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環境保護（二）

有關應對環境變化中碳排放的處理問題

老幾

[我自己原本沒有嚴格環保科學的背景，是在參與有關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實行中，通過接觸各個國家環境研究專家，與他們正式非正式的交談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些看法是推測，不能保證都正確。如有不對之處，歡迎方家指正。]

本來不想多說宏觀大氣污染的問題，但前面說了其論證缺乏起碼的數據支撐問題，結論有待考證。恐怕讀者誤會，就再加寫一篇。我在這里不是要攻擊環境科學工作者，恰恰相反，是說由於政治金錢的介入和干擾，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的學術交流與判斷。這裡面有很多疑惑和誤解，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就隨便說說我工作涉及的幾個例子。讀者可以從中自行判斷。不要太受表面文字的影響。

與先前歐洲早已實行的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不同，澳洲從2012年7月1日才開始收“碳”稅CARBON TAX。（這兩種方式的優劣比較以後有機會再談）

首先就是“碳”的概念，在英語世界裡，公開場合到處聽到的都是carbon emissions, carbon price, carbon certificates 等等，這里的所謂“carbon”實際不是指 “碳”是指“二氧化碳”是carbon dioxide。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混淆？我想主要說話的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家，他們沒有功夫和興趣把兩者之間的關係理清楚。而除了個別“御用”科學家以外，很少能聽到不同的聲音。

給大家看一下幾個相關數字：

學過高中化學的朋友都知道，12噸碳完全燃燒要生產44噸二氧化碳，中間相差3.6倍；以澳洲的燃煤來說，一頓煤大概會產生2.5噸二氧化碳。一個現代化的規模電站，一年二氧化碳大概在5百萬噸到9百萬噸左右。以每噸21澳元（略高於美元）年排放量7百萬噸計算，二氧化碳排放的“碳”稅一年就接近1億五千萬澳元。什麼概念？等於燃煤成本提高了近三倍！沒有任何一家燃煤電站能承受。政府說電價不會上漲很多，誰來保證？不是忽悠是什麼？

這還不算，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如何得來問題。精確的測量現場根本無法實現，通常估計直接測量誤差在上下30%左右（是的，沒有錯，有標准可以參照）。所以得用間接辦法，通過測量燃煤的用量來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這裡面誤差多少？最低2%，折合為錢就是三百萬澳元一年。就是說你最少可能稀里糊塗多得或少得三百萬澳元一年。實際還不止這麼多。我說這什麼意思？技術投入沒有跟上。沒有人重視技術，大家一窩蜂眼睛都在錢上。

霍華德和陸克文時期，曾經試圖推行與歐洲相似的ETS。領頭的專家是什麼人？經濟學教授。這哥們兒後來被人告發，自己在海外開金礦，是個環境“專門污染家”。我參加過一次此人的講座，他對人家提問的有關歐洲ETS基本術語都不知道，後來對他就再也沒有興趣了。

有人問電力公司難道不知道？說了你也不信，忽悠人太多，經理們不知該聽誰的。涉及的錢太多，經濟師，會計師，銀行家，律師，投資人，都來了。唯獨把最有發言權的工程師科學家排除在外。當然不是你不給你說話，是說了沒有人聽得懂。用澳洲人的話說，TALKING TO A WALL。

順便提一句，原來出台的計算方法是從以前的效率計算標准efficiency standards直接拿來用。該方法除了本身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方法以外，有些要求也不一樣。由於反對聲音很多，最後政府讓工業界自己提改進方案，由我所在公司主持，由我以前做咨詢時的公司技術總負責。其間請了不少“專家”，都是坐辦公室出身，實際上的問題，抓不住重點。最後沒有辦法，公司只好讓我參與。最後的定稿，有多一半是筆者所為。雖不完全滿意，也只能“民主”一回，接受了。唯一讓人欣慰的是，具體實施過程，還是非常認真的。大家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想盡辦法儘可能準確，彌補了標准制定上的一些不足之處。 “草根”“幹活的”很少不負責任。這可能就是公民社會的責任感，即便不合理，反感，也不成為擺脫自己責任的藉口。正應了“卑賤者最高貴”這句話。所以西方如果沒有“精英們”也只能更好些。“智慧”出大偽，老祖宗咋啥都知道吶？

有人會想，澳洲原來這方面如此落後。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說及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呀！

相關文章

以忽悠加霸道為主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