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了錢，什麼事情都好辦？

　　20年前，受老校長匡亞明的感召，南京大學立志要在20年內辦成世界第一流大學。真是“氣吞萬里如虎”，可如今鴻鵠之志安在？想當世界一流大學？恐怕是連影子也沒有。說起來還是缺錢。有了錢就可以請來世界第一流的大師。年薪十萬美金不來，百萬美金不來，給他一億看他來不來？來，肯定來，而且把全部家當都帶來，而且來了就不走，與我們革命師生打成一片，在這裡生根、開花、結果。學生也是一樣，有了豐厚的助學金，他們就不去復旦，不去清華，北大也不去，專來投奔南大。

　　美國名校的名教授是養起來的，享受坐席教授的待遇。所謂坐席（chair），就是富人捐款，設個基金，而此基金的收入就是教授薪金的一部或全部。當然，坐席大多以捐款人命名，具體做法由捐款人與校方協商而定。僅靠授課拿死工資很難過上小康生活——小康與小康是不一樣的，教授的“小康”當然有別於其大眾的“小康”。國內沒有坐席教授，所以教授還要經常到外面客串，做項目什麼的。這種現象比較奇怪，國內領養已經蔚然成風，街上的花草樹木有人領養，動物園的兇猛動物有人領養。為什麼教授反倒沒有人領養？難道教授反倒不如花草，反倒不如四條腿的動物？

　　“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只要有了錢，世界上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清華便請來了數位已退或半退的諾貝爾獎得主。沒有錢不行，至少是辦不成大事；個人如此，學校也一樣。但有些同志過於強調客觀原因，一味羨慕北大、清華拿的資助多。但這不是絕對的，紅軍、解放軍不曾從蔣介石那裡拿到一文軍餉，最後不也照樣奪取了全國勝利？

　　堂中各有三千客，明日報恩知是誰？

　　學校應該只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學生。學生是學校的產品，而市場經濟之下，還有比產品更重要的嗎？“堂中各有三千客，明日報恩知是誰？”對美國的高等院校來說，學生中又應該以本科生為主。本科生是命，是親兒子，要死保的是本科生，因為日後捐錢的大多是本科生。本科校友對母校比較有感情，到其他學校讀研究生至多不過是給自己找個養父或後母。

　　那麼在美國，一所大學的本科生的質量如何，拿什麼去衡量，拿什麼去辨別呢？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這些本科生是否願意並能夠考取美國名校的法學院、商學院和醫學院。美國《華爾街日報》就此對美國大學做過一次摸底調查，調查結果登在該報2003年10月10日的周末版上。哈佛大學榜上名列第一，每年有21.4%的本科生考入名校的三大學院。

　　美國高校分兩類，一類是私立大學，另一類是州立大學。州立大學也由州政府經濟上給予幫助，但州政府並不過問學校的人事安排，聯邦政府也完全不管（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教育、衛生和福利等問題主要由州政府負責）。有補貼就有優勢，以2003年為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學生的學費和其他各項開支加在一起高達 3.8萬美元，而州立大學中的名校僅為1.4萬美元。但即便如此，美國家長仍然千方百計地要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中。兩類學校中，私立大學的排名遠高於州立大學。州立大學中排第一位的密歇根大學在全國院校中僅排第30名。加州大學共有5所分校，在加州的5座城市：加大伯克利分校、加大洛杉磯分校、加大聖地亞哥分校、加大歐文分校和加大戴維斯分校。5所大學的升學比例分別是1.9%、1.3%、0.41%、0.39%和0.36%。5所大學都比不上斯坦福大學。斯坦福大學是所私立大學，與加大伯克利分校同在舊金山，但斯坦福大學排第四名，10.7%的本科畢業生進入名校三大學院，加大伯克利分校排名第41。

　　《華爾街日報》的排行榜也包括美國軍校。軍方的西點軍校和海軍學院（卡特畢業於該校）躋身前50位，但已經排得比較靠後了，分別是34位和37位。軍校畢業生主要是報考商學院。

　　我們注重精英嗎？

　　就業履歷或作者簡介都不會提到父母，也不提國籍、膚色和種族，但一定會提到上的是什麼大學，如果上過大學的話。如此一來，誰不想上名校？但名校在哪裡？ J.H.達爾惠森教授（J.H. Dalhusen）是荷蘭人，先後在英國和美國留學，現在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律教授，同時身兼悉尼大學、加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達爾惠森教授應該是見多識廣了。在他看來，20世紀60年代西歐國家的學生運動摧毀了這些國家大學的精英教育，只有美國才有世界一流大學和精英教育。

　　“沒法教，歐洲的大學生沒法教。”達爾惠森教授半開玩笑地抱怨道。為什麼沒法教？按達爾惠森教授的說法，“現在大學生的水平只相當於過去的高中生。”但今日之歐州也並非沒有名校和精英文化。英國就有，英國有個說法，如果你不是牛津大學畢業的，那英語至少必須說得與牛津畢業的不相上下，否則絕沒有機會當上英國首相。

　　不過即便達爾惠森教授說得不錯，即便歐洲沒有精英教育，平民化教育又有什麼不好？難道這是件壞事嗎？西歐許多國家的大學是免費教育，有時國家還要給學生發生活補助，所以大學生優哉游哉，陶冶心情，享受生活。現在有的西歐國家大學也開始收費，但這些措施是為了省錢，不是要創造精英教育。

　　強調辦名校，實際上是推崇精英教育。推崇精英教育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的等級觀念。但我們的大學注重精英嗎？我們是真的注重精英，還是注重等級？角度不同會有不同的回答。魯迅和錢鍾書算不算精英？應該算吧。可兩位在國內高校工作的似乎並不順暢。北洋政府期間，魯迅在高教部蟄伏，一干8年，居然不出問題。後來魯迅去了廣州，那是赤旗飛舞的廣州，是氣象萬新的廣州，中山大學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但不到一年魯迅便受不了啦，落荒而逃，一直逃到上海的租界內，才算是驚魂初定，能有立錐之地寫他的雜文。錢鍾書今日被捧得很高，但他當初在西南聯大教書，連續聘都難，只好一路逃回上海，一頭扎進租界，在租界內從事救亡圖存的愛國工作。

　　都說魯迅的骨頭最硬，但中國骨頭最硬的人為什麼要住租界？如果沒有租界，魯迅的骨頭還硬不硬？他還敢不敢說話？我想，如果沒有西方國家法治的保護，別說是一個魯迅，10個魯迅也交給群眾專政，讓他們老老實實低頭認罪。魯迅的骨頭再硬，還硬得過群眾專政的鐵拳嗎？啊 ——你要講法律，講法律你魯迅也跑不了，就把你交給那些酒肉法官去審。

　　不要說與美國比，與日本我們的大學都很難比。日本的許多教授都能用英語授課，儘管發音不好。外語不僅是個語言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學不學外語，不是崇洋媚外的問題，而是看一位教授是不是有大國沙文主義，是不是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不是井底之蛙的夜郎自大。反正美國名校法學院的教授都會一門外語，不一定是法語或德語，可以是漢語、日語，也可以是朝鮮語或越南語。“遠行必有所獲。”孔子也是這樣教導我們的。留學就是文化上的一次自我流放，學外語就是文化上的一次遠足。按生物學的說法，這是一種雜交優勢。

　　這樣說，北大、清華這樣的名門該是雜交優勢最明顯的學校了。中國早已成功推行拼音，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名的英文卻不用拼音的“Beijing”和 “Qinghua”，非要用“Peking”和“Tsinghua”。以前中國的人名或地名用舊式拼法，與英文發音比較近，是移船就岸方便洋人。中國人民站起來後採用了全新的拼音，英文中提到中國的人名或地名時，不再怪腔怪調地發音。中國其他大學校名的英文已經改用拼音，西方人也已經改用拼音，但北大、清華不改，以示不同。我知道，北大、清華最講愛國，最講民族感情，但在校名的英文這個問題上，見不到兩校半點的愛國之情，見不到兩校的半點民族感情。可惜， “Peking”英文中也不是什麼好詞，“Peking”一詞後加“ese”，就成了“Pekingese”。英文“Pekingese”是什麼意思呢？是“哈巴狗”的意思。當然，“哈吧狗”並不等於爬兒狗，也不等於魯迅筆下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北大有那麼多的教授名流，有那麼多跨世紀人才，為什麼沒有人指出來呢？這是名校的一個謎，一個懸念。吾人骨子裡是霸氣、匪氣和俗氣。褲子的拉鏈沒有拉上，卻還左顧右盼，到處亂跑，到處向麗人亂獻殷勤。

　　“每經高處即回頭”

　　國內教授的剽竊行為時有敗露，南大一批中青年學者站出來了，聯名發出倡議書，倡議同仁不要剽竊。露臉啊，南大真的有很多清流。其實是笑話！教授不得剽竊，還需要呼籲嗎？剽竊敗露，就應該掃地出門，而不是下不為例。對剽竊不是呼籲不呼籲的問題，而是嚴懲的問題。可憐啊，學生進大學之前沒有被形形色色的考試所打垮，但進來之後，所謂的師長還要給他們最後一擊——希望不是致命的一擊。含莘茹苦的父母能放心嗎？對自己後代不好的民族，是一個很壞的民族。

　　明明被閹割了，至少是性無能，但卻在那裡津津有味地研究中、外房術，在那裡津津有味地研究偉哥服用幾片效果最好。我們已經喪失了樸素的對錯感，卻還幻想着辦世界一流大學。每一次說假話，每一次的言不由衷，都孕育着更大的災難。目前我們談法治尚早，我們還沒有準備就緒。反封建也尚早，沒有準備就緒。我們這裡主要還是閹割與反閹割的問題。

　　早在1927年，魯迅就諄諄囑咐過我們：“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而時下的所謂學者名流，大多是炮製學術垃圾的學者。如果理科是研究馬尾巴的功能，文科是花奴打鼓，這樣的學科帶頭人再多，於學生何益，於民族何益？

　　民族的悲劇就是在這一次一次的屈從和口是心非中所鑄就。連基本的真話都不敢講，還要創辦世界名校，是不是有點痴人說夢？請問：你可能夠用排水管作長笛，吹出一支小夜曲？（馬雅可夫斯基，《你可能夠》）

　　有朋友說，我們應該西學東進。歐風徐來可以振奮精神。聽聽，海涅向德國的教授、博導和學科帶頭人大聲疾呼過：德國的詩人，請你頌揚德國的自由。但我認為，還是要當孫子。不是裝孫子，而是誠心誠意地當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