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麻雀 五 期末考試的前一天，侯川的噩耗傳來。 當時黨委正在學“三講”的文件，所以很快就定下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老龔一直是侯川的領導，自然要當主任的。他也不推辭，此刻內心裡真的很願意為侯川做一些事情。從前不管有多少疙瘩，畢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仔細想想，自己雖坐在校長的椅子上，真正的同類還就是侯川。如果當初是侯川當了系主任，而自己埋頭著書，死抱理想主義不放，那麼今天該追悼的是誰還不一定。 可是真的是同類嗎？如果跟侯川換一個位置，可能也會為當不上教授焦躁不寧，可能也會為送禮走門子大傷腦筋，但真是遇上上次的停課事件，也能把一切都置於腦後嗎？你有勇氣仗義直言，破口大罵嗎？你敢衝進會議室，搶過別人的話筒，面無懼色嗎？ 從前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也曾揮拳揍過那個流氓大隊書記，並為此付出了八年農民的代價。你也曾見不得虛偽狡詐，一怒而遠走特區。可是從什麼時候起，你的脊梁骨就軟了呢？你甚至為準備一次發言，一次可憐的申辯，還專門買一包煙來壯膽。 欲望真是個可怕的腐蝕劑。你伸手了，你想得到，你害怕失去，所以你就軟了。人是不能伸手的，手一伸，腰就彎下來了。 他覺着，心臟裂開了，呼呼地透着冷風。然後這涼意又一點一點傳到四肢。整整一天，他臉都青着，飯也沒出去吃。都說，龔校長因為侯川老師難過呢。有誰知道，他是為自己難過。 悼詞是指定陶月執筆的。陶月是侯川最得意的學生之一，這樣的安排誰也沒有話說。他親自去檔案室把侯川的檔案借出來，讓陶月帶回去看。按規定，這是不可以的。他吼道：“他人都死了，你們還守着檔案有什麼用？”
晚上，劉賓儒拎着一箱啤酒上他家來。兩個人坐在涼台上喝得沉悶且兇猛。 喝了四五罐，劉賓儒才開口說：“我也沒有想到會這樣。”他顯得很沉重，話鋒早失去了往日光彩。 老龔原可以刺他兩句：沒想到結果，也沒想到原因嗎？可話到嘴邊也就忍住了。這種事從頭到腳都是髒的，誰也乾淨不了，誰也高大不了。 七月天了，早就是盛夏了，兩個人喝得大汗淋漓，就把汗衫也扒下來，光膀子干。他們這個住宅區是市政府的福利房，熟人不多，學校老師更少，所以也沒什麼顧忌，只是話越喝越少，汗越流越多。 老龔說：“月圓了。今天農曆十幾？” 劉賓儒抬頭看看，說：“誰知道啊。我來特區就沒注意過天上還有月亮。” 老龔說：“盡注意霓虹燈了。” 劉賓儒看着他，不答。 老龔說，“一個人離自然太遠，不好。” 劉賓儒嘴撅撅，還是不吭。 老龔就一個人嘀咕：“那可不好。” 又喝了兩罐，眼看着圓月掛到西邊樓角上了。老龔老婆喊，“幾點了？你不上班了？” 劉賓儒這才驚醒似的說，“該走了。”說走，屁股卻不動。 老龔只好又開一罐。喝完了，劉賓儒說，“真的該走了。”老龔站起來，劉賓儒卻還坐着不動。 老龔說，“你是不是有話要講？” 劉賓儒這才站起來說，“你能不能推薦我一下？” 老龔問，“什麼意思？” 原來是下半年省里要開“兩會”，省里也到了換屆的日子。劉賓儒聽說分給學校幾個名額，有代表也有委員。劉賓儒的意思是，以他的知名度，給個政協委員他是不干的，但如果學校推薦他進常委，他還可以接受。 這麼個破事，磨磨唧唧折騰半夜。開政協會不就是一年吃幾頓飯嗎？ 老龔說，“行，只要開會，我就推薦你。”又說：“不過我推薦的往往很難通過，你要有思想準備。” 劉賓儒尷着說：“盡人事，順天意吧。” 沒料想第二天黨委果真就開了會。鍾書記解釋說，本來在考試期間不想案排會議的，可組織部催得太急，立等着要報。 劉賓儒自然是在名單中的，只是誰能進常委，很難說出個標準。老龔急着要去考場，就先說了幾句。無非是研究經濟的符合時代潮流，黨外人士知名度高等等。他一說完，鍾書記就附和，鍾書記一附和，辛校長也就沒什麼意見了。於是會議就結束了。 事後又覺着有些蹊蹺。按照慣例，在人的問題上，鍾書記從來都是有所側重的。而劉賓儒又不在他那個側重範圍之內，怎麼一說就通過了？這也太順利了一些，輕鬆得讓人有點失重的感覺。鍾書記還摟着他膀子說，“龔校長你是有水平的人，有什麼好建議你儘管說，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為了不影響考試，他就建議追悼會放在下班之後進行。這在往常是不可想象的，牢騷怪話肯定少不了。然而出發時候卻發現八輛大客車根本不能滿足，只好臨時又組織了十幾輛，連卡車上也站滿了。除了自發來的老師，還有好些學生，有的還自製了花籃和輓聯。這些器物如今殯儀館都是現成租用的，可他們還是要帶。大家都不說話，聽指揮得很，一個個莊嚴肅穆着。這陣勢把殯儀館也嚇住了，他們說，多少年都沒見過這種場面了。 這氣氛自然又感染了鍾書記和辛校長。按照“規格”，侯川只是個副教授，他們兩個參加已是超常待遇了。現在辛校長卻提出來要親自主持儀式，由鍾書記來念悼詞。鍾書記也是動了情的，當他念到侯川“一生清貧，一身正氣，一慣嚴謹，一廂情願，痴心不改地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時候也哽住了。會場上一片抽泣。後來，向遺體告別的時候，他居然做出一個要撲上去的姿勢。當然這只是一個插曲，在那樣的氣氛下並沒有多少人在意。 其實在此之前如果沒有發生什麼“事件”，如果沒有學校對侯川的“決定”，無論侯川怎樣英年早逝不管怎樣清貧正義，結果又會怎麼樣呢？ 他想，侯川也值了。自己死的時候，能有侯川一半就滿足了。 回來路上，他就一直陷在這個問題里。 回到學校，人都散去了，正準備回家，陶月來了。 陶月幽幽地，“龔老師，談談行嗎？” 他問：“怎麼啦？很壓抑？” 陶月點頭。只幾天時間，陶月瘦了一圈，眼圈黑得象熊貓。 他說：“悼詞寫得不錯。特別是一廂情願痴心不改八個字，有嚼頭。” 陶月說，“我就是想和您談談這八個字。” 於是他就留下了。他們先在校園裡轉，然後又上了濱海大道。 陶月說，“侯老師的檔案您看過嗎？”她說，“我全都看了，每一頁都看了。他大半輩子都在寫檢查您知道嗎？” 老龔有些吃驚，“怎麼這些東西還在檔案里？不是早就清理掉了嗎？” “還在，從大學時代開始的都在。太可怕了！” “為什麼事呢？” “為了入黨。他每個季度都寫一份檢查。連他媽媽的來信都附在上面。” 老龔鬆口氣說，“那叫思想匯報。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要求入黨和你們現在不太一樣，這些我們都經歷過的。” 陶月叫起來：“你也和父母劃清界線了嗎？你也把父母罵得一錢不值了嗎？他媽媽來信求他，希望他每月能給家裡兩三塊錢，他居然把這樣的信都交出來，你能做到嗎？聽到他爸爸平反的消息，他居然表示不相信，希望黨組織能給他查清楚，你能做得出來嗎？” 老龔有點發呆，心想難怪侯川性格這麼古怪，他早就被搞得不成樣子了。 陶月說，“看到後來我才明白，其實他根本對入黨是不抱指望的，他寫了一二十年檢查僅僅是為了繼續留在學校里。所以我才想到一廂情願這個詞。” 侯川瘦瘦的，小小的，平日裡眼睛總是紅的，從來不參加系裡的活動，講課總是認真無比，聲音總是嘶啞着，有時也和學生抬槓，爭起來脖子和臉一樣粗，……想到這些，他鼻子也酸了。 “這年頭誰怕誰啊，我誰也不怕了！” 現在他完全理解侯川了，他其實是把一輩子積壓的能量集中在一次爆發，作了一次總的燃燒。燃燒完了他也就沒有活下去的念想。 陶月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身上簌簌發抖，說，“太可怕了。” 老龔拍着她說：“好在那只是歷史。他是個活在歷史中的人。” “不對！”陶月說：“您是說這些全都過去了嗎？沒有，這種歷史還在延續，一直延續到今天。不然你就沒法解釋他為什麼會把講課看得那麼神聖，沒法解釋那麼膽小的人會去搶話筒，更沒法解釋為什麼最後總是對弱者大開殺戒。” 老龔怔住了，這些問題他確實沒有想過，沒有想過今天的爭鬥與歷史有多少聯繫，自己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該負什麼責任。
濱海大道是一條幹線，它將海灣切去了一角，使原先的灘涂完全變成了陸地。前幾年這兒還有成片的紅樹林和成群的紅嘴鷗，現在這種景觀已經見不到了。紅樹林還有幾叢，被宮牆似的建築隔離起來，據說是為了讓它免受噪音的殺伐。可是離開海水的紅樹林就是住在宮殿裡，還能叫紅樹林嗎？ 他們慢慢往回走，誰也不說話。夜已深了，那感覺不免有點異樣。 可是已經遲了，他們被幾個穿黑制服的圍了起來。 老龔厲聲叫道：“你們想幹什麼？”陶月緊緊靠着他。 “這話該由我們問。” 老龔說：“不要胡來，這個地方警察多得很。” 那些人笑起來，“他以為是演戲呢。”又說，“注意你們很長時間了，走吧。” 老龔說，“為什麼？你們是幹什麼的？” “幹什麼你自己不知道嗎？掃黃打黑懂不懂？” 老龔憤怒了：“胡鬧，掃黃打黑掃到我頭上來了？”可是話音剛落，他腿一軟，不知怎麼就跪了下來。 陶月把他拉起來說：“你們弄錯了，我們是S 大的老師，他是我們校長。” 那些人又笑，“他是校長我還是市長呢。” 老龔叫：“你們怎麼打人？”然而他再一次跪倒在地。 “打人？誰打人了？” 陶月攙着他，在耳邊輕聲說，“看樣子不象流氓，跟他們走。” 果然他們被帶進了派出所。可是進去以後就由不着他申辯了。兩個人被分開審訊，老龔每一次想說話都要被厲聲的“回答問題”打斷。然後從姓名開始，一遍一遍地重複毫無意義的回話。後來漸漸發現這些人不太象建制內民警，更象是臨時招來的保安，可這時連反擊的勁頭也喪失了。 天快亮的時候，他們也累了，就讓他自己把昨晚的經過寫出來。寫完了，又讓他摁上手印，他們就出去再也不露面。這時他才想到有可能根本不是什麼誤會，而這時他也差不多軟成了一灘爛泥。 上午九點，保衛處長一臉驚恐地趕到，任陶月憤怒地大喊大叫這是陰謀這是圈套，他只是陪着笑臉。坐到車上，保衛處長才說，“鍾書記把我訓了一頓，他說龔校長是不可能做這種事的。他要擺酒給您壓驚呢。”又說：“就我們幾個人。” 老龔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沒說。現在說什麼也是白說了。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果不其然，一些人的目光開始異樣。交通車上都是同事，平日上下班氣氛都還不錯，而現在說出話來都是不着邊際的：“溫室效應越來越厲害了。”“現在人都瘋掉了，一個搶劫的為十幾塊錢就殺人。” 老龔和老婆不在一個單位，平時老婆也不大過問他的事，現在也黑着臉非要他講“老實話”。怎麼解釋都是蒼白的，老婆說，“這個圈套怎麼不套別人，剛好把你套住呢？” 他只好賭氣說，“我真是有問題了！” 本來可以問計的人現在也不見了。劉賓儒失蹤了，上下班見不着，打電話也找不着，直到放假的那天才出現。 學校放假照例要開個黨委會，小結一下，安排一下，有什麼事情再說一下。這天比以往更加例行公事，好象誰都在等着回家沒了講話的興致，就是辦公室主任在說，鍾書記作答。答話時還要背一兩句小詩以示博學，完了就拍老龔的手，把頭仰起來哈哈一笑。老龔自然是沒有心情的，他現在看鐘書記真的很象節目主持人了，他的表演比任何時候都誇張，比任何時候都投入。套用時下的流行方式，這傢伙簡直可以當選本世紀味道最餿的人。 還有一個人也很奇怪，就是辛校長，從頭到尾他沒說過一句話。一張臉就象梅雨天返潮的豬肉皮，毛孔粗大而且一直掛着汗滴。他從前每次開會都要有意無意地提兩句市裡的領導，他不說×書記或者×市長，他省略了姓，而只說名字，“××同志又怎麼怎麼啦”，可是這天他一個字也不提。 結束時鐘書記大開雙臂擋在門口，叫道：“誰都別走！今天我請客。” 別人都站住了，只有辛校長從另一個門溜了出去。邊走還嘀嘀咕咕說，“誰請客還不是公家掏錢？” 一車拉到南海漁村，早有小姐把他們迎進貴妃廳。一看，劉賓儒已在那兒等着了。劉賓儒說，“不好意思，聽說鍾書記請客，我就禿子跟月亮走了。” 有人說：“這不叫跟月亮走，這叫禿子等月亮來。” 鍾書記接着說：“可不敢這樣講。劉常委是省級領導，將來還靠他支持呢。” 然後他們就笑。老龔看着，就看出點意思來。 其實這個結果早就能預見的，只是沒往那地方去想。既不是意外，也就用不着悲哀了，他想。只是這個禿子也忒狡猾了一點，早就知道月亮將從那兒升起。 大菜自然是龍蝦鮑翅一類，鍾書記讓每人再點一樣小菜，輪到老龔，他就趁機點了一個“清炒混蛋”。眾人不解，老龔說：“把雞蛋、皮蛋、鹹鴨蛋放在一起攪和，可不就叫混蛋嗎？”又對領班的說：“混蛋要炒得老，越老越有味道。” 酒要的是小糊塗仙，現在最流行的一種。老龔本來喝白酒是不行的，現在居然也是兵來將擋，一副全然不懼的樣子。這晚行的酒令是：女人不能說隨便，男人不能說不行。於是誰也不想犯規，都表現得很行。 喝到半醺，大家都放開了，黃段子也出來了。鍾書記忽然扒他肩膀說：“都在傳你老兄賭場失意情場得意呢。” 老龔腦袋陡然就大了，傷疤終於挑開了，一時間桌上安靜下來。都想等着看他的洋相，看他怎麼狡辯抵賴，怎麼理屈詞窮越描越黑。一股豪氣從腦門上衝出來，他把酒喝乾了，酒杯往桌一頓，站起來說：“一點不錯，我確實情場得意。不是都講自己行嗎？我就更不能說自己不行。鍾書記，龔某人做官可以輸給你，做人就絕不能輸給你！”完了把椅子一摔，進了洗手間。 進了洗手間，忽然就吐了，吐得翻江倒海，淚水直流。 劉賓儒跟進來有點同情地看着他，說，“何必呢？”。 他洗了臉，看見鏡子裡的自己狼狽不堪，又看見了劉賓儒的衣冠楚楚。 劉賓儒說：“你要有個思想準備，他請了個院士來當校長。” 老龔笑了，其實辛校長下午的表現已經說明一切。 劉賓儒又說：“你不要誤會我，我並沒有出賣你，我……” 老龔擺擺手攔住他，一個字一個字說：“你認為我現在還有興趣嗎？”
假期里，老龔把幾部過去的講稿翻了出來，時間太長，有的已經發黃變脆了。稿紙上眉批和尾注寫的全是小字，不戴鏡子都看不清了。這讓他產生一種去日無多的感慨，往夕何夕，生命流失，蒼涼而又無奈。 這心情持續了好些日子。 又有一天，陶月忽然來一個電話，是從香港打進來的。 “龔老師，我向您道別了。” 他問：“道別是什麼意思？” 她不回答，卻說：“真不好意思，上次給您惹了麻煩。” 他說：“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你是出去旅遊嗎？” “不是，”她停了一會兒說：“我是去結婚。” 老龔說：“是嗎？那我……祝賀你。新郎是誰？怎麼以前沒聽你說過？” 陶月說：“您不認識的。連我也……沒見過。” 老龔激靈一下，問：“你怎麼也……？你是開玩笑呢吧？” 陶月說：“是真的。我想了很久，只有這個選擇。對方有條件供我讀書。” 心就象被捏了一把，隱隱地疼痛起來。她不說新郎的名字，也不說“他”，卻說“對方”。她沒見過這個人，卻只有這個選擇。 老龔半天反應不過來，更想不出應答的話。 陶月說：“給您打電話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您要注意保護自己。” 要是自己的女兒他就會說，你這是胡鬧。這是對自己不負責任。想留學也用不着這樣。別的途徑多得很。要是陶月事先來徵求意見他也會說，你是我最喜歡的學生，你是一個好女孩，你完全可以讀在職的碩士博士，你完全應該有更好的前途。可是此刻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他突然明白過來，陶月顯然還有另外的考慮。她只是不說破罷了。 是的，陶月走了，結婚去了，校園裡所有的疑慮都不復存在了。所有的謠言和攻擊都還給了製造者，他又一身輕鬆了，又可以進入下一輪角逐了！ 想到這一層，就更加難以啟齒。說多了反而顯得自己自私，顯得自己做作，好象是故作姿態，好象是表演豁達，那把陶月又置於何地呢？ “龔老師？” “你說你說，我聽着呢。” 陶月說：“龔老師，昨天我去看蔡元培的墓了，挺荒涼的。我就以您的名義獻了一個花籃。我想您如果在這兒，也一定會獻的。” 他便一下子噎住：“是，一定會的。” 是的，如果他在那兒，有人提醒，他會的。可是香港，他不知去過多少遍了，怎麼從來就沒想到去蔡先生墓上看一看呢？從師承上說，他比陶月近得多，他畢竟在未名湖畔度過了四年，在燕園紅樓有過無數次倘佯，怎麼反而是陶月想起了蔡先生呢？陶月和蔡先生有多少聯繫？或者僅僅是一個理念？ 陶月啊，你究竟想說什麼呢？老師也是人，是普通人，他也得順應環境，你太理想化了。高尚要有高尚的條件，這東西不是裝出來的，也不是可以逼出來的。他木木地不知如何作答，直到陶月收線了，他才道聲再見，並且滿耳朵都是電流的嗡嗡聲。 他抬頭，看着書架上自己早年的一幅枯筆捲軸，如今已經落滿了灰塵。他曾經很得意這種筆法，蒼勁挺拔，傲霜鬥雪，乾澀苦行，嘔心瀝血。好象也曾拿出去得過一個什麼獎的。那幅字的意思也好，是早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奇的話，說的正是那個時代，一代學人天真遙遠的譫語狂言： 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2001年於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