这也是许多严肃的思想家排斥、无视尼采的一个因素。

进一步，“基督徒至今成为唯一的道德者—这本身是无比的好奇—，作为唯一的道德者，基督徒比人类最鄙视的人在梦里想象的更荒谬、虚假、自负、轻薄、无能。基督教道德作为最恶毒的谎言意志的形式、人类的真正的（把人变为动物的）色斯，使人类堕落。[7]”“我不喜欢《新约》，…这些卑下的行省人，他们甚至妄想‘永生的皇冠’。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干什么？…他们的野心可笑之极：这样一些贱民反胃回吐他们的最微不足道的私怨、愚昧、忧伤和烦琐，好像人类的心灵就是为了他们而存在似的。[8]”这样的好战格调充满了整个尼采的笔端，而他还能真名实姓出版，还能继续领取大学“退职”津贴，可以想象德意志能够辈出世界思想家的自由条件，令今天的中国文人羡慕不已。尼采解释道：“我有权向基督教发起进攻，因为我从来没有从那里经历不幸和挫折。”[9]

作为被犹太/基督教奴隶道德颠覆了的高贵罗马文化的继承人，作为高雅、激扬的德意志散文“顶峰”（同时代的另一用德文写作的高手是犹太人海涅），很遗憾尼采没有利用他的语义学知识在理性的指导下对《新约》进行近代科学的（可推敲验证的）研究。尼采在《反基督》书中更全面展开对基督教的攻击，特别指出保罗因为自己内心的怨恨（借用法语ressentiment一词），成为耶稣思想的最大歪曲者。其实，包括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的见解更为中庸：正是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法学家保罗目睹耶稣的门徒们无能、无力、缺乏信仰，才从基督教的迫害狂，借助他自己声称的梦中耶稣显灵，摇身一变成为耶稣的代言人（地上的基督），把一个衰退帝国的偏远行省的不起眼部落的异端信仰转换成统治世界的宗教。短命的斯宾诺莎用拉丁文（新体）写成的对《旧约》的研究《神学政治论》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1670)奠定了近代政教分离的基础，但我们没有读到一部具有类似启迪价值的对《新约》的研究。难怪，不同意斯宾诺莎的人也不得不尊敬斯宾诺莎，讨厌尼采的人不屑于理解尼采。

不过，尼采毕竟幸运。各处、各时代都会有人找出他各为所用。而较早于尼采、影响过尼采的斯蒂纳几乎无人知晓。虽然尼采没有在他的书中提及斯蒂纳，但可以很容易看出两人反基督教的雷同立场。 例如，斯蒂纳宣称：“上帝、基督、三位一体、道德、善，等等，是这样的产物，我必须不仅让我说它们是真理，也要说它们是欺骗。[10]”说起来，伟大的宗教改革和辉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造就、保护了他们，他们都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远离左翼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更远端，还有与尼采同期的马克思，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化了四百多页篇幅讨论斯蒂纳。比起单调粗糙的斯蒂纳和建造起庞大思想体系取代基督教的马克思，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贡献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因为即便只在欧洲，尼采在关于正在取代和远远超越教会功能的近代社会组织（国家）的问题上完全无知。斯蒂纳指出：“听听基佐大臣的话吧：‘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对思想的指导和控制。过去教会完成这一使命，现在教会不适应了。这个重大任务有待于大学来完成，而大学将会胜任。我们政府有责任支持它。’…不管是教会、《圣经》还是理性（路德与胡斯早就诉诸理性了），作为神圣的权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11]”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1989年日本的文部省及其属下的国立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都是旧帝国大学）等，配合日本政府的“国家利益”出卖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悲惨教训。而我自身正是在现代中日关系最肮脏、黑暗的时刻，发现了基于个人精神自由的再洗礼派基督教（门诺教派）。基督教可以、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已经改新（“新教”），（被尼采宣判死刑了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复活呢？

虽然尼采在文学（散文）、艺术（音乐）、语义学、哲学评论等方面天才性的创见（如刚性、太阳Apollinian与酒、狂欢Dionysian这一对概念的发挥）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莎特的存在主义、福科的权力分析等产生过影响，但他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性由于没有涉及政治（国家）、经济制度而没有超越出“传统欧洲”（主要是德法）的地域。尼采对基督教的唐吉珂德式的攻击，就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彩展开也没有多少关联。例如，政教合一的俄罗斯沙皇专制下导致的俄罗斯革命彻底废除了东正教却树立了政治的独裁，在南俄罗斯/乌克兰勃起的安那祺主义与门诺教派发生悲剧性冲突（见笔者“门诺教派与马克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在西班牙内战中天主教帮助弗朗哥推翻共和并维护政权，在朝鲜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接受基督教作为国家意志形态，等等，都与尼采的牧歌式“决斗”没有关系。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席位，仅限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中部；对于现代社会在世界上的展开，不必打扰尼采，让他安息吧！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0年5月25-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