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強烈的反差

　　近年來，我國高等學校、特別是一些著名大學教學改革的一個新動向，就是更為強調文理相通、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面、在全方位的廣泛選擇中進行有針對性與個性化的培養，直至本科生低年級不分專業。雖然這樣的實踐在發達國家一流大學已有較長歷史，但在我國卻是一個新舉措。它是順應改革開放、開拓創新的歷史潮流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在已實行多年的選修課、學分制等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是對長期以來我國傳統教育教學強調很窄的本學科本專業知識積累、太重專業基礎、過早劃分專業，反而不利創新的反思之後的改革。

　　中國傳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教學，一直以強調基礎、基礎紮實為其經驗與驕傲，認為這是我們優勢所在，也是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地方。近年來數學、物理國際奧林匹克等競賽中，中國學生大多名列前茅，甚至獨占鰲頭，超過世界第一的教育、科技強國美國，更加深了人們的這種理念。但是，正當我們為此感到自豪時，相反的現實卻嚴峻、無情地凸現在面前：為什麼我們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為什麼我們諾貝爾獎獲得者近於零？為什麼近現代世界重大知識科技創新在原創意義上我們所占的份額那麼少？為什麼最能反映我國科技創新水準的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這兩個獎項連續3年沒有人得一等獎？

　　在1900－2001年諾貝爾科技、經濟獎獲得者全世界共534人中，美國有230人，占43％，南美洲阿根廷有5人，巴基斯坦也有人獲獎，而中國人獲獎的很少。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獲獎比率還呈上升趨勢，去年在上述獎項的12名獲獎者中，美國有8人占67％。如果考慮到中美兩國人口、歷史情況，反差還要大。但美國學校並不強調基礎，甚至被批評基礎差。有人對中美中學生素質作了8點對比，我們惟一的強項就是基礎好，他們唯一的弱項就是不強調基礎；而在創新能力上則相反，我們弱，他們強。強烈的反差、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麼我們基礎好卻創新少？他們不強調基礎卻創新多？

　　自然，中美兩國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各自有歷史、傳統、文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複雜因素，創新多少的原因絕不全在學校教師的教學，但在太重基礎上是否存在誤區這一問題值得我們反思，以便在貫徹中央關於培養創新人才是“全黨全社會的一項戰略性任務”、“高等學校實施素質教育的重點”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二、太重基礎的誤區

　　1．太重基礎導致迷信權威、思維定勢

　　即使是正確的、必要的基礎，也應講究適度、適可而止，過度了就會產生副作用。這種副作用首先表現為：對基礎不分析其來龍去脈、形成過程，以實踐檢驗其正誤、新舊、高低，汲取其正確的、有現實意義的部分加以應用、發展、創新；而是因過分強調其系統、嚴謹、貢獻而給人以完美無缺、無懈可擊、最終完成的絕對真理的錯誤印象；又以灌輸的方式要學生死記硬背現成結論，久而久之使學生推基礎是從、全盤接受、盲目崇拜、思維定勢，大腦幾乎被基礎塞滿了，被傳統觀念、經典權威鎮住了，被條條框框框死了，被嚴謹系統統死了，進去了出不來，不能跳出框框想問題，這是不利於創新的。袁隆平正因為懷疑和不相信而推翻舊的雜交水稻理論基礎，才有自己的重大創新，成為雜交水稻之父和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惟一的國家發明特等獎獲得者。如果只有對舊基礎的迷信、盲從、強化，哪有袁隆平的創新？正如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加速器發明者、芝加哥大學勞倫斯所說：“在科學工作中，創造性思想要求看到以前未曾看到的東西，或者採用以前未曾想到的方法，這就需要從‘正常的’地方跳開並冒脫離現實的風險。”楊振寧更加明確地指出，不講系統、亂七八糟之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還以他的導師、氫彈之父泰勒為例，說明錯誤也有積極意義。

　　馬克思、魯迅之所以成為思想界的一代巨人，就在於他們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先驗觀念，對任何長期流傳的傳統觀念、眾口一詞的世俗觀念、看似絕對正確不可動搖的經典權威，絕不輕信盲從、頂禮膜拜，使自己的研究停留在低層次簡單重複，至多是資料的增加、思路的清楚上；絕不以流俗為自己思想的出發點與標準，而是始終堅持獨立思考，凡所論及的任何觀念，都要以確鑿的證據，特別是以典型的、作為主要傾向、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事實，重新審慎地思考、分析和論證。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批判錯誤、發展真理，在人類認識的長河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即創新）。就總體而論，長時期把學術研究的主要力量、主攻方向定位在知識積累、資料整理上是沒有出路的，是安於現狀、因循守舊的表現，不利於進取和開拓創新！

　　自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得出一切基礎都不利於創新的錯誤結論，不講基礎、只求創新。創新必須以一定的基礎為前提，問題在怎樣適度。

　　2．太重基礎導致負擔過盂、興趣喪失

　　真正抓好基礎應是將該學科、專業中最基本、最有用的內容深思熟慮、融匯貫通，簡明扼要、引入人勝地講深講透講活，引起學生的共鳴、興趣和強烈的好奇心，進而在全方位廣泛選擇中挑選最感興趣的內容進行個性化教學，舉一返三，觸類旁通，靈活運用，少而精學到手。但現在將加強基礎簡單異化為僅僅是知識數量越多越好，長時期地大運動量強化訓練、超負荷運轉，使得學生疲於奔命、趣味索然，哪裡還有心思、精力、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特長？還有多少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可言？難怪我們的教學，年級越來越高，興趣越來越少，不要說發現、培養、強化興趣，連原有的興趣也逐漸被壓抑、淡漠了。

　　王通訊說：“人生有涯，學海無際”，“所以，學習必須是有止境的。所學知識對完成目標夠用即可。”我們這樣幾十年如一日、一成不變、深信不疑地強調所謂基礎紮實、沒完沒了地打基礎，還有多少注意力去瞄準創新？ 　　3．把舊基礎靜止化，不利於新基礎的誕生

　　正確、必要的基礎，在一定時期固然是相對穩定的，但從認識提高的歷史成長過程來看，它必然隨着科學文化、社會經濟以及人自身的需要而逐漸新陳代謝、除舊播新，在大轉折時期還會以較快的速度進行。因此，哈佛大學校長博克說：“在大學，最明顯的需要，是停止對傳播固定知識的強調”。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的許多教材，脫離了教學與研究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個最大的實際，學生學了在實際工作中應用不了。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變。比如，在經濟學領域我們逐漸注意了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現代管理理論，培養工商管理碩士，這是基礎變化發展的明顯例證。1986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從美國帶回營銷學之父美國科特勒的代表作《營銷管理》，當時是第5版，現在已是第10版了，2002年將出第11版。最近有人拿了該書70年代第3版對科特勒說仍然有用，他說：“扔了吧”，“我們都非常清楚，營銷理論一直都在發展中，我們也需要隨之發展和進步。”可見營銷學經典理論基礎發展變化之快！顯而易見，如果我們看不到基礎的這種變化趨勢，只注意並且又過分強調其穩定性的一面，就有可能冒漠視、冷落、扼殺雖處於萌芽狀態但有發展前途的新基礎而落後於現實的風險。過去許多人批評的我國大學教材陳舊，教師知識老化、結構不合理，思想方法、教學方法落後，應該說在基礎問題上也有所反映。

　　4．對“基礎紮實後勁足”一說的分析、質疑

　　我們把國內教學質量較高的一些綜合大學、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在工作變動、專業不對口時應變能力較強（如物理系畢業的搞計算機、甚至證券投資股票，成績也不錯）歸功於基礎好，得出基礎紮實後勁足的結論。其實要作分析，這裡的所謂後勁只是應變能力、適應性，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創新。從創新的角度講，我們的學生後勁並不足。

　　據我國一所教學質量很高的名牌大學負責人說，他在徵求美國同行對該校學生的意見時，對方說基礎紮實。但當我們進一步表示希望聽到不足之處，以便找到差距、尋求新一輪教學改革突破口時，對方看到態度誠懇，才說我們的學生在獨立觀察、思考、分析、解決新問題上似感不足，而這是比打基礎更困難、卻更重要的能力；能否開拓創新，關鍵正在於此。可見對方對基礎紮實是肯定的、真誠的，但內心深處認為比基礎紮實更為重要的是獨立研究和創新能力，這可能就是美國人為什麼不強調基礎的原因。

三、開拓創新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基礎

　　1．基礎的概念與必不可少的重要意義

　　什麼叫基礎？《現代漢語詞典》中說基礎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或起點”。《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學》對基礎課的解釋“是高等學校或中等專業學校中學習某一專業的學生們的基礎理論、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的課程”，即過去常說的“三基”。這裡似應將基礎理論與基礎知識的位置對調，因為只有具備了相當的知識，才能據以概括抽象出相應的理論。還要注意，高校、中專之外的學校，乃至家庭教育、自學成才，都有個基礎問題。

　　基礎的重要意義在於：任何學習、研究、開拓、創新，都有狹義與廣義知識（包括思想、理論、技能、方法、工具等）的積累性、繼承性，以他人、前人已經取得的成就為起點，如牛頓所說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這種意義上，任何懷疑、輕視、削弱乃至全盤否定正確的、必要的基礎的重要性的，都是錯誤的。

　　2．在基礎問題上，我們的主要傾向是什麼？

　　對問題的基本判斷的依據，應是其總體上的基本傾向。那麼，我們在傳統觀念上，政策輿論導向上，長期以來仍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忽視、削弱、否定基礎，而是對基礎的理解過於狹窄，這種狹窄的理解又在實際操作中不斷升級、強化；過於重數量、輕質量，偏重知識數量積累，忽視思想方法創新，編譯成風，論學極少，導致脫離實際、興趣喪失、思維定勢、創新太少等一系列不良後果。

　　所以現在我們需要反思：在學習研究上，既然我們下了那麼大的功夫打基礎，取得了國內外認同的紮實基礎，但為什麼創新還是那麼少？看來再也不能按老經驗、老辦法，在傳統基礎上繼續加大投入，是否應打破思維定勢，尋找別的切入點、突破口，大刀闊斧、傷筋動骨地作結構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3．特別要注意興趣愛好這種個性“基礎”

　　教學中的基礎，過去主要以知識為中心，從知識的系統性出發，有其局限性。現在強調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以實踐能力與創新精神為培養目標，就要特別注重怎樣發現、培養、堅持、強化學生的興趣愛好和好奇心，在廣泛選擇中提供一種多樣化、個性化教學。在我們搜集分析的近500年來50位名家大師開拓創新經驗之中，強調基礎紮實的很少，而強調得最多的是興趣愛好和好奇心，這應了“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句名言。正如《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中所說的：“知識和經驗的積累並不是出研究成果的主要因素”，“對科學的好奇和熱愛是進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思想條件”。

　　以達爾文為例，他自我評價記憶力不好，外語單詞記不住，智商頂多中等，中學退學，大學雖然讀了兩個——愛丁堡大學讀醫學、劍橋大學讀神學，但很難說讀醫學、神學為以後創立進化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對他成才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從小開始、從未間斷、不斷強化的對昆蟲的興趣，旁聽教師亨斯羅的鼓勵指點，貝格爾艦上環球航行的豐富實踐，使他的興趣逐步升堂入室、最終升華。愛因斯坦也差不多，以傳統觀念看他的基礎也不好，一樣中學退學，考大學第一次三門不及格名落孫山，第二次取是取了但進的是師範系，老師不歡喜，不同意他留校，即使震驚世界的第一篇狹義相對論發表之後，又隔了幾年才謀得一個編外講師的職位。他之所以成大才，也和達爾文一樣，強調興趣和好奇心，自從五歲時第一次見到指南針之後，就一直思考冥冥之中一定有種力量在起作用。

　　4．要有自己的思路、方向、方法論基礎

　　愛因斯坦在回顧自己的治學道路時，主張把一切足以分散注意力的東西都排除掉，致力於“導致深邃”的內容與方法。哈佛大學校長博克說，他們在教學中“更加強調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楊振寧在回顧總結中美兩國研究生學習生活時，多次指出他在中國西南聯大學了演繹法。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了歸納法，可見他對方法論的重視程度。對於為什麼學習時成績一樣優秀、日後差距卻很大時，他說：“這裡雖然有能力問題，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會不會選擇正確的方向，哪個方向將來會有新的發展。”近代科學兩位巨人培根、笛卡爾的巨大貢獻之一，也在楊振寧所說的這兩種方法上。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幾十年來投入巨大力量，進行科學技術史、思想方法論研究，其目的並不在發思古之幽情、故紙堆里討生活，而在尋求歷史上名家大師創新經驗方法論的啟示，可見方法論在發達國家、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地位。

　　相比之下，我們一些教師在教學中往往滿足於概念的陳述、資料的羅列，很少有思想方法論上的思考、啟示、自覺性。一些研究成果、著作、篇幅並不少，參考書目列了很多，有的是原版的，應該說是作了努力、下了功夫的。但從高標準嚴要求說，這只是勤奮、苦幹、資料功夫，真正智慧、巧幹、分析功夫，提出前所未有的、有很大現實針對性與社會意義的前沿問題，形成自己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見解，最終達到研究的本質特徵、最高境界的開拓創新很少。

　　5．把握全局者的綜合性基礎

　　基礎大多是對某一學科、專業而言的，也有例外的情況。凡處於多產業、多專業、多學科地位，把握全局的人，總體觀念、跨產業專業學科知識面的廣博橫通、決策組織管理領導能力基礎，遠比僅僅很窄的某專業基礎的紮實精深重要得多。這是因為只有在對所屬個體、局部，產業、專業、學科各自特點、相互關係等面上狀況儘可能廣泛的了解中，才能形成總體觀念，把握髮展趨勢，進行總體性、結構性、前沿性、開創性改革，使工作從忙忙碌碌、應接不暇的事務主義，僅僅操作方法上的簡單模仿、研究上的長期追蹤中超脫出來，更上一層樓。

　　以美國曼哈頓工程為例，論學術成就、學術地位，愛因斯坦首屈一指，論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美國有很多，奧本海默既無愛因斯坦的成就、地位，也非諾貝爾獎獲得者，卻被委任為工程總指揮，僅用3年時間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被稱為“原子彈之父”。雖然他專業基礎不如人，但自有其過人之處：知識廣博，以通才取勝，能敏銳地抓住問題要害並指出解決方向，也有組織能力，別人服他。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雖只短短幾年，卻寫下了這所中國第一學府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篇章。論基礎他兩次留學德國、法國，8年所學專業並不是教育學或管理學，而是美學、倫理學，原因就在他博通有旨、管理有方，在國人中率先提出人才培養、學術發展的建設性方針大略。

　　如果再放開視野，北大、清華、劍橋、哈佛等中外名牌大學歷任傑出校長中，真正學教育學專業、科班出身的並不多；人類有史以來三大教育名著的作者，盧梭自學成才，柏拉圖、杜威都是搞哲學的。這說明教育學這個領域，在社會與人生、做人與治學、教學與研究、文理科相通等方面的總體觀念、哲學認識論、思想方法論、發展趨勢戰略等宏觀層面上的基礎，比僅僅強調很窄的教育學專業基礎更難把握、更富意義。

　　中國傳統教育教學的最大弊端，在脫離社會實際問題需要，不明確學習研究的普遍意義在應用、最高境界在創 新，因此不進而尋求學以切實致用求創的興趣愛好、思想方法的本本主義，死讀書、死記硬背，片面追求上課讀書知識數量越多越好，考試高分、博覽群書、博大精深、著作等身等，就是不突出甚至不問學以致用求創，成為過去長時期內占統治地位的最高價值取向、政策輿論導向。這種本本主義死讀書，在所謂基礎紮實中也有反映。應該說，基礎問題，就整個社會、即使就整個教育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但就知識經濟、科教興國關鍵在人才、創新，人才培養主要在學校，學校教育耗時最多在教學，教學中最強調基礎紮實的思路歷程，顯得十分關鍵。因此，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實質上是在尋求對中國傳統教育教學思想、人才觀念、培養目標等更深層次上改革的一個切人點或突破口：從以知識積累為中心、為目標轉向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以致用求創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