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

　　中國科學院近日完成《我國科學道德與學風問題基本分析和建議》的諮詢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中國科學界“許多違背科學道德規範、敗壞學風的科學不端行為、道德失范及學風浮躁現象”做了全面的評估。

　　將近3萬字的《報告》措辭之嚴厲，內容之全面，方式之坦率，在人們印象中絕無僅有，一位看過報告的學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撰寫報告的人頭腦異常清醒，並且對國家和民族有着高度的責任感！”

　　據悉，這份報告即將呈報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為最高決策層整肅學風提供參考。

　　科技界“潰瘍”觸目驚心

　　從盲目攀比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到院士候選人打廣告，從院士候選人作弊，到部分院士和商業機構合流，院士群體聲譽受到強烈質疑，以致中國科技界陷入尷尬的誠信危機。

　　這次中科院提交國務院的諮詢報告，為嚴重威脅科技界肌體健康的“潰瘍”、“惡疾”，勾勒出了一份清晰的“病歷”。

　　“科學不端行為”被列在首位，這個曾由中國科協建議用以取代“學術腐敗”的概念，通行於國際科技界，指嚴重違反基本的科學誠信行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監督委員會近年來收受各類投訴和舉報信件日趨增多，2001-2002年度受理各類投訴和舉報201件，其中反映抄襲、剽竊、弄虛作假問題的68件；反映學風不正的4件；反映評審不公、濫用基金的129件，以後的年份則更多。

　　《報告》稱，中國廣為披露的科學越軌事件，涉及項目申請和職稱評定、研究實施、論文署名、成果發表、榮譽獲取和分配、項目評審、科技評獎和同行評議、科研活動成果宣傳等各個方面。

　　其中廣受媒體和學術批評的有抄襲剽竊及不當署名事件，少數人才工程對象、“海歸”和高級崗位學者弄虛作假，以高科技名義欺世盜名、謀取暴利等3類。

　　在一些曝光和處理的案例中，公然抄襲、剽竊、占有他人成果者有之，偽造學歷、成果和經歷者有之，篡改、編造實驗數據者也有之，涉嫌人員不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之類的初級研究人員，還波及某些教授、博導、大學院長、校長甚至院士等資深研究人員和管理者。

　　“一些科研人員研究動機扭曲，科學精神喪失，只熱衷於追逐名利，忙於資源的獲取、占有和壟斷，不在研究和學問上下功夫，而擅長拉關係、走後門、立門派。”《報告》說。

　　同時，學術權力(權威)機制和學術制度存在着行政干預、暗箱操作、權力壟斷、官學一體、學術霸道、權學交易等權力濫用和制度失靈現象。

　　2002年，某省領導迫切希望能在工程院院士增選過程中實現“零的突破”，曾主動向中國工程院學部打“招呼”。

　　“以同行評議制度為核心和科學評價制度受到了嚴峻挑戰，作為榮譽制度核心部分的院士制度也受到道德學風問題的困擾。”《報告》說。

　　“有些院士，說得不客氣些，就是沒有這個水平卻被選上了。這個原因就是做了幕後活動。”中科院院士鄒承魯這樣說。

　　科學創新是一個國家前進的動力。《報告》說，許多人拋棄了嚴肅、嚴格、嚴密的學風，出現短期行為、心態浮躁、求量不求質、科研欺詐等現象，“導致本來已經十分稀缺的研究資源浪費和科技界的整體創新能力下降，最終勢必阻礙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

　　病源在於“官本位”

　　在中科院報告對於科學道德學風問題的原因分析中，“單位制度”、“官本位”等字眼相當“刺眼”。

　　《報告》說，誕生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單位制度”主導科研，可能導致如下後果:以單位名義的弄虛作假行為大量發生；一些研究結果在未優先向學界同行提供信息和未經同行評議的情況下，通過媒體炒作或優先獲取體制外承認等手段，提升單位聲望和獲取更多資源；為維護單位信譽，單位的庇護與姑息，有意無意間為種種不端行為提供了可能機會。

　　中國特有的“官本位”現象，也導致了科技界“對政治權力的崇拜與屈從”，由此，在資源與信譽分配、科學評價、學術爭論等方面屈從於權力意志，損害良好學風；政府管理部門直接參與資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監控而招致權力濫用與腐敗；管理部門利用職權追求“政績”，使科技界浮躁風氣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勵機制，使專業人員難以集中精力於專業能力的提高，而科研單位則把向管理部門輸送“幹部”作為獲取資源的手段與途徑。

　　“政府管理在相當程度上取代科學內部的社會管理，成為賦予各種科學探索以資源和聲望的最終仲裁人，並對選擇、拒絕或忽視某學科或科學問題起決定性作用。”

　　事實上，為了獲取更多政府資源，研究機構和個人在爭取這些資源的論證過程中難免出現“做局”現象，製造學術“泡沫”，釋放學術“衛星”，拼湊學術“大船”。

　　“更為嚴重的是，有人利用政府對未來科技發展大趨勢、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問題的高度重視，編造出諸多奇怪的，但目前研究可行性並不充分的課題。”

　　何祚庥院士在去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披露了這樣一則令人瞠目的消息: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

　　事實上，真正能夠對科學道德問題進行審查懲處的機構寥寥無幾，中科院、中國工程院的道德委員會更多只能提出建議和倡導。更有院士尖銳地指出，道德委員會的操作過程明顯是暗箱操作。

　　制度“藥方”

　　從制度建設層面對科學道德學風建設提出建議，是這份《報告》的閃光之處。

　　《報告》將“建立科學不端行為監察制度”擺在重要位置，建議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儘快建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或辦公室，建立對科研不端行為的監察網絡，它包括政府科研投入資助監察機制、大學和研究機構監察機制和科學團體監察機制等。

　　中國目前僅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有專門的監察部門，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監察制度和機構，大量被揭示的不端行為往往因為懲戒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制裁。

　　同時，《報告》建議國務院建立具有道德和法律雙重約束力的利益衝突公示監督制度，並將當事人是否履行公示利益衝突的義務列入學術信譽評價體系。

　　《報告》建議國務院責成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科教管理部門研究多指標科技管理評價體系，同時促進科技資源多元化的發展，利用政策導向引導產業和其他投資實體通過研究基金、工業實驗室、風險投資等多種形式成為科技投入實體。

　　中科院的報告也對院士的科學道德學風提出更高要求，如發揮科學道德表率作用，不通過新聞媒體炒作自己的科研行為，杜絕商業廣告等。

　　而一種更為釜底抽薪的建議還沒有被提出，就是杜絕學術和權力的聯繫紐帶，讓學術回歸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