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和《这一代》

有人说社会是复杂的，但是，贫道认为这网络世界里的“虚拟社会”更是错综复杂，深奥莫测。高伐林先生敢于用真实姓名在网络世界里披荆斩棘，横冲直撞，贫道由衷地敬佩。高伐林先生从一个全国知名的青年诗人，改行研究中国近代史，在网络上和平面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高伐林先生写的文章贫道基本上是每篇必读的。贫道和高伐林先生同届大学毕业，非常理解高伐林先生的经历。但是，毕竟学理工的和学文科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贫道对高伐林先生的不少政治上和学术上的观点并不认同。

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纪念毕业三十周年。高伐林先生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代》。老高甚至声称“1979年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现在是珍贵文物”。贫道对高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认同。

七七级和七八级都是一九七八年入学的。两届加起来，包括后来扩招的走读生，估计共有上百万学生（含大专）。贫道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对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观察得比较仔细。上面断
断续续斗了一两年，下面也断断续续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哄。直到邓小平出兵打了越南，好像才从“大乱到了大治”。

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年轻人可能要问什么叫“起哄”？根据贫道在浙江大学的观察，绝大部分起哄的学生并不知道邓小平正在和华国锋斗。社会上的现象是贴大字报（但是必须在指定的地方），你也可以称它为民主墙。各种观点都有，贫道在杭州最大的“民主墙”上看到公开号召打倒共产党的文章，而且还可以保留数天。当时可以讲是真正的“民主”。学校里的现象就是串联，办报刊，办舞会。例如浙江大学有校团委办的“官方”报刊，后来就有学生社团办的“STAR”文艺刊物来与之竞争。凡是党委，团委想搞的事，学生社团条件反射式的明里暗里反对。例如，选西湖区人民代表，“官方”指定的几个人物一再受到攻击，有落选的。但是，党委，团委里的一些有各种背景的人也是明里暗里支持学生团体的。

中国的历史有个规律，上面一斗，下面就起哄。毛刘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文化革命。邓小平江青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四五运动。邓小平和赵紫阳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六四运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公车上书。老蒋和老王上面稍微斗一斗，下面就是一二九运动。如果当年邓小平和华国锋斗成了一个僵局，可以肯定，下面又是一场大运动。当年绝大部分起哄者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斗。应该讲是只一种对党委，团委的逆反心理。绝大部分起哄者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你人多，你就力量大的。他们看不到邓小平要你民主，你就民主，邓小平要你集中，你还不能不不集中。

老高的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上面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比较文明地收场了，七九年的运动没有搞起来。下面好像对学生也并没有太多的“秋后算帐”。但是至少对支持学生运动的团委干部应该有暗中处理的。老高声称“1979年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现在是珍贵文物”这个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贫道估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会展出《这一代》，美国的国家博物馆估计也不会对《这一代》太感兴趣。贫道在六，七年前回国时，整理旧物时，把文革中的“还我战友，还我血”这一类的红卫兵小报，浙江大学学生社团办的“STAR”文艺刊物，以及杭州大学学生社团办的类似于《这一代》文艺刊物全部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读者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来理解中国的“起哄”文化：一个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工厂。当年邓小平正在和华国锋斗，就相当于厂长和书记有矛盾，刘道玉，方励之等人相当于三车间，和九车间副主任，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点情况，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各自的渠道来拉帮结派，结果就是使得有的人在背后讲厂长贪污，也使得有的人在背后讲书记搞女人。老高的学生社团相当于三车间的宣传干事，跟在三车间副主任后面或者帮书记去搞厂长，或者帮厂长去搞书记，或者书记厂长两个都不帮，而是把厂长，书记都搞掉，让三车间副主任去做第一把手。

看到这个比喻，读者就要问，“你这个”贫道“在那个工厂里又算是个什么角色呢?”坦白地讲，贫道就是翻砂车间的工人。上海人俗称“翻砂乌龟”。满脸灰尘，埋头干活，厂长，书记，车间主任，连带他们的老妈一起骂，尤其看不起那些上窜下跳的宣传干事，更看不起那些，背后讲流言蜚语的人。如果有人在背后讲厂长贪污，我们“翻砂乌龟”就要讲，你有本事你也去贪啊！有人在背后讲书记搞女人，我们“翻砂乌龟”就会讲，两相情愿脱裤子，关你屁事，有种你也去搞啊！

中国的毛病就在于从秦始皇以来，一代一代的太多了。说穿了“这一代”和“那一代”并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这一代一代的太多了，在一次一次重复地走着同一条路，那么，《这一代》文艺刊物和这里的大部分网文一样，是不具备文物价值的，最后还是要到废品收购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