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交叉的魔力——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三人談

郭　銘 　紀秀君

　　人類的發展，世界的進程都是在交叉融合中實現的。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養應該具有更強的開放交叉意識，更多的導向鼓勵措施。前不久從國內某著名高校傳出一個怪論：研究生選課時，“只能選課而不能旁聽”，理由是旁聽生太多，影響正式選課生的聽課質量，將旁聽生置於難堪的境地。這與時代的要求相去甚遠。學習與研究的交叉是解密自然、人類與社會的金鑰匙，是通達經濟、科技、教育彼岸的“萬丈虹橋”。諾斯教授在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的交叉中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派；Yin教授在哲學、工學、生物醫學的山野河流中徜徉，誕生了一個世界知名的生物醫學工程師；Pike教授更是大力鼓吹交叉學習和跨學科培養，交叉的特殊功力造就了特殊的人才，這些都值得借鑑!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位於美國中部，已有將近150年的歷史，它在美國享有的聲譽使之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是一所擁有1.2萬名在校生的私立高等學府。其運營預算總額約為12億美元，每年40億美元的受贈金額在美國私立大學中名列前茅，同時是受美國政府、工業和基礎研究資助最多的大學之一。此外，每年還有逾4億多美元來自其他的捐贈。

　　為了進一步加強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聯繫，最近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派出了十多位院長、教授來中國進行訪問交流和開展合作研究。記者近日採訪了其中三位教授。三位教授所談涉及經濟、生物醫學、藝術教育，並都涉及了學習的交叉、研究的交叉、現實發展的交叉。交叉、融合、滲透、借鑑在今天的教育、經濟、科技活動中須臾不可背離，是現實狀態的聚合，是人類發展的歷史軌跡。這一概念、這類行為、這種方式對推進教育、經濟、科技的發展，推動事件的變化，改進歲月的流程，甚至歷史移動的腳步都至關重要，尤其在今天人們格外關注“創新力”的時候!

　　道格拉斯·C·諾斯教授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早年獲得了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經濟學、政治學、哲學學士學位，1952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諾斯教授開創了新經濟史學派，重點研究了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理論、制度的形成、變遷和變遷的軌跡以及這些制度在各個時期對經濟指標的影響。目前，他正在深入研究經濟學領域一個新興並不斷發展的分支——制度學派經濟學。

　　記者：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您如何評價?　　答：中國需要的是結構改革和各方面機構改革，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後，這種改革的需要會越來越大。入世後，有些工業門類會得到發展，有些則會因為競爭力不強而退出市場。總體來說，中國入世後，是有很多機遇可把握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加速對中國各項制度的改革。　　我很榮幸地受到了李嵐清副總理的接待，談到有關中國改革的進程和變化。我想談幾點大家可能還沒意識到的問題：首先，隨着知識量的增加，知識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每個人知道得越多越細，他對周圍世界的了解就越來越少。同時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使個人和周圍的世界能聯繫起來，使交易以較低的成本進行。舉例說，我想買電腦，但我不必成為電腦專家，我知道有人生產電腦，有人會在電腦出現問題時幫我維修。但這樣一種機制不會自動生成，我們必須用人為的辦法去建立這種機制。　　記者：您現在正進行經濟制度學的研究，請談一下這一全新的領域。　　答：目前我們還沒有在宏觀經濟領域找到很好的經濟理論來解決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在匯率方面，什麼樣的匯率對兩種貨幣比較合適等。大部分的經濟理論都是靜態的，而經濟活動是動態的，我們只能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框架里來解決出現的問題。我是一個經濟學的叛逆者，我認為政治學比經濟學更重要。因為如果我們對政府的決策機構直接進行改革的話，直接改變它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那麼將會對經濟運行模式發生直接的、明顯的影響。我在歐洲、南美旅行時，發現許多經濟上的問題最後都可以歸結為因制定政策不當。所以，政府機制在整個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是極重要的。

　　Jeff Pike 教授是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其研究領域包括數字革命對藝術、設計教育領域的影響，多學科和跨學科教育等。他積極倡導在藝術院校中推廣數字多媒體的應用，鼓勵藝術院校的學生進行跨院系的研究，以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擴大學生的視野和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記者：您認為數字多媒體對藝術教育領域帶來了哪些影響?其積極作用表現在哪些方面?是否弱化了藝術的人性化方面?　　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在我們學校，數字媒體對藝術教育的影響已經非常廣泛並將繼續進行下去。一方面，我們繼續從事傳統的藝術教育，比如二維、三維的圖像設計和人物藝術畫的創作；另一方面，數字媒體對我們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意味着我們的學生在使用數字媒體後會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更好的藝術創作，在設計和攝影這兩門學科里能深刻地感受到數字媒體的重要性。事實上，藝術家們能通過網絡獲得更多的媒體受眾，拓展藝術家們的選擇和創作範圍，能創造更多的合作機遇。　　我本人並不相信數字媒體會影響藝術中的人性化方面。數字媒體只是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創作的手段，藝術家創作的靈感還是蘊含在作品中的。　　記者：藝術專業的學生在進行跨學科和跨院系的學習研究中，對學生的培養作用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數字媒體鼓勵我們將更多的信息視覺化。隨着更多的信息視覺化之後，就為藝術人員提供了一種使他們的作品更為快捷和藝術化地展現的機遇。　　我們藝術院校里有1/3的本科生參與了其他院校里一些課程的學習，這意味着他們得花5年的時間來獲得第二個學位，或者花4年的時間學習第二個專業。比如：歷史學、哲學、化學、心理學等等。這是學生一種自由的選擇，學校在管理上有一套完整的系統對學生進行畢業評估。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在這一點上是走在美國其他大學的前面的，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Frank Chi－PongYin醫學博士、哲學博士，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教授、生物醫學工程系主任，是世界知名的生物醫學工程師。Yin教授出生在中國昆明，1948年隨父母前往美國。他的臨床專業是心臟病學，尤其在心導管插入方面的研究頗為深入。他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從血流動力學到軟組織生物機械學到細胞機械學均有涉獵。他曾通過著名的流動性動力學論證了膀胱感染可導致腎臟感染而一舉成名。不僅如此，他還在描述不同心肌組織的機械學特徵及其受年齡老化和高血壓影響所導致的變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記者：你對中國的生物醫學和高校的教育可能有一定的了解，能談談您的看法嗎?　　答：中國的學生，無論是清華、北大還是復旦出來的學生在數學方面都非常好，這是優點。缺點是中國學生的創新思維不強。如果給他題目，告訴他一步一步怎樣做，他會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讓他想一想下一步該怎樣做，卻很難想出辦法。這可能和傳統教育的方式有很大關係，應試教育的壓力往往阻礙了學生某些方面的發展，這是教育部門應該深思的問題。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國留學生不善於與人溝通，這可能和中國人傳統上比較內向有關，在美國與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對學生，從一年級開始，我就讓他們練習上台演講，積累經驗。演講時，由另外兩個學生提批評意見，把學生演講的過程錄製下來，讓他發現自己的問題。中國學生不習慣面對面的講話，這在美國社會是很吃虧的，因為他們會認為你有所隱藏。而且這種習慣到了20、30歲時很難改變。　　記者：中國的醫學教育可以從美國的醫學教育借鑑哪些經驗?　　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提出有創見的想法。永遠跟在別人的後面做課題是不行的。另外，要防止人才的外流。中國的人才很多，人才外流也很多。受利益的驅動，一些好學生出國留學了，另外一些好學生自己開公司。最好的人才從這兩方面都跑掉了，學校的教育就缺了一個大洞。　　記者：美國是怎樣防止學校教育和社會脫節的呢?　　答：我常常鼓勵學生，雖然你在讀生物工程，但是數學、物理等其他行業在研究什麼也要看一看，交叉學習的魔力是巨大的。在教育中，我們既交給他們基礎知識，同時也讓他們了解一些實驗。這樣一來，他們的學習就很有目的性。比如，一年級的學生要讓他們知道實驗室都在做什麼實驗，啟發他們頭腦中的興趣和想法，而且，學生在假期還可以到實驗室去參與研究，培養他們的動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