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我借出席公司同事（香港人）婚禮的機會，首次進入香港境內。我所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外交部236932號）對於大陸的中國平民而言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法權制度，無權勢的普通人往往必須變賣可憐的家產或舉債才能獲取它，但連中國領土上的殖民地政府也不把它作為值錢的文紙。本來，人類之組織政府，是為了人類社會生活之方便的（如記錄或證實某人何時何地出生，為成年男女辦理婚禮登記以維護一夫一妻的社會生活型態等等），絕不允許任何權力利用這個服務制度進行人支配人的罪惡。任何一種形態的政府，當它拒絕為本國的公民提供這種服務（如發行護照對外國證實其為本國公民）時，就宣告了它本身的非合法性。我不相信人類社會將永遠生活在至今為止的這種非理性的對於自身的奴役狀態下，每當看到（也經歷着）人們屈從於國家權力之下甚至不得不靠出賣同類的利益（甚至生命）、自己的靈魂以謀取“護照”、“簽證”、“綠卡”等等，更堅定了我對人類理想的追求：消亡國家權力的罪惡。

我竭儘可能，掠影般地考察香港的政治、商務、學界的狀況，最後在新苗社的小屋與林致良等三人深夜長談，感受到一種在今天的社會中早已被遺忘掉的“中世紀性”的同志式交流。新苗社聽起來很像文學愛好者社團，其實是純粹的政治性組織，來源於俄國十月革命被出賣掉的遺產，在它的九三年社員大會決議《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以下簡稱《決議》）中表述到：“我們托洛茨基派幾十年前已經指出，蘇聯等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斯大林主義的支配下，其實只是在反動官僚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工人國家，並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僅僅維持着國有財產制度（這是將來實現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基礎）而已。官僚統治者維持國有制，禁止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復生，在這點上可算是為工人階級服務，有進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極端專橫暴虐的方式，肆意壓榨工農大眾，濫用並且侵吞國家財富，卻事實上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直接的巨大障礙物，而且是社會主義名譽最大的敗壞者，在這方面可以說它是為資本家和一切剝削階級服務的。正因為共產黨官僚政府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現在被多少（有一些）自由化的資本主義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政府），也帶有倒退和進步兩方面的意義。”以今天的已經被人們疏遠的社會政治思潮來看，這是一個激進的樣板。

任何社會改進事業都必然帶有激進的性質。耶穌傳教時就是對固守《舊約全書》兼以此壟斷信仰生活的舊約太教的反抗，其後的宗教改革正是恢復了這種激進精神才保持了基督教的生命；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革命性敲響了近代以來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主題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警鐘，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的改進並維持了這個制度使之更加穩定。社會改進運動所必然帶有的激進性格源於占據整個社會形態主流的勢力的非寬容性，這種非寬容性往往表現為愚昧、殘忍。表現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在較高（廣）層次上被不寬容地排斥的激進派在較低層次中又以不寬容的形式排斥更低層次的激進派，這就會引起外部的困惑。我們以此審視一下隨着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產生的可稱為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興許可以為今天的社會改進事業找出明晰的方向。

社會主義思潮沒有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主導，但它在瀰漫歐羅巴大陸時就排斥內部的最大激進支流——無政府主義，連會議也不允許其出席。撇開關於國家權力認知上的理論不提，馬克思主義派在現實的鬥爭中首先不寬容地利用其反對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好噁心理，醜化無政府主義的不成熟的政治行動（暴力），恩格斯就一方面潛心無產階級起義的街壘戰，一方面痛斥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怖活動。最近整個世界的輿論都喜歡以反對暴力、恐怖的名義封殺許多弱者的反抗，表現出一種文化上的非寬容性。暴力必須反對，但最大的暴力不是秘魯的“光輝之路”（《民主中國》有一期社論將其痛罵一通可謂無聊）、菲律賓的“新人民軍”以及各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等等。布朗牧師那樣的為反對罪惡的奴隸制度去搶劫軍火庫的暴力行為倒是人類正義的必須。為了中日兩國普通民眾之間的真正和平，必須竭盡一切努力實現人權尊重。在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度中，最大的暴力犯罪都是政府權力本身。任何不能（不敢或不顧）反抗政府強推罪行的人都沒有資格（或必要）附和着咒罵那些被迫以極端形式抗爭的受壓迫者。事實上，在一個寬容的社會裡（如北歐）不存在具有冒險性激進派的基礎。

成為社會主義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世界戰爭面前再次分裂，基於現實的利益鬥爭，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以國家政權的專制徹底排除了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確立了新的、不寬容的統治。托洛茨基派（以至今還不太為人們所知的第四國際為代表，最近剛被葉利欽政府批准在俄國設立組織）的局限性即在於它既然忠實地以托洛茨基為起點，就沒法理解托洛茨基的起始——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具有某些必須被揚棄的錯誤的，例如被過分強調的“階級史觀”和“工人國家”的神話。從某種意義上講，斯大林主義是不存在的，托派所英勇抗爭的斯大林型國家官僚專制只不過是列寧布爾什維克路線在新形式下的畸形發展而已，吃過其苦頭也不得不步其後塵的毛澤東曾經承認：在歐美的民主主義政體下是不會產生斯大林體制的。托派最早揭露出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出現的共產黨政權國家的本質為經濟上的“工人國家”和政治上的“官僚專制”這兩大特徵，以此可以自然地認識斯大林專制統治下“丹東之後，就是羅伯斯庇爾”的惡性重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等幾乎所有的老一輩布爾什維克都被斯大林肅清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魯曉夫試圖“撥亂反正”反而被幽禁起來，葬送了“重建”蘇聯的可能性基礎——戈爾巴喬夫的符合西方口味的“新思維”、“公開化”的失敗是如此之明顯（這當然是蘇聯解體之後）並不需要托派的理論預見。托派認為“對一九一七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尤其是曾經建立過的工人國家，做出理論上的總結……主要是托洛茨基派的貢獻！而且只有堅持托派的理論核心才可能完成任務。”（引自《決議》）但所有這些過程，包括托洛茨基的命運，都已由推翻沙皇專制的另兩大勢力：無政府主義與社會民主黨人的命運中清楚地表明了。再說一遍，托派沒有理解這一點，這是他們的最大悲劇（今天的托派仍舊沒能統一，也不可能統一）。

時間的流逝會衝掉一些歷史的事實，卻更清晰地顯示出理論的構架。如果說中共十四大新上台的權貴們剛閉幕就必須朝拜一個近九旬老人只不過預示着下一次大會的終結，那可能是因為“六四”的鎮壓記憶猶存，繼承八九中國之春政治運動的人們將此視為中共統治中國正統性的喪失。但任何政治事件不過是固有性質的表露罷了，魏京生（十多年前是多麼激進！）先看出了這種固有性質，再往前溯，只有最早的共產黨反對派——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最透徹地理解中共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在主導中國現代史的中共發展史上，至今沒有得到“平反”的開除陳獨秀等托派（當時的中共自身並沒有這個能力和願望，只是聽命於斯大林而已）甚至殺害托派分子（如王實味）的變質，必然地演化出“第一次路線鬥爭”之後的無數次至今不斷的鬥爭。注意一下並沒有多大政治力量的中國托派這個不容於國民黨、共產黨的激進社團，在感佩其抗爭精神的同時（見鄭超麒、王凡西等人的回憶錄），不得不驚嘆其內部的不寬容性就是直接源於那些潛意識中所受的斯大林（即列寧主義的翻本）的影響。

陳獨秀的難得之處在於超越任何一種單純的教義，這來自於他不顧個人功利的人格，可認為超越了中國近代史的另兩位先行者：康有為、孫中山。在清朝剛崩潰之際陳獨秀高舉文學革命大旗激進得嚇跑胡適等同路人，在民國共和之夢幻破滅、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創立共產黨，都極具政治洞見。但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卻陷入了無法解脫的矛盾困苦中。作第三國際的替罪羊簡單，因為陳獨秀比康有為、孫文更“天下為公”，知難行易的他最終不情願地在易寬、彭述之等人影響下接受託洛茨基的見解並成為托派的領袖。中國托派的註定命運在於沒有直接投身於中國社會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抗日軍事鬥爭），只是寄希望於中共上層組織的民主，除了內部爭吵只能印刷少許的僅限於租界（那裡政治思想上安全一些，有點像今天的香港）的刊物。托派不理解晚年陳獨秀思想某種程度上回歸民主、人權的意義（彭述之竟無知地攻擊貧病去世的陳獨秀是“晚節不終”），陳獨秀不是一個簡單的、在教義或組織上屈從於勢力的共產主義者（特別在第三國際犯了罪過的關頭），不是一個簡單的托洛茨基派，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主義者——儘管在中國的至今為止的歷史上，僅僅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個教義的忠實實踐者就是可貴的了，因為中國社會本不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寬容性，與托派同病相憐的“民主黨派”（即右派的反對派）在陳獨秀剛出獄時還歡喜巴結他，得到中共暗示後竟都佯裝不識其人。

在許多激進性的、帶有封閉型的社團中，都標榜超越出普通人類行為規範的教條，具有獻身精神的革命政黨中，對於別的政治團體，常有“僅僅停留在民主主義的階段上”、“還只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而已”的略嫌不足之感。民主主義作為人類生活的起碼必須尊重的方式，正如《聖經》上“不偷竊”的訓誡一樣，並沒有必須去為之獻身的價值（世界上也沒有見過“不偷竊黨”之類的團體），更不用提實際存在的民主黨（如“日本自由民主黨”）社團只是利用民主的方式（例如最近把促使自民黨下台的反腐敗願望轉變為選舉區制的劃分）獲取自己（個人或團體）的利益。超越出簡單的民主主義（如多數可決形式）對於許多立志獻身社會改進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人格的提升，這種提升在社會危機的時代就呼喚着所謂職業革命家、先知的誕生，如布爾什維克、耶穌的十二信徒（這其中的相通處，羅素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西方哲學史》中多有描述）。特別當那些初期帶有革命性的社團轉變為不寬容社會的統治勢力時，那些仍然忠誠於初衷激進性的個人或分支就必然帶上悲劇色彩。格瓦拉是幸運的，古巴革命成功後他告別了卡斯特羅去南美征戰並殉道於“死得其所”的戰鬥中，但註定要指導（或獻身其中，反正他們除此之外沒有第二種選擇）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指導中國革命的陳獨秀們必須扮演起赫克托爾（特洛伊王子）的命運：就其所從事的事業（團體）而言沒有實現理想的可能，就其個人的人格而言可能達成最高的完成。

如果明確一些，把社會改進運動的精神理解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平等思想，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再說明一下，這個中文譯名不合適），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剝削壓榨人、人支配統治人的罪惡制度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非托派（筆者即為其一）與托派關於斯大林型專制與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相關的不同立場，對於一九八九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共產黨政權的解體及其發展方向（如最早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波蘭最近的選舉）就可以（也應該）抱有不同的認識，政治思想上的不同激進立場正是現實生活上寬容的基礎。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赫克托爾或必須上十字架，甚至那些為了生存（物質與精神的）被迫投身於（最大犯罪之源的）國家權力機關中的人類同胞也可以得到人性的教育，共同消亡一切現存的一小撮人用以鎮壓、支配大多數民眾的制度，使這個社會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各個層次上獲得寬容的性格。

[趙京，首發於《民主中國》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