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了编译局长

1900年发表的《梦的解析》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因为它第一次赋予了无意识动机，描述了无意识发源于童年，童年受性压抑。这是佛洛依德的三大支柱，但这支撑起来的与我们生活最切近的，在我看来还是对“借口”的分析。

“人类心灵的建构，或可分为几个高低不同的层级，分别放着不同的材料，很可能这防卫势力隶属较低的心理现象，常为较高级者所压抑。”防卫机能通常采取的破坏性方式是“失误”，掩盖性的则是“借口”。“借口”的心理实质就是企图把无意识冲动在意识面前合理化。它的作用在于使冲动行为与意识的标准相妥协，借用意识的标准来为冲动行为作辩护，这样，就不会使自我有罪恶之感了。《复活》中曾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聂赫留朵夫溜到玛斯洛娃的卧室门外求她开门时，她虽然意识到开门的后果，但她听到他用手摸索着找到门闩的声音时，并未使出全身力气去阻止。当他把她抱起来时，她嘴上虽然说，“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可是，“她的身子更加偎紧他了。”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就与自我的默许、希望有关。因为如果她不暗中 帮助，而是坚决一些，也许此事就不会发生。当然，就其现象来看，玛斯洛娃的“自我”的确不希望发生此事，但就她所达到的对他的理解而言，她的“自我”又希望发生。因为在整个情节中，她的自我意识都是清醒的。

——摘自《心灵的冲突》一书。

本能借助借口来实现，借口借助意识来装假，但这个“假”能否导向恶，要看它是否还与“真”相通。如同精神病人与作家一样都有梦幻般的想象，但作家能回到现实而病人不能。所以，人们，包括你我的社会病状的形成，不是梦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把“借口”做大、大到忘记回家的路了。

编译局长的引爆，直接看是“盗亦有道”的潜规则的破坏，而最能吸引眼球的又是二人的特殊身份，两人还都号称“马克思的门徒”，而且高级到了全世界都无法媲美的专门研究马列的博导与博士后状态。在一个马列大旗飘扬的国色天香的环境里，突然飞来两只黑乌鸦 ，撞在那集体装睡的鲜红屏幕上，满面淫血地残杀场面，那实在是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难以接受的，文弱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更会措手不及，强烈的视觉反差与心灵冲突必使他们归结为旗面上颜色的诱惑，报评“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网责“局长腐败马列祸根”是非常正常的。

只是，这真的是老马的错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返祖现象越来越多。古代的、现代的一切道德标准都已模糊，层出不穷的道德沦丧，砍杀不尽的贪污腐败，以及越来越拉大的贫富差距的这些恋祖现象，真的就是我们进步的必然代价？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贪污腐败、性放纵、自私利己等风气都是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于是提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抵制西方文化。另一些人认为由文革带来的，是十年浩劫把人都沦落了，把过去祖上的规矩都破坏了，弄得人都人不人、鬼不鬼了，于是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

在发泄了抵制和否定的愤怒之后，这两种思潮走到了一起，都埋怨批四旧立四新、都不喜欢毛泽东打到孔家店，主张恢复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所以，一时间，孔子儒学、儒释道遍布各家讲坛，南来的文学的，北往的历史的，油头粉面赛车的，聚美充横说小品的，齐刷刷地都拜跪在读都没读过的四书五经下，烧香磕头的自称为佛的虔诚使者。甚至有的人提出要恢复繁体字，认为我们苦心苦力改革的简体字也是一大祸害，比如，以“爱”为例，简化成了“爱”，没了“心”，还拿什么爱呀，搁什么爱呀。说的也是活龙活现地挺有道理的。就是这样的“博大精深”让编译局长马列权威自居，极力批评西方文化中粗俗的东西，主张向世界推销中国的美德，让世界“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可一转身，这些人下了讲坛、卸了妆、脱去那身制服隐身到屏幕后，他们怎样做的、怎样想的呢？即使他们离开红尘走进庙宇、跪倒在菩萨面前时，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好瞎猜，也没兴趣他们的隐私，只想问一下，他们隐秘起来的那些私货，偷偷地在酮体上享受着的罪恶欲望，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毛泽东、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必然地联系呢？

那位女士肯定会想过事情的结果，特别是拿自己的后半生做代价，一般的女子还真难以做到。就这一点，她是以魔鬼的身子，对当下的社会民风沦落起到了上帝的作用。

编译局长如有坚强的意志力或者足够的实际力，挺住自己或者满足自己人的要求，恐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欲望与情分交织的千疮百孔中，尽其力找人舍钱，两人间丝丝地还透着亲情的火花，那女士的愤恨也许是由这股火开始的。否则，她不会对他与其他女子的暧昧关系醋意大发，骂其“王八蛋”。

其实，从世俗的眼光看，他们二人也就是贪婪的情欲重了一些，一不小心走了火，不具备什么衣冠禽兽婊子的素质，同你我一样，是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国人兄弟姐妹，尤其这位衣兄弟更是这样。可是，从超俗的境意看，他们是不是突破了动物世界都不能没有的底线呢？

那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里能使这么大的劲儿呢？

            衣兄弟的这事儿的确整得不好也不该。说不好，他不仅给社会、朋友带来了危害，而且给家庭、亲人造成了伤害；言不该，他不仅给别人的观念带来了怀疑，而且给自己的信念也造成了变异，从理想的理念蜕变回了单纯的肉欲，从人性的追求异质成了角色的权势。

            但是，要把我们兄弟都放到上帝面前，衣兄弟的这中蜕变与异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内在固有的，你我都会面临的。上帝正是依据这个基础，才极力为我们从内部建造一种全能全知全容的力量来控制战胜变异的冲动，支持我们的美好 。这就是通常说的信仰的力量。

            然而，在一个缺乏信仰、权钱交易的环境下，我们就是拥有十八般武艺也没用，怎能抵住内外的夹击？不信的话，等夜深人静时，手捂胸脯想想，如果我们陷入那个环境的那个位置，不要说局长，就是一个小县长，还不是个太爷？胸脯屁股可能都不干净，还会像焦裕禄那样吗？

            “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但如果只是“财富梦”而没有“宪政梦”，那只能是“红楼梦”；如果只是“宪政梦”而没有“信仰梦”，那只能是“黄粱梦”。网友宣教士曾经提的“One nation, under God”乃是美国兴盛的最重要支点，虽然这里的“god”在我看来不能光是耶稣，但没有对圣经的信仰，就不会有美国的真正立国观念。因为离开了信仰，不要说人为什么非得自由平等不好解释，就是人何以为人都不太好解释了。任何一个在“以权钱定位”、“二奶小三茂盛”、“妻冠夫姓为荣”、“热衷回到繁体字”等生活中的当下中国男人，都很难守住自己原本向天堂许下的那种纯情心愿，因为你不着她，她会惹你呀；你的心不惹谁，众人会瞥你呀，包括你的亲人都会瞧不起你呀。还不信的话，就把手从胸前拿开，放松一下思绪，想象没有马克思学说、毛泽东、文革的香港、台湾、澳门的兄弟们，衣兄弟的榜样少吗？如果枕头与枕枕头的人够多，他们何止两个枕头，还不是三个、四个的放？

            应该承认，衣兄弟当了局长，与他的研究内容有关，但又不能等同。他的内容与别人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男人与中国男人研究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儿。衣兄弟的研究内容与他当的官不一样，他当了官犯的错误与他研究的东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研究马克思的男女整出事儿了，我们就怨马克思，那研究天体的男女整出事了，我们就怨天体？

            由此可见，衣兄弟的问题，并不出在他所研究的内容上，与马克思及哲学更挂不上边儿。造成兄弟们的变异心理障碍，是我们口上喊着但实际不信、也不守的“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虚假心理，是我们对坚决抵制但却把孩子送去的那种文化的排斥心结。

虚假心理造成了我们的那张床只是与肉欲金钱有关，最多也就是“郎才女貌”的最佳搭档啦，才貌交合到极点不是肉欲与金钱的搂抱吗？排斥心结造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只是与抓权夺利有关，最多也就是“谁打江山谁坐殿”，打与坐结合的轮回不是“成者王败者寇”嘛？这个信念同公狗在发情期相互掐架的动机有别吗？烛光、薄沙、信言、轻语、宣传、号召都转换成了诱捕的手段，男人在乎的是女人的臀部的肥瘦与胸部的大小，女人在乎的是男人的权位的高低与金钱的多寡。

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我们又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冠冕堂皇的唐装，以为有了这身唐装就能真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了？可是至今，我们有些兄弟们还真信，他们是真的傻兄弟，傻得可爱，真的以为穿了唐装就会有李世民的气质，戴了破草帽就会有孔子的性格？其实，看看我们这些出了事儿的兄弟们的前后表现，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满口仁义道德地批评西方文化，认为那是邪路，都标榜自己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代表，并主张向世界推销自己的美德。

精神分析学的“借口”揭露：越虚假就越变态，越宣传的就越让别人干，越反对的就自己越要干的；越抵制就越郁闷，越发泄不了的就越想发泄。掀开这层皮，就很自然地想起佛洛依德的话，“那只是一种借口，是虚假心理的防卫机制”。

            我们都太能利用这张皮装扮了。

犯错者披着一层外衣来伪装，批评者则找件自己不喜欢的外衣再给他包装上。一些兄弟会找出“反党卖国”、“外国势力”、“崇洋媚外”等皇帝新装，另一些兄弟也会拿出“马克思”、“文革思维”、“毛泽东”等新打扮 。可我们很少静下心来想想，当我们给对方这样打扮时，我们把对方当成了什么？凭什么我们就把人家当成了我们臆造的“什么”？我们是上帝呀？而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干的，不正是对方想要的借口吗？以挺毛的兄弟为例，他们真的是挺毛泽东吗？毛泽东会让自己的妻子冠以毛姓吗？会允许自己的老婆孩子这样狂妄敛钱吗？会把“农民工”像女人擦口红那样经常地涂在嘴上吗？而那些反文革的兄弟，真的能按照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去做吗？那些贬毛赞美的兄弟真的理解美国的规矩吗？这些所谓的“精英们”能过放弃对“人上人”的追逐吗？可就在这儿如何消除“人上人”一点上，正渗透着毛泽东、马克思与美国一致的地方。

衣兄弟虽然犯了错，撤销职务是理所应当的处罚，如果涉及了法律犯罪，判其刑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研究并不是一无是处，如果就此一棍子打死，可惜不可惜另当别论，只是我们以错犯错何时了呢 ？如果由于他的床上动作的冲动鲁莽，就否认他的研究内容及成果，是不是在难得糊涂的路上走得太过劲儿了？如果由于他的生活腐败搅乱了我们的信奉，那我们对所信奉的东西是动了真格的了吗？

            更重要的是不论五毛党还是美分派，其实不存在什么根本界限，我们都是兄弟，难道你不希望来探亲的年迈父母，能说着中文使着方块字过美加海关？难道你不希望长在这里的自己孩子，能在白宫里拿着筷子吃饺子？兄弟间人各有志，有不同看法，不能强压，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化世界中，双方谁能压倒谁？就算你把兄弟们打倒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你真的赢了？干嘛我们总在“借口”的忽悠与被忽悠的状态中装朦胧呢？

马克思一定会有我们常人的弱点，但这掩盖不了他的贡献，就像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一样，床上的那些动作怎能扑灭他对平权的追求火焰？更何况，当今的中国名人、精英、学者们有几个好好地静下来认真地读读马克思原著，以为传下来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是最大贡献的说法就一劳永逸了。其实，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只是形式，不是理念。这些都解释不了为什么是马克思，而不是哲学家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社会学家的魏斯特，经济学家的李嘉图等人，甚至不是恩格斯等人发现了这些？因为后人的解说大多都离开了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内在机制与社会哲学理念的逻辑必然。如果能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关系着眼，会看到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用哲学方法对经济问题与矛盾的切入，揭示了劳动异化与资本运动的双重性，展现了一个资本如何作为人的世界要素的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资本论》要以商品的两重性开始。

那种由于国门放开出现了不良现象就绝斥西方文化而返祖还朝，是不是有点象那种由于久居乡野的少妇进城后喜新厌旧而埋怨都市环境的心态一样？

如果说西方文化不好是邪路，那当年孙中山用西方宪政之路撵跑皇帝时，我们咋不拒绝呢？

如果说西方文化好而马克思学说不行，那马克思学说不是西方文化吗？那为什么西方人还把它当作一盘菜呢？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糟粕，那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还把孔子同所罗门、摩西并列在一起呢？为什么西方学者如卢梭、黑格尔、克罗奇、汤因比、亨廷顿等那么重视中国文化呢？

如果说毛泽东十恶不赦毫无价值，那美国的明星们为什么把他刻在身上，为什么中国以外的有些国家至今还崇拜他呢？

拉不出巴巴怪茅坑，走步踮脚怨地不平 。其实，这哪是什么敌人太狡猾，分明是我们的虚假心理给我们的“自我”找借口。

这种由于一个小小的局长的床上动作的混乱就否定马克思的贡献的想法，想必是兄弟们一时的气愤吧？如果我们不静下心来，找准是谁害了这位编译局长，总有一天，“借口”会令我们也重蹈覆辙，不管你嘴多硬，因为我们和这位局长及这位女士是实实在在的一奶兄弟姐妹。

魏中军

201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