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数十所或许数百所美国的大学已经和中国的同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而先驱者却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它能为150多年前就与中国建立联系而自豪。耶鲁与中国的关系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悠久和深邃。这是一种经受了数十年的战争、政治动荡和许多外交风云的关系。

今年，耶鲁大学欢庆建校3百周年，在校外国学生超出1500名，其中3百多人来自中国，人数仅次于加拿大。留学生的数字反映了耶鲁大学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的支持和成为全球性高等学府所承担的义务。

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始于1850年容闳入学。他早期在澳门由上过耶鲁的塞缪尔·罗宾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办的学校就读。容闳的能力给布朗的印象深刻，布朗将其送往美国一所预备学校，后来入学耶鲁。容闳于1854年毕业，成为获得美国学院或大学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回到中国后，容闳倡导采用多方面西方技术和技术教育，使之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下加强中国国力的途径。1872年，经满清朝庭批准，他组织了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该组织派遣了数百名年轻的中国人前往美国的中学和大学学习。他们主要被派往耶鲁大学。19世纪70和80年代，20多名中国学生就读于该校。在校其间，他们学习包括医学、工程和法律在内范围广泛的学科。

1900年春，人们认真为加强中国与耶鲁的联系作出了努力。一些耶鲁毕业生开始严肃思考献身海外传教服务。他们不是选择参加已经有基础的传教机构，而是斟酌建立一个纯粹耶鲁的延伸组织。这些都是1898年的毕业生所展望的是这样一个机构：体现他们就读耶鲁大学时所经历的同志情谊和共同的目标。

于是罗伦斯1(Lawrence Thurston), 亚瑟(Arthur Williams), 席比义(Warren Seabury)和盖保耐(Brownell Gage)成了最终形成的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 的年轻创始人。他们希望他们的使命直接反映母校的价值观、传统和活力。席比义写道，“不容置疑，这两支巨大的力量将团结一起......在所在地发扬耶鲁精神和有母校为后盾，我们的生命将更坚强，这是我们的信念。”这些初生之犊的毕业生深知耶鲁在培养领袖方面有着两百年的历史，确信无疑耶鲁大学和它的毕业生能够使工作团成功而提供资源、人员和敬业精神。

1900年秋冬两季，席比义和亚瑟仔细斟酌拟议行动的细节 — 组织结构、地点和支援途径。虽然非洲和印度被看做为可能选择对象，中国很快成为首选。耶鲁工作团的支持者哈里安比奇(Harlan Beach)相信中国注定会出现伟大的成就，从而在中国下一代领袖人物上下功夫尤为重要。他写道，“具有如此显著力量的国家已经存在了4千年的事实表明它必将永存于世，我们可以确定上帝为了某种好心的和使中国产生世界影响的目的而将其保存下来。”

1901年2月，席比义和亚瑟将他们的设想面呈长老会外国传教团委员会(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罗博特·斯比尔(Robert Speer)和耶鲁大学的秘书安森(Anson Phelps Stokes)。对那些毕业生而言，会见如此充满前景，日后它被确定为雅礼协会正式诞生之日。

会见后，耶鲁大学的几名教学人员立即伸出支援之手。1902年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支持者不仅在教学人员中有所扩大，还包括校长海德里(Arthur Hadley)和他的前任杜瓦特(Timothy Dwight)，以及几位学院院长。

工作开展后，工作团决定该团完全是一个无教派组织，对中国所有优秀的事物抱赞同态度。还决定在“中国中部”建立“一个耶鲁大学分支”的过程中，宣讲福音使人昄依基度教的工作留给不同教派的传教团去做。这将耶鲁大学行动和漠视中国传统和文化成就的早期传教活动的区分开来。耶鲁大学所建立的机构的人员和财力将来自母校，并将努力集中灌注于设在中国境内具有重要意义地点的机构上。

在资金上，耶鲁大学不直接支持新的工作团，它当即面临筹募资金的挑战。然而，在几个月内，它自热心的校友募集到数千美元后准备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中国为新校选择校址。这一任务落在罗伦斯肩上。

当时，如果说有任何疑虑的话，他们并不怀疑工作团的目的或事业最终的成败，而是今后面临巨大挑战所需的合适人选。

除了这些内部困难外，罗伦斯和随从前往中国的人们还将成为忿恨和反洋情绪的目标。这一障碍自1902年秋罗伦斯抵达中国后第一天起就始终是耶鲁工作团全心全意努力的拦路虎。

罗伦斯和他的夫人玛蒂尔达(Matilda)在北京安家，尽管在生活上要经受精神考验和克服物质牺牲的困难，他们仍然感到意外的舒适。然而，眼前的任务却咄咄逼人，日后罗伦斯将它描述为使他感到“像是一个肩挑成人责任的孩子”。

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罗伦斯决定新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项目的重点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建议设立一个由中国学者领导的预备部、一个师资培训部、一个正规的大学部、一个多教派的神学院和一个医学部。新闻学校和法律学校也在考虑之中。初来者知道他们的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无妨碍，因为他们沉醉于将项目付诸实施的高涨热情之中。

1903年春，为了寻找可能建校的地点，罗伦斯骑着毛驴去遥远的山西进行了6周艰苦旅途的调查。由于几年前数以百计的外国人在该地区被杀害，罗伦斯由当地官员提供的部队护行。实际情况是，罗伦斯夫妇为沿途所受到的友好款待深感欣慰。

然而，罗伦斯确认山西不是他为落实耶鲁学子崇高理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他继续进行探索。在调查其他几个地点之后，湖南脱颖而出，那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湖南之所以能为耶鲁大学带来美好前景的理由之一是，在那里可以接触2千1百万百姓。尽管当地反洋情绪强烈，罗伦斯仍为湖南人的名声所吸引。他把湖南人描绘为“有很强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步罗伦斯后尘的哈里安比奇日后写道，“所见到的大多数男人和男孩的脸上都显露出智慧。经常出现在主要街道上的妇女也如此。”

罗伦斯认为湖南人“将和满清帝国的任何人一样有影响力”的预言在数十年后被毛泽东证明为正确无误。当年，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只是个毛孩子。

不幸的是，罗伦斯的健康恶化。在等待来自纽黑文2(New Haven)指示期间，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海途中，罗伦斯情绪低落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罗伦斯到达加里福尼亚州(California)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

建立一所学校的积极性没有受阻，纽黑文的干劲的确越来越大。哈里安比奇于1904年来到湖南。他发现总督打算引进西方教育因素以改革当地教育。对西方感兴趣并不意味反洋情绪的减弱。比奇报告说，日报继续不断地重申“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的口号。比奇发现当地不少人赞成西式教育，但同时却拒绝接受这种教育的代理人。

在长沙城墙内寻找建校的土地有困难。中国其他地区对外开放已经几十年，但是长沙依然坚定抵制任何渗入的企图。湖南人的敌视情绪强烈，居民尤其不愿出租或出卖房地产给外国人。难上加难的是长沙城里已经拥挤不堪，土地严重匮乏。购置土地需要和几个不同所有人协商，填埋留有死水的稻田，有可能迁移祖坟，从而有树当地居民为敌的风险。

经过一年多找地后，比奇和他的同事决定考虑租房或购置现有建筑，暂时推迟为年轻的耶鲁寻找永久性的家。后来终于在城中心找到一座被描绘为大而无当、不卫生的建筑，并进行了重新装修。

1906年时，胡美(Edward Hume)、盖保耐和席比义陆续到来，这时有了第二座楼。这些建筑里有教室、一个附属教堂、美国人员住房和一个医务室。当年12月出现了一个微型耶鲁社区，它的成员在以后2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那里。虽然大部分人未满30岁，他们个个富有冒险精神、理想主义和献身意愿。

涓涓细流，终成江河。从这些开端，随着时光的消逝，日后发展成称之为“中国耶鲁”的学府组合：雅礼中学(Yali Middle School)、雅礼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湘雅医院(Hsiang-ya Hospital)、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和湘雅护理学院(Hsiang-ya Nursing School)。

耶鲁工作团的教育工作于1906年秋季正式启动。由于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准备在一所西方学校开始大学水平的学习，先开设了预备部。经决定，学习中国文化教育与学习西方文化教育同等重要，但英语将是主要语言。30个名额有54人申请。他们主要是当地有身份的的人家的子弟，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70美元学费和食宿费。新建的学校面临众多挑战之一是匮乏教师。为了满足需要，工作团开始用新耶鲁毕业生补充长期任教的人员。自1909年开始，新的毕业生被聘一和两年。学生纪律也是个问题，主要因为对满清朝庭将租界割让给西方列强的愤懑。学生们不习惯别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很容易对他们察觉到的教员的侮辱感到恼怒。办学早期有这样一个事例：学生埋怨来自美国北方的科学和地理老师中文掌握得差。遭到席比义训斥后，全体学生离教室而去。

年轻的学校还不得不忍受设施不足和处处空间不够的困难。受形势所迫，在教学上不得不采取妥协措施，在发展上予以限制。尽管宿舍拥挤，也不卫生，实验室和图书馆的“设备和图书极不完善”，但是学校却名声四扬。申请入学者人数稳步增长。入学要求如此之大，以至校方负责人将一间教室改为宿舍，而将另一间教室一分为二。

胡美莅临后主管医学部门，他重新焕发起活力，并给发展壮大的学校带来新的方向。在胡美领导下，医学教育迅速成为耶鲁工作团的重点。

胡美在印度出生和成长，他比任何其他耶鲁学子更具成功应付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深邃文化差异的条件。他一来就以无穷尽的干劲投入工作团各个方面的工作。预备学校筹建后，他随即将精力灌注在开设一家小型医院和门诊部。1908年春，医院正式对外开放。

起初，胡美单独开业，身兼三职 — 医生、护士和秘书。不久，曾在上海学过西医的候医生和专给妇科病人看病的内科医生海伦·盖保耐(Helen Gage)参加工作。海伦的大姑子妮娜·盖保耐(Nina Gage)于1909年参加了耶鲁工作团后，创办了护士学校。胡美是中国医疗和医学传统的敏锐观察者。他理解他所接触的人们对疗效持有根深蒂固的看法，而那种疗效与他所接受的训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胡美在第一个有钱病人的一只手腕而不是像中医惯常那样先后在两只手腕上号脉后，那病人厌恶地快步离去。这次经历使他懂得了挑战的分量。

1910年颜福庆医生来到学校。他是出生上海，在耶鲁大学受教育的内科医生。在困难时期，颜福庆的外交技巧成为耶鲁使命团的无价资产。他是西医与中医、耶鲁学子和中国官员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人。他享受与美国同事一样的任职条件，这在当时极不寻常。胡美发现那时他引进的医术在各个方面都不如中医，他经常为中医的医术而感到谦恭。有一次，胡美断定一名妇女如不终止妊娠将会夭折，而一位著名中医却能保住她和她所怀孩子的性命。胡美始终没明白那成功的中医究竟用了什么草药。

耶鲁工作团因其宗教背景而不得不审慎行事。当地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关于公开传播宗教和当地传教士的活动的警告，而纽黑文的执行委员会却认为使命团宗教性还不够。直至1913年方最后作出教育工作重于福音传道的决定。

没有迹象表明反洋情绪有所减弱。1910年，教员们遭遇首次重大政治危机，导致美国人自长沙撤离。当年春天，愤怒的人群攻击总督府，而后将矛头指向外国财产，抗议米价上涨的示威发展成暴力行动。胡美一家艰难脱逃。听到前门外人群叫嚣惊醒后，胡美夫妇匆忙拽着孩子们，不得不闯开邻院的后门，躲进惊讶但仁慈的中国人住家。胡美全家都穿上中式衣服，后门很快就被重新整妥。那天夜晚胡美一家惊恐地坐着，探听消息和等待有人破门而入的声音。

直到天亮士兵才来把胡美一家从避难的邻居家护送走。他们给带到河上一条汽船，和其他外国居民会合后准备起航逃离危险，长沙89名外侨只缺几人。从船上他们目睹一幢幢建筑烧毁，先是总督衙门，再是挪威使团。然而，暴乱的民众手下留了情，耶鲁机构的房屋免遭厄运。

两周后，胡美和他的同事返回长沙，但是翌年由于清朝统治崩溃前的动乱又被迫停止一切活动。在随后的10年中，耶鲁机构的工作多次受到为争夺湖南统治权的军队的扰乱。胡美和颜医生给任何当权的军队提供医疗救助，他们懂得在那兵慌马乱时期，要想继续工作，军队是他们的重要同盟。

置挫折和政治挑战于不顾，耶鲁工作团成员仍然立志寻找适合真正校园的地点。学校和医院人满为患，觅寻新址已是当务之急。1913年末，在颜医生帮助下，湖南政府允诺为新址提供土地、资助建造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并承担经营费用。在耶鲁大学赞助人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捐助下， 雅礼协会将修建医院、提供设备和支付受西方教育的医生的薪金。由雅礼协会、中国官员和当地社会领袖组成的联合董事会将监管医学院和有180张病床的医院。

医学院和医院选名“湘雅”，“湘”表示湖南，“雅”代表“雅礼协会”。这一名称表达了独特合作伙伴的关系。

1914年9月，翘首以待的雅礼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开学。除了国文和中国文学课使用中文外，其他课程的主要教学语言为英语。迁址标志着随后10年难以置信的发展。原来的预备学校现在成为雅礼中学(Yali Middle School)，它在整个湖南地区的名声逐渐传开。医学院和护理学院也发展迅速，其毕业生在湖南和其他地区供不应求。

雅礼协会的项目自一所预备学校和一间在城中心的小型诊所壮大成5所机构和一处宽阔校园、人数众多的教职员、日益扩大的声誉和财政和行政管理需要日益增长的联合体。1923年，取代纽黑文的执行委员会的理事会委任胡美为雅礼协会在华所办各学院的首任校长。

1923年以后的年月，情况并不同样顺利。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导致越来越高涨的反洋情绪。虽然雅礼协会不再是个传教组织，但是学生和教职员、地方官员却严厉职责它企图颠覆中国文化。长沙出现的政治动乱和反复发生的危机直接导致胡美最终辞去校长职务和于1926年最终停止雅礼协会的活动。1926年12月理事会投票决定关闭校园时，许多人认为耶鲁大学在中国的活动就此告终。

虽然雅礼协会欠债4万美元，校园有幸没有像长沙城内其他外国财产遭受那么多的损坏。1928年秋，由颜医生负责的续管委员会恢复了中学。几年后，各个耶鲁机构方才恢复元气。虽然有些美国教职工返回长沙，但大部分空缺由雅礼协会培养的毕业生填补。用于支付美国教职员薪金的大笔预算消失了，用英语教学的课程亦不复存在。为数不多的美国人继续担任中学教员和医院的医生，以及代表雅礼协会项目的顾问。管理工作和各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学工作由中国人承担。悄悄中迎来了实现雅礼协会项目由中国人领导这一远景目标的时代。

雅礼协会继续坚持高等教育的目标，这乃是它的初衷。1931年该协会决定联合其他4个美国和英国组织，共同在武汉创建华中学院。雅礼协会分担理科系项目，并委任桂质挺博士为系主任。桂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自1922以来在雅礼学堂任教。在他的领导下，理科系逐渐成为华中学院最强的系。参与华中学院的工作被视为雅礼协会的创建原则 — 适应中国变化的环境 — 的再确认。

1934年，胡美8年后第一次重访长沙。如今是雅礼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胡美目睹许多令其欣慰的事。他发现他当年帮助创建的机构以博爱行动为重建中国做贡献。公共卫生成为医学部门的重点。由于劳启祥3的努力，雅礼中学开展了当地对社会的要求的调查，学生每天下午充当附近邻里贫困孩子的义务教员。1926到1927年的动荡已经过去，学校在中国人主管下发挥各自所长，但仍保持二元文化的特色。

耶鲁大学在华机构原先正式名称为耶鲁海外传教士协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Association)，1934年改称雅礼协会。它的使命已不再是长期支持与指导由耶鲁学子组成并控制的海外传教团。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改名的机构的致力于“支持与指导以善意的无教派精神在中国创建和开展的教育与医学工作”。

1937年11月长沙面临日军的攻击。随后的8年中，学校在敌对环境中挣扎而经受许多考验。长沙和武汉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且是经常遭受轰炸的目标。学校主管人张孝褰、韦卓民、劳启祥和应开识在猖獗的通货膨胀形势下冒着生命危险于动荡不安中决心保持高标准的教学。

尽管已经自医学院分离的医院挤满空袭致伤的人，为中国的生存而斗争是师生的共同目的。1941年日军短暂占领长沙后，战争暴力的受害者继续不断涌入医院。1942年有篇记述将医院描绘为“被轰炸、炮击、子弹打得到处是窟窿、着火、遭到抢劫、用做堡垒、失去后又夺回拉锯了4次。”医院人员居然能坚持工作被认为是个奇迹。

医学院迁往贵阳后，它的担子越来越重。1940年教育部将湘雅医学院收归国有。涌入湖南腹地城镇的难民导致医学院另设三家医院分院，并加倍招收入学学生。医学院的所有毕业生都以各种方式直接为国家服务。

雅礼中学和华中学院也被迫进行艰难的迁徙。前者迁往园陵, 后者经过数处停留后最后定位在云南喜州。虽然华中学院最后找到远离战争的安全地点，但它与外界隔绝，并且缺乏研究用的仪器设备。这种形势使得教师流失、学院声誉每况愈下、学生人数不断下降。然而，在学院8年流亡期间，魏院长从未放弃华中学院是具有高水平文科学院的信念。

整个战争期间，雅礼协会各机构始终在二元文化教育事业中作出努力，中国人和美国人今天可为之感到骄傲。医学院的教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并肩为人们解脱痛苦，从事他们为之贡献自己生涯的教育工作。

日本投降后，一切努力灌注在重建毁坏的校园上。重建工作刚一开始，中国国内另一场政治较量使得雅礼协会举棋不定。新的共产党政府战胜国民党政府之后接管了雅礼协会的财产。它在长沙的末任代表俞道存(Dwight Rugh)博士于1951年5月被驱逐出境。自他离去后，在美国的雅礼协会和在长沙及武汉的机构近30年没有联系。

1951年至1979年间，雅礼协会资助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出资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雅礼协会最后还成为香港新建中文大学的捐助单位。

上个世纪70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后，恢复接触的大门敞开。1980年，允许美国人返回中国大陆恢复教育工作。新的侧重点是在医学领域的短期学术交流和恢复聘用耶鲁毕业生在预备学校任教一或两年的计划。

90年代活动进一步扩展到新的项目领域，并与雅礼协会(1975年改名为耶鲁中国协会 [Yale-China Association])有历史意义的基地 — 香港、长沙和武汉 — 以外的中国机构进行接触。 除了保持英语教学外，耶鲁中国协会还在环境保护、儿科心脏病学、美国研究、戏剧、生物、护理和法律学科开展项目。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2001年5月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讲演中说道，耶鲁大学与中国业已开展的学术合作“是今后全球性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提供服务的典范”。耶鲁大学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以及耶鲁中国协会过去所获得的成功是今后扩大这些合作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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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有些美国人的名字均为当年使用的译名。- 译注

2.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 译注

3. 劳启祥：他是1912年自雅礼学堂中学部毕业的最初三名学生之一。20世纪30与40年代时任雅礼中学校长。-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