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大陆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数量很少；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另外，多数大学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地思考，也是问题症结所在。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想指出上列问题，并提出可能的改进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资料和观点主要来自我的个人经验以及与多位中国生物学家谈话后的印象。自1980年以来，我先后赴中国大陆45次，与许多生物科学家及政府官员进行过交谈和学术交流。我最熟悉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本文就用中国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本文称为生物学家）作例子。不过，我对这两个领域的观察也应适用于其它基础研究领域。

　　一个生物学家的研究产出率可以客观地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原始性研究论文数量来衡量。本文选用一个判断生物学家产出率的标准，就是如果一个科学家过去10年内在影响因子为2或以上的研究杂志上发表至少8篇科学论文，同时至少有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5或以上的杂志上，就是一个产出率高的生物科学家。

　　众所周知，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摧毁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基础。那时，中国大陆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可能少于50位，国民生产总值（GDP）也很低。直到1978年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执掌政权，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产出率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的问题仍然严重，这与改革开放前极低的基准水平有关。因此，中国需要在这个方面加倍努力，争取在提高基础科技产出率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高产出率生物学家极少

　　据我估计，从2000年中国大陆的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发表的论文总数来看，中美两国大致相近；但中国学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发表的有高影响力研究论文只有不到美国学者发表数量的百分之四。高水平研究论文与国内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成正比例。同时，这种状况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项目评审及经费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有关系。二者都鼓励学者发表低影响力的研究论文。由于较低的经费支持强度和短的支持时间（2～3年），大多数科学家只能选择易于获得研究结果的科研项目。而这样的研究工作一般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即使有些在国内发表的研究论文有新发现，但通常因国外学者无法阅读而极少被引证。

　　据我估计，当今中国也许只有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另外一个比较是∶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超过40,000人（这个数据是我在参阅有关统计资料后的估算）。

　　我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短缺的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然而，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现在，只有少数学校，部分地采用了类似英美鼓励学生的批判性、创新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性思考、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在此希望，教育部能鼓励所有的大学改善其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方法。

　　另一种办法是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高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同时推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结构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

经费支持

　　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太低。在2000年，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度预算大约为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约占当年 GDP的0.02％。虽然现在中国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占到GDP的1.1％，但大多数经费用于支持开发性的项目。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本来就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应用性研究项目。与此相比，美国政府每年投入的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为$300亿美元，占到GDP的0.3％。此外，在美国还有另外$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十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说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低投入，反映出国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质性行动，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预算。在未来10～15年，逐年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希望到2020年对生物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至少能达到GDP的0.10％，使那时高产出率的生物科学家的数量可能增加到5000人以上，比现在高十倍。

研究项目的评审和选择

　　中国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需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基本上，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大多数是经3个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国科学院（CAS），科技部（MOST）（特别是通过973计划）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NSFC）。

　　在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有最强的同行评审系统，也是对所有申请者开放的渠道。虽然国家基金委采用了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评审系统，但由于符合资格的评审人员很少，经常是很难找到足够的熟悉特定研究领域的评审人员来做可靠的评审。此外，有几个可信赖的科学家告诉我，国家基金委的大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的一些大项目常常未经严格的同行评审，经费的去向往往受到高级官员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评审人员选择帮助自己或朋友得到研究经费，而不是根据项目申请书的价值来决定取舍。因此，即使国家基金委采用的评审程序是好的，评审过程还是受到外部因素及人性弱点的干扰。总之，三个基础研究经费分配渠道在对大项目评审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像有人说∶“小经费，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

对项目评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减少以上问题的办法是从国外邀请一批有资格的评审者进入项目评审委员会，并使其数量占到评审委员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样不仅能减少同行间的利益冲突，也能减轻因国内合格评审人员缺乏引起的负担，同时使评审过程变得公平化和透明化。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两年前就开始从美国邀请高水平的评审者参加生命科学部几个学科的评审工作，其效果毫无疑问比以前要好得多。我们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能将这种新的项目评审方法扩展到生命科学的所有学科，并最终延伸到所有的科学学部。另外，将小项目（国家科学基金的一般项目）经费支持强度由原来三年支持20万元的水平再提高一倍。

　　另一个发表高影响力研究论文少的原因是中国的生物科学家倾向于独立地开展研究，不愿和别人合作。近年来，与分子生物学有关的研究已极其复杂，要挑选一个全才的课题负责人已变得困难。国外很多生物学家经常合作，而现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科学家更愿意独立地开展工作，不愿意与同行合作或交流。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设立一种类似于美国鼓励团队研究计划的新型研究基金，对改善上述状况会很有帮助。在此，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我建议中国政府试验性地设立一个分配基础研究经费的新机构。起先，新机构将集中于一个研究领域，如∶生物医学领域，以便试验新系统能否运转良好。首先，由政府委派一个生物医学科学顾问委员会（NBSAC），为新的管理体系提供指导，并制定详细的计划。生物医学顾问委员会中从国外聘请的成员应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对聘请的外籍科学家要具有远见及丰富基础科学研究经验，在服务中国时不涉及私利。在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建立国家生物医学研究管理团（NHRB）来具体执行研究申请项目的管理的评审工作。同时，由顾问委员会选出一个监察委员会来定期检查国家生物医学研究管理团（NHRB）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包括管理团的所有活动，所支持项目的研究进展，以及研究者所在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结构的改革等。研究管理团每年对项目的研究进展进行评估。对成绩优异的研究人员继续给予奖励。对研究人员的奖励一定要根据他在研究项目上的表现，而不能以资深程度或在行政上的成绩来定。同时还要鼓励绝大多数的杰出科学家留在研究岗位，而不是让他们去做行政工作。

　　我建议中国政府设立一种新型的研究项目，即∶大项目团队计划（MPPs)。中国现有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分配系统还未能将一些生物科学前沿的重要研究课题拟定为目标。这也是发表高影响力研究论文很少的原因之一。我建议中国在未来10年内能支持建立80～100个MPPs。项目的建议书必须由至少3个中国的高产出率生物学家联合提交，研究方向必须锁定在生物科学前沿的重要课题。项目主要特点是需从国外引进杰出的生物科学家来加强项目的研究力量。研究经费的预算为10年，经费数量应充足到每个大项目团队计划10年内能至少吸引10个以上的杰出生物学家来共同做工作。大项目团队计划每年的工作进展要由监查委员会进行检查和评比，由此决定是否继续对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当然，大项目团队计划能否成功的根本是看政府能否长期地对其予以支持。

　　我对中国不久就能在改善基础科研产出率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重视我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并更愿意纠正所有的不足。因此，我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更大比例的预算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真正公平和透明的项目评审体系很快能建立起来。另外，希望建议设立的大项目计划及其评审、管理、监查的新系统能够顺利实施，并最终取得成功。如果这些都变成了现实，中国将可培训出更多的高产出率生物学家。同时可吸引到很多在国外的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回国效力。在5年内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将提高两倍，到2020年增加十倍是有可能的。

吴 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 Ithaca, NY 14853吴瑞在美国从事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50余年，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详情请参阅个人的简历(www.mbg.cornell.edu)。

参考文献

1. Wu R. Chinese Contribution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n Chinese America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 Celia C.H. Chen), 37-84 (Outer Sky Press, New York, 2003).

致谢∶

我非常感谢顾孝诚、黄秉乾、鲁白、饶毅和左天觉等科学家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我对本文发表的意见以及文中的不当之处负完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