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麻雀
三 壞就壞在侯川並不知足。他也不識趣。 這本來就是個多事的五月。 儘管陽光一天比一天燦爛，溫濕雨帶已經越過五嶺到了長江一線，可學校領導層卻陰霾重重，日漸深沉的樣子。外校不斷有消息傳來：某校從四月份就開始全天候值班啦；某校已經把《團結就是力量》歌詞給改啦；某校決定實行中層幹部連帶責任制啦；而市委也是一天一個電話…… 不能出任何問題。鍾書記說，我把烏紗帽就交給各位了，拜託大家多想辦法。膳食科能不能讓菜再便宜一些？學生處能不能多組織一些活動？圖書館和計算機房能不能二十四小時開放？他這些日子特別溫柔，說話音調低了很多，布置工作也改用商量的口氣，聽上去竟也有了一點新鮮感。 關於穩定壓倒一切，辛校長也有新的解釋：對學生管理要講究方法，可以教育的就堅決不處分，已經開除的要堅決收回來，不能把責任推到社會上去。另外對學生成績也可以靈活處理嘛，嚴格要求是對的，但總不能製造不穩定嘛。人家在這裡讀了幾年，總是有收穫的嘛。 老龔只當聽不見。要改成績你自己改，誰改誰負責！ 其實會議內容一點不新鮮，中層幹部私下裡把這叫做防汛會議，一年一度層層加碼，說到底就是四個字：嚴防死守。然而會議還得一個接一個認真往下開，似乎大學黨委的存在就是為了應付這個令人頭疼的五月。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五月，沒有突發事件，鍾書記又能做什麼呢？他也只有這種時候顯得特別興奮、特別生猛。去年美國人轟炸南斯拉夫使館，鍾書記連夜趕到學校布置人一間一間去敲學生宿舍，要學生上街遊行。可隊伍到了半道，他又開着車把學生給堵回來，作出一副苦口婆心勸阻的樣子。那一夜折騰，鍾書記嗓子都啞了。有女同學說，她真怕鍾書記的大眼球會掉下來。 老龔覺得好笑：如果今天的大學生有這樣高的社會責任感，大學的工作就好做十倍，也用不着高喊素質教育了。如今的大學生更關心計算機，關心球星歌星，關心將來的位置。你連這個都不懂，還當什麼高校領導？你脫離這個實際，怎麼能撓到癢處？當然這也不是學生的錯，是機制給養成的。我們的教育一方面希望學生對社會有用，一方面又怕他們接觸關心社會；一方面埋怨學生缺少創造能力，一方面又不允許他們懷疑和批判。我們現在只是一個愚蠢而又懶惰的保姆。為什麼要把大學生當成小孩子？他們沒有行為能力嗎？為什麼只是在投選票的那一天，才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公民？這是什麼邏輯？ 老龔近來時常會沒來由地在內心苦辯，沒來由地情緒激動，就象一個找不着風車進行戰鬥的唐吉坷德。有時一愣就是兩三個小時，嘴唇翕動，念念有詞，搞得家裡人都害怕起來。 正這麼心裡自說自話着，鍾書記陡然音調提高了，說：“最近有件事讓我特彆氣憤，中文系有個老師跑到辦公樓來大吵大鬧，甚至當面辱罵龔校長。”他扭頭問：“有這事吧，龔校長？” 老龔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接着說：“龔校長不好意思提，可是黨委就不能不管！不象話嘛。什麼叫不穩定因素？這就叫不穩定因素。不就是個副教授嗎？處分行不行？下崗行不行？我就不信動不了你。” 老龔急了，說，“這事我要說明一下。” 鍾書記笑道：“今天就不談了吧。大家還要回去安排工作。以後我們專門研究一次，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然後他就鉚在座位上。侯川是不穩定因素。侯川大鬧辦公樓是對龔校長有意見。處分他是維護穩定。不處分他是因為龔校長不好意思。一切都很清楚，沒有以後，也不會研究，而且永遠沒人再提起這件事。 侯川就是在他這麼瞎想的時候出現的。誰也沒料到，如今還有人保持着如此的政治熱情，而且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酸老夫子。 侯川徑直走上講台，一把抓過了話筒。 一屋子人都蠟住了。空氣變得稀薄而且明亮。
門推開一條縫：“龔老師，下班了。”是陶月。 他這才發現人早就走完了。會議室空空蕩蕩。老龔問：“你都聽說了？” 陶月說，“鍾書記都找我談過話了。” “談什麼？” “還不是那件事。事情是很清楚的，教務處誰不明白？關鍵是誰出這張牌。” 老龔就笑起來，笑得很忘形。大會議室里發出嗡嗡的迴響。 陶月說：“我真的很擔心侯老師。” 剛才，侯川站在這裡痛心疾首時，老龔還不曾感到暢快。當時他只是緊張，是尷尬，是熱血奔涌。這樣的感覺已經消失很多年了。儘管侯川說的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可畢竟是把自己當作了靶子。當時是有點坐不住，現在想想又覺得很解氣似的，畢竟那都是自己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感覺實在很複雜很微妙。看不出這個形象委瑣脾氣古怪的侯川還有這樣的勇氣。 老龔說：“你是說，我該去看看他？解釋一下？” 陶月不吭，只是把眼睛幽幽地盯着他。 老龔想了一下，“現在不行，他對我還有些誤會。你先去看看他，就說這件事已經結束了。不要有壓力。另外轉達我的敬意。”他說：“我這全是真心話，象他這樣執着的人已經不多了。他比我還要傻。” 陶月突然說：“您為什麼不出牌？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您又不是沒牌。其實學校里最需要關心的是老師和同學。” 老龔愣住了，說：“是嗎。” 然後他們一起去食堂吃飯。五月的校園，空氣里瀰漫着各種好聞的氣息，他大口吞吐着，忽然覺得輕鬆起來。他使勁悠着胳膊，把剛才的緊張刺激全都忘了。他大聲說：“陶月啊，你好象老愛說你爸爸的牌經？” 陶月笑：“我爸爸是個小人物，可是他講的道理特別形象。” “你是不是很崇拜他？” 陶月站住了，說：“你看不出我有戀父情結嗎？我媽媽說，我從小就特別黏爸爸，他一下班我就黏上去了，晚上都是爸爸哄才肯睡的。” 老龔認真說：“你爸爸很幸福啊，有這麼個漂亮女兒黏着。” 陶月又是那種幽幽的目光。然後側頭一笑。 老龔心一蹦，好半天才說：“陶月你該有男朋友了吧？不小了。” 陶月答道：“一大把呢。”她跳到路牙子上面踮起腳尖走路，為了保持平衡她打開雙臂，陽光穿透了襯衣，把裡面的內容也暴露出來。 這天晚上，他眼前老是晃動着陶月。那種目光。說她有戀父情結時那種歪着腦袋的笑。以及那種灼人的曲線。
總統熱線涼了幾天，晚上劉賓儒又興奮起來，說：“這回不是你出不出手的問題，而是侯川自己跳出來了。放心吧，我保證你從頭到腳乾乾淨淨。” 老龔說，“我說過了，我絕不做這種事。”又說，“老實說我還真有點佩服侯川，他罵的是我，可罵得真好。” 劉賓儒笑：“真夠xxxx狡詐！到底是當官的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噢。” 老龔就急了，說“你要再用這種口氣說話，我絕不跟你來往！”話是如此說，可心裡也不得不承認劉賓儒消息靈通料事如神。他是吃准了官場心理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鍾書記就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侯川的問題。按鍾書記的說法，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因為老龔是當事人，不管他怎麼申明侯川無大錯，侯川是老教師，侯川是書呆子，侯川還是被責令寫出不少於五千字的檢查，甚至還要停他的課。反而是老龔被大家看得十分可疑、十二分的做作。 老龔說，“字數就不要限定了吧，字數能說明什麼問題？” 鍾書記說：“不行，有量變才有質變。” 於是他再堅持就有點滑稽了。反正是你們要搞的，你們去解釋。他好象看見劉賓儒在暗中發笑，眼睜睜地瞧着鍾書記落入他的錦囊。 鍾書記說，“穩定壓倒一切，不管是誰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不能影響穩定。看問題不能孤立地看，侯川也不是針對龔校長一個人的。我要沒這點魄力，還怎麼當這個班長？” 辛校長乾脆說，“龔校長修養真好。” 似乎他老龔早就想開殺戒了，只是沒有機會表演謙虛。 不能不承認，這就是高手。
下午，劉賓儒來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怎麼看我，我也不想跟你辯論。現在有個機會可以結識頭兒，你去不去？” 才隔了幾個鐘頭，他已經象雕塑思想者一樣深沉了：“找頭兒匯報一下？” 劉賓儒說：“什麼匯報啊。這年頭誰有興趣聽你這些破爛事？你得去活動！官場走動懂不懂？你得讓官場熟悉你，了解你，記住你！” 到路上才搞清，原來是政府的一個招待酒會，是招待香港各界顯要的。由於範圍較小，這張請柬就比戲票值錢多了。按劉賓儒的話說，官場這個東西就象必須收費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錢就不可能對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沒有產出。 可是進了酒店，老龔第一眼就看見了鍾書記和辛校長。兩個人就象一對剛結婚的小夫妻，手拉手地向領導同志挨個兒展示幸福，笑得甜蜜無比。他想不出他們此刻有什麼理由能這麼愉快。記得有一幅漫畫：兩個正在接吻的男女，一個正掏對方的口袋，一個舉刀要扎對方的後背。 老龔一下倒了胃口，轉身就走。劉賓儒跟到外面，拉住他：“怕什麼你怕什麼你？他們能來你就不能來？” 老龔說：“我不想碰見他們，更不想在這兒碰見。” 劉賓儒說：“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就是競爭嗎？” 老龔不吭。競爭什麼？競爭拍馬屁的手段？競爭誰笑得更好看？ 未若昌宗貌如荷，難得蓮花勝六郎？已經可恥到這個地步了？現在就象一個亂了方寸的小丑，拿着刀叉到處找吃的，拐來拐去卻拐進了廁所。 外面還下着雨。劉賓儒站了一會兒只好自己進去了。 酒店大廳的輝煌在雨中格外生動，象是一部火爆的青春片。
侯川是昏倒在課堂上的。診斷結果是蛛網膜下腔出血。 當時他正在分析魏晉文人美學理想的形成，拿着粉筆的手越舉越高，身子卻越說越矮，結果就畫出一段不規則的拋物線。 老龔趕到時他已經躺在又髒又亂的大病房裡。 侯川是老資格的副教授，按規定是可以住幹部病房的，可是幹部病房不收他這樣的“專科病人”，因為他的蛛網膜在出血，很危險。而有危險的病人幹部病房是不負責搶救的。這個理由聽上去十分繞口，陪同來的老師們沒人能說明白。 老龔親自去交涉，值班院長強調這是制度，不可能破例。老龔認為這不合情理：“既然他是危險的，當然要把他放在有利於搶救治療的病房裡，現在一方面強調他必須安靜必須休息，一方面卻不給他創造安靜的條件。難道幹部病房不是用來治病的？” 那院長有點煩了，問：“你是他的什麼人？” 老龔說“是同事”。一個老師說“他是S大的副校長”。 老龔這才想起身上還有名片。 院長看着名片，客氣多了，說：“不好意思啊。幹部病房確實有這個制度。” 老龔說，“那這個制度有問題。” 院長說：“我也認為不太合理，但我們有什麼辦法？” “我就不相信，如果市領導得了這個病，你們也不讓他進幹部病房？” 那院長看着他，笑了起來。一直笑到他也跟着乾笑。 老龔只好帶着這個困惑回到侯川的床前。 侯川艱難地點點頭。 他也點點頭。 侯川說，“你喝酒了？” 他愣一下，又搖搖頭。 一個老師解釋：“剛才和醫院吵了一架。” 侯川就嘆口氣，再也不說話。 他也沒說什麼話。他覺着，說什麼也是白說。這個曾經十分懦弱又百倍孤僻的人，如今已經渾身插滿管子了，說什麼話才能安慰他？他說不出來。現在，他忽然覺得說什麼都沒用了，怎麼解釋都沒必要了。現在，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生命從這些管子裡進進出出，一點一點流失。 他站了一會兒，就告辭出來。可是來到走廊上，侯川女兒又把他叫回去：“我爸爸好象有話要說。” 侯川喘着，面色潮紅，眼睛瞪的很大。 他說：“別急，慢慢講。什麼要求都可以提。” 侯川合上眼睛，好象憋得很厲害。 女兒替他揉着，淚掛了一臉。 他看着真是難受，說：“別亂動，特別是頭不能亂動。以後再說不行嗎？以後有的是機會。” 他突然睜大眼說：“把學校當學校辦。” 女兒有些愕然，賭氣道：“都什麼時候了，還想這個。” 老龔一下就哽住了，半天才點頭說，“我明白，放心吧。” 侯川笑一下，不再吱聲，眼皮也慢慢合上了。 把學校當學校辦，這話很費解，而老龔確實是聽懂了。這話只有站講台的人能說得出來。也只有站過講台的人能聽明白。學校的問題千頭萬緒，說到底就是沒把學校當學校辦啊。他以前沒和侯川交換過意見，他們有過節，並不清楚他的想法，而且說起來恐怕誰都很難一句話講明白。侯川到這個時候了，語言已經十分珍貴，所以才能這樣簡潔的吧？ 當然也可以理解為，這是對他個人的一種原諒，一種期待。現在他在學校的處境，早就不是秘密了。 侯川曾經給學校推薦過一個人才。那人是他的老鄉，在美國讀建築結構學的博士。當時S大正在大做廣告，廣求海外學子。侯川興致勃勃為他穿針引線，後來還真把人給調來了。誰知來了不久就趕上優化教學環境運動，機關里大換血，公開招聘處長，希望大家都來“競爭上崗”。有一天這位博士接到組織部長的電話，問他為什麼不報名，說你條件不錯啊還是個黨員。博士說我當不來處長的，我不想當處長。部長說你不想當是什麼意思？博士說我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是自己不想當。這件事匯報到黨委，鍾書記說我們為什麼要公開招聘處長？就是要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過來嘛，這種態度建築系黨總支要做工作。後來建築系經過艱苦的思想工作，博士總算同意當個系副主任，才算有了結果。又過了半年，博士提出來副主任也做不了，要求辭職。系主任說，你要不當副主任只能當普通教師了。博士說普通教師有什麼不好？普通教師都有工作量的。我能完成工作量。行，那你先到夜大去代課吧。於是博士就每周用三個晚上到市里去給夜大學生講課。講了一個學期，博士受不了了，再次提出辭職。現在這位博士在美國一家州立大學任教。 侯川曾經發過牢騷，說是S大是在辦衙門不是在辦學校，S大只能養棺材不能養人才。 老龔聽了只有苦笑。其實他是為博士說過話的，可說了有什麼用呢？學校里的做官積極性已經被調動起來了。現在評價人才早就不講他學問如何人品如何課講得如何，只說他擔任過什麼職務，手上控制着什麼樣的資源。職位確實是衡量才能的一把尺子，有職務的老師確實能得到各種實惠，項目啊職稱啊經費啊，等等等等。這是一種空氣，一種文化，任何人都逃避不了。這位博士連這個都不懂，自然也就不能算是個人才了。 侯川連這個都不能理解，自然是只剩醫院一條路了。 有時自己不也在懷疑：我們真的是在辦學嗎？
四 於是找領導匯報的想法越來越強烈。要找就找一把手，要說就說個痛快，他對劉賓儒說：“你替我安排，到時候我要不說我都不是人。” 可是真的到了書記樓下了，老龔又遲疑起來。 劉賓儒給他打氣道：“支持從來都是互相的。學校換屆，市委不也要換屆嗎？市委書記同樣需要你的支持。” 老龔說：“關鍵是你不讓我談學校的事。那我上人家家來幹嗎？來干坐？” 劉賓儒說：“完全正確。” 兩個人在市委宿舍外面拉扯起來。本來勁頭挺足，吃了一個啞巴虧，就好象上了一次發條，可到了小院門口他又覺得沒什麼意思。有什麼意思呢？你越是匯報，越是象告狀。越是告狀，越說明你心中有鬼。君子坦蕩蕩小人常嘁嘁。可是你不匯報，跟市委書記挨得着嗎？ 其實能爭取到這次約見也不容易，劉賓儒鑽了好幾天才逮到一個空子。劉賓儒說：“你耍我啊。” 好在書記還挺高興，連說了好幾個歡迎歡迎歡迎。 按劉賓儒的說法，現在市道又變了：十年前大款流行包二奶養小蜜，現在真正的大款都養着幾個領導幹部；而領導幹部呢，十年前流行鑽門子找靠山，現在真正有頭腦的幹部都在結交社會名流專家學者。因為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怕被人瞧不起，別看他們表面挺威猛。他們都有歷史恐懼症。 老龔嘆息：“我都五十歲的人了。” 劉賓儒吼道：“你就是一百歲，也得順應潮流。再說你的目的高尚啊，手段也不低劣。你又沒拿紅包，不就是來看看人家嗎？” 不過進了門以後還好，兩個人配合默契。拍馬屁的話全由劉賓儒包了，老龔只負責說是啊是啊是啊。書記也挺隨和，沒什麼架子，還把家裡藏的一副字拿出來請老龔鑑定。問到學校，老龔也只是含糊其詞說還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已經完全成了劉賓儒的木偶。 書記說：“你們那個鐘健怎麼樣啊？” 老龔怔了一會兒，又說還行。他注意到劉賓儒也愣了一下，沒有提示。 書記說：“鍾健沒什麼文化。”他做了個含義不明的手勢說：“哦，文憑還是有的。”就自己先笑起來。 這是最具實質意義的一段話。但仔細琢磨，似乎也說明不了什麼。 臨出門，劉賓儒說，“我們一直想請書記出來聊聊，比如喝個早茶什麼的，又怕您不方便，您不是自由人。” 書記於是感嘆一番沒有自由的煩惱，不過他又說，“跟你們出去我怕什麼？” 老龔趁機夾進去：“那我哪天來請您？” 書記說：“好啊，沒問題。跟你老龔喝早茶怕什麼？跟你洗桑那我都不怕。那些企業老總我不敢沾，沾不得啊。” 出來以後，劉賓儒很興奮，把老龔的肩膀拍了又拍，信心大增的樣子。 老龔呼出一口長氣說，“我都快憋死了。本來正好可以談一談問題的。” 劉賓儒說：“又來了。現在這樣恰到好處：你什麼沒說，他也沒說什麼；但你確實已經說過了，他也確實說過了。” “他說什麼了？” “第一，他說鍾健沒文化。第二，他說鍾健有文憑。第三，他笑了……” “還是等於零。” “不，”劉賓儒撅着嘴，擺出一副老到的架式：“沒文化怎麼領導大學？有文憑就能領導大學？這難道不是很可笑嗎？” 老龔終於笑出聲來。 劉賓儒說：“關鍵還不在這裡。關鍵是他已經注意到你了，說不說都一樣。而且有些話是用不着說的，點到即止，就象打太極。” 老龔點頭表示同意。但緊跟着新的問題又來了，而且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嚴峻的問題：把鍾健往哪兒放呢？他沒有經濟問題，起碼現在還沒發現他有。也就是說他是只能升不能降的，國情如此沒有辦法。到市委市政府去肯定不行，這種人不能讓他搞實際工作，那樣會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塗，那樣是對全市人民不負責任。經過討論他們發現這種有文憑沒文化的幹部其實最難安排，拎起來一大掛放下來一大攤，就象洗不乾淨的豬大腸，擱哪兒都彆扭。到人大也不行，要知道人大現在負有立法的重任，這樣的人去了禍害更大。最後只有請他到政協當常委或者當副主席。那兒適合他，可以整天去說大而無當的廢話：××同志講話很重要，我們要深刻領會堅決落實！或者：我們敬愛的××同志親臨現場，我代表××××表示衷心感謝！那兒確實也能滿足他，可以經常亮相而且風光無限。 如同不願盡孝道的兒女熱衷於為有殘疾的孤寡老人安排婚事，儘管搞不成談論一下也很愉快，可以減輕自身的壓力。 他們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躲閃着擦肩而過的行人。討論到後來不免又生出一絲悲哀：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呢？只能說明市委對高校不重視，明知他是個豬大腸還要放到高校來。 老龔紅着眼說：“管他到哪兒，只要他離開S大就好。” 劉賓儒說：“關鍵是你要上來。” 老龔說：“誰知道呢，也許又換了牛大腸。” 劉賓儒說：“那就看你識做不識做了。桑那一把！” “還真的請啊？” “那還有假？讓小姐捏捏他不快活？” “不會搞出什麼事情吧？他不會認為我是個老手吧？” 劉賓儒突然站起來大聲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裡？” “哪裡？” “虛偽！扭扭捏捏！這種作風二十年前就淘汰了！” 路上行人很多。有兩個小姐還停下來，大概想觀察一下，這兩個體面人下面還有沒有生意可做。
接下來日子繁雜而又奇特。不知是巧合還是必然，校園裡風向陡轉。 首先是對侯川的通報批評和侯川在課堂上猝然倒下，激起了教師的公憤。校內網頁上的BBS天天都是這方面的言論，集中起來就是“教師有沒有權力公開批評學校的管理”。鍾書記起初還想彈壓，把幾個網站的頭兒狠狠修理一番，說是守土有責，如果不能清除網上污染就堅決取締。可是網上傳播比瘟疫還厲害，這事很快引起上級有關部門的注意，不斷來電詢問，搞得鍾書記又害怕起來。 與此相反，老龔在侯川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不但無損絲毫，反而連連得分。他向侯川鞠躬認錯的舉動被傳神了，他被描繪成一個既能捐棄私人恩怨又能維護大局的新時期開明領導。他既能忍辱負重又能堅持原則，既能公私分明又能頂住壓力。總之那種被動挨打的感覺一掃而空，反而因為被動收穫了許多笑臉。這種感覺特別奇妙：突然一下晴空萬里，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恰好那個曾經向校圖書館贈書的區委書記出事了，傳說他家床鋪底下搜出一隻箱子，裡面的港幣現金就好幾百萬。這下鍾書記慌了，逢人就解釋“學校建在人家地盤上，不得不搞好關係”的苦衷。好象他是被逼到公公床上的小媳婦，大有打碎牙齒往肚裡咽的無奈。 緊跟着是市委組織部對校領導班子考核打分。按照規定，每個班子在換屆之前都要在中層幹部中進行一次“民意測驗”，也就是打分。本來是個例行公事，上級也絕不會根據分數高低決定去留，這道理誰都明白。可是由於“侯川事件”的鋪墊渲染，人們的熱情空前地高漲起來，給領導班子來了個不及格。班子不及格，自然是主要領導不合格。而給領導幹部的打分，老龔自然又高踞榜首。這樣一來，鍾書記捂着腮幫的呵呵笑聲就跟咳嗽差不多了。 校園裡過去有個飯館，是承包給一個老師的。鍾書記搞優化教學環境時下令停辦了。這個老師拿着承包合同告到法院，法院判決學校賠償損失。本來賠了錢事情已經了結了，可這天又來了一幫記者。 聽說是中央電視台的，鍾書記就決定把中層幹部會停掉，親自來接待他們。這幫記者很能煽，先讓鍾書記把偉大意義說夠，把鏡頭癮過足，然後才連珠炮似的發問，搞得他渾身紅血球隊列似的在臉上一排排碾過。 “您認為黨委的中心工作能壓倒一切嗎？教學環境與服務設施有矛盾嗎？學校簽合同很隨意嗎？究竟是權大還是法大？” 鍾書記毛了，說：“我是黨委書記，當然是我大！” “您能不能再重複一遍，我們再來一次怎麼樣？” 鍾書記這才知道上當，伸手去擋鏡頭，正好又給錄下來。 《經濟半小時》播出了這個節目，某大報還配發了消息和評論。鍾書記這才明白上鏡頭並不那麼好玩，見到誰都把腮幫托起來作沉痛狀，那種呵呵笑也更加誇張。一邊搖頭一邊說：“這是斷章取義嘛，蒙太奇嘛，他們跟我搞蒙太奇！” 與此同時，學校也成了熱點。當地一家小報對S 大進行追蹤，隨便一件小事，都要深入報道，沒完沒了地糾纏。教授離婚，學生自殺，都成了他們的開胃小吃。而且查有實據，角度刁鑽，看似社會新聞，其實都暗含着深意。流言，象毒蛇吐出的信子，沒完沒了地追着這座美麗的校園。據招生辦的老師調查，今年本地考生中有不少原來打算報考S大的學生現在都有退縮的傾向。他們並非出於出於專業或者城市的考慮，而僅僅是覺得不光彩。正是全國高校都在摩拳擦掌擴大招生，競爭日趨激烈的當口兒，全校沒人不罵的。罵領導成了時尚。 鍾書記下令學校任何單位接待新聞記者都要經過黨辦批准。他說：“現在上面對新聞工作很有看法，正在整頓，學校又處在敏感時期，黨委不能不管。” 其實鍾書記差不多已經崩潰了。 有一天正在辦公室里說事，突然頭頂上響起電鑽聲，鑽得人心煩意亂。教務處牛處長神神秘秘地告訴他：“這是鍾書記裝修辦公室呢。”老龔不解：“又裝修什麼辦公室？”牛處長問：“你真不知道？” 原來鍾書記前幾天請高人來看過了，高人認為他辦公室的朝向有問題，陰氣盛而陽運衰，鎮不住人。破解的辦法就是把門窗重新改過，放兩隻石頭獅子鎮一鎮。另外這位大師對咱們學校的校旗也有看法，建議換成白底紅字。可是辦公樓都是正南正北的朝向，鍾書記只好找一間頂樓的辦公室，把門窗卸下來重新安裝，窗偏東南門向西北，而且高高在上把所有人都踩在腳下了。 沒有人不搖頭暗笑，也沒有人出面勸阻。老龔心想，一個高校落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話可說？他也不吭聲。 又過了幾天，黨辦通知：周末組織一次爬山活動，要求全體中層以上黨員幹部必須參加。具體安排是：凌晨四點集中，在六點整登上特區最高峰迎接日出，它標誌着S大將以嶄新面貌迎接新世紀。這本是2000年第一天的活動，因種種原因推遲了云云。 這一路上儘管牢騷不斷，卻也沒有缺席的。大家都想來看個新鮮，他們說，這是“開光儀式”。果然，太陽升起，S大的新校旗徐徐展開，白底紅字，碩大無比，迎着朝陽波濤一樣起伏。鍾書記把那對牛眼瞪圓了激動地說：“這個時刻我也不想多講了，我祝願大家發財發財再發財，祝願學校千禧千禧千千禧！”
然而“開光儀式”並沒給S大帶來好運。據招生辦預測，今年本地走讀生的擴招計劃根本完成不了。S大是地方大學，過去計劃局要求至少有一半指標留給本地考生，因此外地考生想進來是很困難的。現在這個形勢一來，想臨時增加全國擴招指標也來不及了。生源是學校的命脈，關繫到學校實實在在的命運。 這一下，鍾書記也傻掉了。他說：“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千禧本是基督教的概念，他祝願學校“千禧”的本意也許並不壞，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意思吧，可他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天學校又來了幾個記者，糾纏着非要採訪鍾書記，搞得他都要哭出來了。 老龔罵劉賓儒：“你搞什麼鬼啊？你的強項就是這？這幫人全是你朋友？”現在老龔火氣也大了，對劉賓儒明顯有點居高臨下。他在學校的聲望如日中天，劉賓儒自然也就矮了下來。 劉賓儒說：“絕對不是。我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朋友？我只是給電視台打過招呼，而且我只是提供新聞線索，至於怎麼處理那是人家的事。我錯在哪兒了？我怎麼可能往自己臉上抹灰？”轉而他又陰陰地笑。 老龔說：“你笑什麼？” 劉賓儒說：“我勸你不要當那個燒香引鬼的黃道士，把鬼請來了又嫌它太難看，不是你理想中的鬼。你到底想怎麼樣？” 老龔說：“我本來就不贊成你的什麼錦囊妙計。S大不是咱們自己的學校？你把學校搞得這麼被動有什麼好處？你捅的漏子你去把屁股擦乾淨。” 劉賓儒叫道：“這怎麼可能？我又不是宣傳部長！” 而那幾個記者仍在鍾書記那兒糾纏。想想，他只好自己過去了。 鍾書記照例還是埋怨蒙太奇，埋怨斷章取義，一臉油汗地托着下巴。 那幾個人雖然年輕，從神態上看卻很老到，正一臉虔誠地給鍾書記下藥。“鍾書記您是謙虛。”“鍾書記您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鍾書記您回答幾個小問題！” 老龔黑着臉說：“你們把S大搞臭了能有什麼好處？我可以回答你們：第一，工資我們一分不少拿；第二，乾飯我一碗不少吃；第三，你們害了一萬多在校的大學生！他們畢業了還要不要找工作？他們還要不要生活？他們比你們還年輕啊。你們真的認為這樣搞很有意思？” 鍾書記說，“對對對，我就是這個意思！” 幾個人互相看看，不吭了。 從辦公樓出來，他的心一直在發抖。他不知道這樣會做產生什麼結果，傳媒會收斂一些？或者變本加厲？把自己也拖進去？但不管怎麼樣，最直接的作用是他幫鍾書記解了圍。而這一點恰恰是他不想干的。他越想越委屈，越覺得自己太善良了，整個一個東郭先生。 他巴不得鍾書記越陷越深，洋相出盡，這樣市委才能重視S大的問題。怎麼派這樣沒水平的人到大學工作呢？大學是什麼地方？他能培養什麼人才？趕快調走！最起碼搞得鍾書記無暇自顧，焦頭爛額，至少也可以少一些瞎折騰。 可他又不能不出手，不能不出來說話。畢竟這關繫到學校的聲譽，關係兩千教職工的飯碗。要說就要把話說到位，說得絕，讓人家印象深刻，不再來糾纏。這就好象踢了一個漂亮的烏龍球，倒掛金鈎，香蕉弧線，但球卻飛進了自家球門。他只是幫了對手一個忙。 是的，他們就是對手，是政敵。承認這一點，正視這一點，才能擺正位置。以前之所以總覺得窩窩囊囊，稀里糊塗，就是因為不敢正視，不願意正視。想清楚這一點，他才忽然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也才能真正理解了鍾書記。“跟我比他比我懂高校，跟辛校長比他比辛校長懂特區”－－這話絕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印象，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歸納出來的。換句話說，鍾書記早就把他當作真正的對手納入那個“系統工程”之中了。 而自己呢，現在呼聲顯然高過了鍾書記和辛校長。班子換屆在即，市委是不能不考慮這一點的。當然，不能滿足，不能陶醉，還要繼續發展。要出新招兒，要徹底改革，要把S大推到一個新境界。 “龔老師，您在跟誰說話呢？” 是小陶。老龔說：“是你啊，下班了？” 陶月說：“我在這兒觀察您半天了。” “是嗎？”老龔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點……神經質？” 陶月挽起他的胳膊：“我陪您散散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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