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与胡舒立女士素不相识，无任何个人恩怨，本文无意针对胡舒立本人，而是针对社科界的乱象。鉴于胡舒立的名气，以她为例，更能警示他人。作为知名的公众人物、财新网总编和中山大学的院长，希望胡舒立女士客观面对质疑，认识到自己没有博导资格却当着博导也是一种腐败 - 学术腐败，希望她放弃与其学术背景完全不相符合的“博导”头衔。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闻业务但没有学术研究经历的记者和编辑，更适合讲授本科生新闻实务课程，而不是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学术研究。这一点，我相信胡舒立女士自己也非常清楚。

徐开彬:美国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近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几位学者朋友，在和我聊到国内学术界的种种问题时，也向我提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的“博导”头衔问题，认为她没有任何学术成果，没有资格做博导，但由于胡舒立在媒体界的地位，大家敢怒不敢言。他们随后给我打包发来了她所发表过的文章，指出这些都不是学术论文。

　　近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几位学者朋友，在和我聊到国内学术界的种种问题时，也向我提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的“博导”头衔问题，认为她没有任何学术成果，没有资格做博导，但由于胡舒立在媒体界的地位，大家敢怒不敢言。他们随后给我打包发来了她所发表过的文章，指出这些都不是学术论文。

　　对于胡舒立2009年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一事，当年媒体作了很多报道。在我的印象中，全国较好的新闻传播院所，有人大、复旦、传媒大学、社科院、清华、北大、武大、华中科大、川大、浙大、厦大这几家。中山大学的新闻传播在前几年刚起步，当时中山大学以百万经费引进胡舒立，轰动一时，应该是中山大学想以她在媒体界的名声来引得关注，但新闻传播学术界对此任命是有异议的。

　　基于中山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科的低起点，我觉得短期任命胡舒立为院长也未免不可。美国的新闻传播学院虽然现在很少任命某个报刊总编来任一所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但在美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早期，这样的先例还是存在过，目前在几十家主要的新闻传播学院，也还有几家是由编辑记者出身的人在任院长。

　　听到学者朋友们对胡舒立博导资格的质疑后，看了看他们发来的胡舒立的文章，我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了，虽然知道这样做会得罪人。但作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员，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批评。

　　因为中山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没有博士点，胡舒立的博导资格是挂靠在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属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传播管理”方向，胡在几位博导里排名第一，后面几位均是传播与设计学院传播学领域的教授，还有一位北外的教授挂名。这在中山大学2012年博士生招生简章里有。

　　胡舒立在中山大学的个人网页介绍说，她的学历是人大新闻本科、美国福坦莫大学与北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的项目EMBA，另外一项是“1994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笔者注：胡在此没有注明学习多久。这个奖只支持获奖记者学习一年。美国的媒体一般不是很支持自己的记者参加这个项目，在他们参加学习的时候，有些记者还被自己的新闻单位买断下岗(buyout)，因为媒体难以忍受一个员工离职学习一年;但发展中国家的记者参加这个项目回国后，身价往往就很不同了)。胡的工作经历则是大家所熟知的知名记者和总编。那么，这样的学历和经历，是否符合博导的要求呢?

　　博导的工作，顾名思义，是要指导和培养博士的。对于新闻传播博士生的培养来说，当然不是象培养本科生那样教他们怎么做新闻报道、怎么编辑新闻、怎么管理新闻媒体。传播学博士的培养，最简单地说，是培养他们如何分析研究大量纷杂的新闻、传播产品与社会、语言、文化、经济、政治、商业、医疗卫生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所以也派生出诸如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等各学科派别。这些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带规律性的新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掌握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量化、质化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包括实验(experiment)、问卷调查(survey)、定量内容分析(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等，质化研究方法则包括人类学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系列访谈与参与观察(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不同于新闻访谈)、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icism)等。

　　但是，看过胡舒立的文章后，我不得不如实地说，胡舒立是不适合做博导的。CNKI显示了胡舒立的94篇文章，但都是非学术性的采访报道类或感想总结类的文章。核心期刊检索显示13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均在92年至98年之间，其中4篇发在«改革»，1篇刊于《中国税务》，5篇刊于《国际新闻界》，3篇刊于《中国记者》。刊于《改革》的比如有《1994：改革没有浪漫曲 – 关于中国新一轮改革风险预期的采访札记》、《燕京啤酒老板更换记 – 一起红筹股公司收购和A股上市重合案例透视》，刊于《中国税务》上的是《中国电信(香港)上市始末》，这些采访报道类文章显然不属于学术论文。

　　发在《国际新闻界》(该刊由她所毕业的人大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5篇文章，都是在1994年第2、3、4、5期和1995年第1期发的，是她在美国学习一年期间所写的。这些文章是比较简单的对西方办报艺术的系列介绍，如《编辑和记者谁大》、《社论，报纸的旗帜》、《追求精确 – 美国报纸的编辑质量管理》。这些文章没有列出任何文献来源，正文中也没有任何注释(1992年至1994年发在《中国记者》上的3篇文章也没有文献和注释)，这违反了学术论文写作的最基本要求。任何学术论文都要参考一些他人文章的观点，不可能是自己凭空想像的。否则，参考了别人的文献却不注出，反而还会落得个抄袭的结局。所以，列出文献注解，一方面是尊重他人的成果，一方面也是自我保护。

　　因此我也可以推断，她1994年在美国学习的这一年，所修的课程应该是本科阶段、而不是研究生阶段的，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都会包括很规范的学术期刊论文，如果她上过研究生的课程，她投给核心刊物《国际新闻界》的文章就一定会知道要注出文献了。另外，美国的经济学类(含胡所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生阶段的阅读，需要较高的数理统计知识才能读懂，而胡在1982年人大毕业时，国内的新闻传播院所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均没有开设统计学课程，国内的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统计学课程，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绝大多数博导们至今也不懂统计学。所以，她在美国攻读一年的发展经济学基本可以肯定是本科课程。

　　核心期刊上的文章都是如此，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其1988年至1991年间在《新闻与写作》上发表的8篇系列文章，《大众传播媒介简介一、报纸》、《大众传播媒介简介二、通讯社》、《大众传播媒介简介三、杂志》等，都是编译的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任何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看了都要觉得肤浅的系列介绍，但连编译自何处都没有注明。我估计，这些文章是胡在工人日报任记者时，为了职称用来充数的，因为当时的报社和出版社在职称评定时，这些东西可以计算。

　　鉴于胡舒立于1995年前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所发表的10多篇文章均不属于学术论文，而且自1995年后，除了2009年在《青年记者》上发过《危机之前，财经媒体去哪儿了》和在《西部广播电视》上的《货币政策当真正适度》2篇非学术性文章外，没有再在任何新闻传播学刊上发表过论文，她获得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博导资格，显然是不适当的。更何况，评博导资格，还要主要考评过去五年的学术成果，但胡在2009年进入中山大学之前的14年间(1996年至2009年)，在新闻传播学方面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如果以胡这样的学术水平也能当上博导，那国内(含中山大学)所有的副教授都更应该被评为博导了。

　　也许这个“公共传播管理”的博导资格和她所获得的EMBA相关。但这也不成立。首先，她没有在管理学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任何学术性论文，只是在时政评论刊物如她自己任执行主编的《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时事评论文章，不属于学术论文(这种刊物的采编都是记者和媒体编辑，不具备学术性)。其次，因为笔者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方向属于传播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对两个学科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除了主修传播学外，也上过MBA课程(如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学博士阶段的多门核心课程(如组织理论、组织行为、战略管理、组织发展)，我所了解的是，EMBA的课程与MBA类似，都是偏实务案例教学的，没有理论性，与管理学博士阶段课程的深度相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只有EMBA学位，要指导管理学方向的博士，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然胡舒立在新闻传播学方面不具备博导的资历，在管理学方面也不具备博导的资历，那么，中山大学授予她“公共传播管理”的博导职位，就没有任何道理了。即使胡舒立获得过一些报刊授予的各种荣誉头衔，比如2009年 、2010年连续被美国某杂志评为“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之一(参见百度胡舒立介绍)，但这种非学术界的、政治倾向明显的通俗报刊搞出来的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这丝毫不能表明其有任何学术思想、有胜任学术性的博导工作的资格。任何学术思想，要想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必须经过学术界同行评审，以文字的形式发表在本学科学术期刊，供同行评议。由于胡舒立在传播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都没有任何学术成果，这个“博导”头衔，是非常名不符实的。

　　媒体在几年前就曾报道过，一些带着各种头衔的商官名流，纷纷被大学聘为“兼职博导”、“兼职硕导”、“博导”、“硕导”之类。胡舒立能成为博导，学术界的人都清楚，这不是因为她的学术成果，而只是因为她是知名的记者和总编。但是，如果这样类推，我们是不是也要邀请那些知名报社的社长、总编、资深记者和宣传部的官员们，来充当我们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导”呢?是不是也要让公司的老总们来充当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导”，让官员们来充当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人如果全职进入高校任教也可以，但在给他们冠以“博导”、“硕导”之前，他们必须先在学术界踏踏实实地做出一些学术成果，否则只会助长学界的浮躁之风。这样的例子绝不只胡舒立一人。媒体界有不少这样的人士，一方面批评别人在大学里充任“博导”、“硕导”，一方面自己却做着同样的事情。由不具备博导和硕导资格的人来招收和指导学生，是误人子弟。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笔者举两个例子。我所在的传播学院新闻系有一名副教授，学历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新闻学硕士，曾经在美联社、新闻周刊、美国广播公司工作了20来年，但从新闻业界进入学术界的时候，也得从最低级的讲师做起(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到现在任教已经超过15年了，虽然出版了6部新闻传播方面的著作和教材，但没有发表什么学术论文，职称也还只是新闻实务课程方面的副教授，至今也没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博士项目担任博士生导师。再一个例子就是，在以新闻报道实务教育为主、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较弱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其博士项目只有4名教授)，其院长是编辑、记者出身，虽然身为院长，但也不能当博士生导师。这是因为，没有受过博士阶段系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训练的人，难以作出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就很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以更不可能让他们去指导博士生了。

　　同时，我也想顺便谈谈学术期刊与数据库的问题。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数据库里，学术性与非学术性期刊和论文是可以明显区分开的。而国内CNKI这样广泛使用的数据库，收录论文竟然不区分学术性期刊与非学术性期刊、学术性论文和非学术性论文，会引起学术鉴定的混乱，让有些人以非学术论文冒充学术论文的情况。这样的现象在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希望国内的数据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国内的社科界现在很混乱，把很多不具备学术性的期刊评定为所谓“学术期刊”甚至“核心期刊”。比如《中国改革》这个杂志，登载的文章都只是些时事评论文章，采编都是记者和媒体编辑，而不是专职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它不具备学术性，只是一个面向大众的通俗刊物而已，竟也被当作所谓“核心期刊”。再比如《中国记者》这个刊物，只能算做一个记者行业协会的非学术期刊，竟然被当作“核心期刊”收录，也很没有道理，有几个记者会写真正的学术论文啊?国内社科界至少一半的所谓“学术期刊”或“核心期刊”应该关门，或者让它们转变为通俗读物期刊或行业协会的非学术性期刊。否则，在人力、物力与财力方面都是很大的浪费，在学术成果评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资源分配方面，也会造成不公。如果让这些期刊也算社科“核心期刊”，让发表在这些地方的文章算“学术论文”，则是在鼓励粗制滥造的学术，中国的社科研究将永远落后于别人。

　　学术期刊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一是主编、编委和审稿人都应该是专职从事学术工作、并在大学和研究院所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一是审稿应该实行双匿名评审(double-blind review)，即投稿人不知道审稿人是谁，审稿人不知道作者是谁，且每一篇投稿文章应有两至三名审稿人审阅，这样才能公正地以质量为唯一的入围标准。《中国改革》这样的期刊，第一个基本标准就不具备，他们的编辑人员都是专职记者与媒体编辑，与学术毫不沾边，怎么能算“核心期刊”呢?国内的社科学术期刊要保障质量，应该邀请国外和港澳的华人学者，客观公正地审稿，杜绝非学术性的文章，提高稿件质量。非学术性的文章，就只能让它们发表在非学术性的通俗读物或行业期刊上。

　　我与胡舒立女士素不相识，无任何个人恩怨，本文无意针对胡舒立本人，而是针对社科界的乱象。鉴于胡舒立的名气，以她为例，更能警示他人。作为知名的公众人物、财新网总编和中山大学的院长，希望胡舒立女士客观面对质疑，认识到自己没有博导资格却当着博导也是一种腐败 - 学术腐败，希望她放弃与其学术背景完全不相符合的“博导”头衔。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闻业务但没有学术研究经历的记者和编辑，更适合讲授本科生新闻实务课程，而不是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学术研究。这一点，我相信胡舒立女士自己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