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斯诺登的父亲给儿子发了一封信，称他“现代保罗·里维尔”，这个人曾在人们的沉睡中唤醒了国会监督情报部门。对斯诺登之跑，他爹的定性很明确：承认自己儿子犯了法，但不是叛国者，他是在抗拒政府的专制，由此向政府叫板：如果司法部承诺他的条件，他会劝儿子会回到美国。
这位父亲的定性有三层：第一，儿子做了应该做的，不是什么壮举，但他犯了法；第二，他也不是什么叛徒，只是背叛了政府，不是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第三，即使我们认为他犯了法，最后得有法院来定，司法部不能随意处置。所以，他便提出，如果司法部承诺在审判前不逮捕斯诺登，不下达封口令，儿子能够有权选择审判地点，他会劝其回国接受受审。
个人同政府叫板，在美国家常便饭。但自己承认犯了法，并且是跑到国外去泄密，遭到美国通缉的情况下，老斯诺登还敢同政府叫板，就显得有些独特了。
这个定性及其解释，作为总统的奥巴马等官员一定不认可，但会受到相当多的美国老百姓的同情。原因是那些官员的面子都丢了，巴不得把斯诺登一下子投到监狱里才解气呢，而老百姓则会想到，这斯诺登要是自己的儿子呢，这斯诺登对政府的不满，要是放在自己身上呢？再说了，这政府要是没人揭露，还不真的成了老虎啦。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官员想，要是你来当这个总统、司法部长、国安局长，你不也的像我这样气得够呛吗；老百姓想，这斯诺登要是你的儿子，你不也得护着吗。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难处：一方面作为一种角色，我们极力地要承担由权力带来的责任，否则，你就不配当那个官；另一方面作为人，我们又极力地要实现由权利给予的追求，否则你就不配那个人字。更重要的，无论是“官”还是“人”，都不是随意就能决定的，“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瞎骗穷吹、冷酷无情、宫廷政变、相互残杀加上阴谋诡计是角色的四菜一汤。“人”是由内在信仰追求决定的，所以，实实在在、同情帮助、有话好说、相互关爱加上忏悔道歉是我们超于动物的常态。
把握这种人生活中必然的双重性关系，调节好这个角色与做人的矛盾，美国人做出了三个层面的努力。
第一，做个明知的个体，不仅要知道做人的权利，而且必须知道这个权利是本源的，任何政府的权力都是以此为基础诞生的，都是为此而存在的，从独立宣言到宪法正文、人权法案，有多次规定。所以，美国人不仅批评政府没商量，就是无中生有地埋汰、攻击、诬陷政府也是没商量的。斯诺登的父亲敢于为自己儿子做辩护，因为他儿子的表达权利不可剥夺，那个“权力”中有他儿子的一份，是由他儿子这样的千千万万的个体“权利”的出让构成的。
相比而言，我们有些兄弟们一听到批评政府的言论，特别是有关自己喜欢的那个政府被批评，就会不由地生气发火，这也可以理解，谁都是不愿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遭到破坏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任何政府没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它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个体的权利，应受权利的监督、质疑、责难、乃至更换。所以，在美国人的心理，他们能接受斯诺登父亲这样的置政府不顾、跟政府叫板的说法。这在我们看来，你一个小老百姓，你儿子反政府卖国了，你还敢同政府讲条件，不用说“你敢不敢”，就是允许你，“你好意思吗？”不用中央下文件，老百姓的吐沫星子就把你阉了。这里的误区就是我们没把握住权利与权力的真正关系，权力只是个“角儿”，是诸多个体捧起来的，而权利则是“根儿”，是不可剥夺的。
第二，做个自知的个体，不仅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必须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必先保护他人的权利，而不是权力。你的权利不可剥夺，意味着所有同你一样的他人的权力也不可剥夺。当你可以无中生有地批评美国政府时，你也不能阻拦人家自作多情地赞美她；当你自作多情地赞美中国政府时，你也不能一见到别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更不该做的，是当别人批评政府时，你把别人对政府的批评转化成了对别人个体人格的攻击。尤其是有人出来指正“对政府的批评”与“对各人的指责”不同时，我们兄弟们还一脸正气地说，“咋地啦，我就是爱我的国家，我就是不让人说他”，“你们就当我是中国的脑残粉好了。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经半夜看网上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这种人的确存在，但他是靠任性存在的，他的“哭”、“眼红”、“嚎啕”是因为那国旗、火炬能给他带来显示自己比别人强的好处，而不是他真的要为之奋战贡献的那种激动；这些人面对比他们混得好的，就会抱怨现实，而面对比他们差的，就会美化周围；面对比他们哭得、红得、嚎得更厉害的人，他们就说你怎么不理性一点儿，而面对不哭、不红、不嚎的人，他们就说没有感情，不爱国。其实，在他们的心里，哪有什么爱与不爱，只是那种做法能让他们比别人强就行了，所以，这些人不管怎么变化，都有一个基本的形式：“我就是。。。咋地了？”真正的意思就是，我高兴的，才行；我不高兴的，就不行。
这些人没有真正懂得：权利的这面是自由，那面就是平等，这两面就如同手心与手背一样不可分。没有自由，权利就会被权力吃掉，而没有平等，个体之间就相互蚕食自己的权利。所以，当斯诺登老爸跟政府叫板时，没有谁站出来大骂，“你这个老混蛋，你儿子都卖国了，你还替他辩护？”
在这个平等的层面，你怎么爱政府，是你的权利，但你不能强迫别人也必须和你一样，别人有别人的权利；你可以针对一个部长的讲话来骂他，它是一种角色，此时他没有权利，他借助的是权力；但你不能针对一个张三李四的批评来指责他，他是一个人，他用的是自己的权利，不是权力，不包括你的一份，不是以你出让的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经常不理解的，为什么美国人不仅敢于骂政府，敢于无中生有地攻击政府，而且没有谁站出来替政府打抱不平，更不会转而攻击批评者人格的。美国的很多游行示威，十有八九都是反政府的，很少是替现任政府评功摆好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徒劳，皇帝也有百姓不知道的苦衷啊！”更不会有人为奥巴马拔撞，“美国跑了一个斯诺登，那X国还跑了两个副部级呢？”不能以下线、不能以别人之错，来为政府官员辩护，因为这些角色们在获取手中的权力时，已经向权利许下了海誓山盟：我们一定要为人们服务，要“民有民治民享”。这个应该被批评的标准不是老百姓强加给他们的，而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自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严格地说这跟法律都没关系。所以，美国的这些角色们，不要说触及到了法律，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涉嫌，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辞职吧。原因就是从社会的心理来看，没有人给你一点点的外在强迫，完全是你自己许下的诺言，你违反的不是法律，而是你的诺言。自胡锦涛任内提出的不要组织欢迎队伍、习近平上来规定不要车队陪送等，就是这样的一种明白，可是，目前还是有些兄弟们不真明白。
第三，做个真知的个体，不仅要知道自己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也得知道权利对权力制约的许诺性。你不与别人合作，就你没有对对方的顾及；你不参与人家争论，就没有遵守好好说话的规矩；你不同军队签订合约，就不非得去伊拉克战场；斯诺登不申请在国安局工作，国安局不是在民选的政府控制下，泄密就不算真正违法。即使违法，那法也不是真正的法。
法律要求的公正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是人人平等的事实公正，另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程序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前面里的那两个雕像，就是这两个意思。没有至高无上，就谈不上人人平等。程序公正是个基础，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哪怕事实上犯了罪，法院也得释放嫌疑人。当年的“米兰达告诫”就是在检方的这种教训中产生的。
米兰达是一名强奸犯的名字。1963年3月3日深夜，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将一名18岁女孩强暴。警察将米兰达抓获后，米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了名字。以米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词为证据，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30年。米兰达不服，在狱中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1966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推翻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判米兰达的供词无效，理由就是违反了程序公正。这便是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为什么程序公正能成为人人平等的前提呢？一是从客观上看，平等只有为人理解，为人知晓到共识时才存在，共识就得有大家都同意的形式，不管是习俗、规矩、典章、成文法，本质都是一种个体间的诺言。既然是许下的诺言，那你就的遵循，否则无正义而言。你签合同拿福利时挺美，可以打仗了，你就说这战争是侵略，我不去，正义吗？你在填写遵守各种保密文件获得好处时挺高兴，可知道了秘密，你就说这是侵犯人权，我到外面泄露出去，正义吗？客观上测定的是你首先是不是个人，你遵守不遵守自己的承诺。说白了，你都不是人了，你连人事儿都不干了，你还有正义的资格吗？二是从主观上看，平等的协商要有一定的程序，即是内容有问题，在更改之前，也得遵守，否则，任性就会泛滥。这场战争可能是侵略，政府的秘密可能侵犯了人权，你有反对的权利，你可以去告政府，你可以捅给新闻媒体，但你不能不去参战，你不能出去到外国去泄密，除非这场战争、这个政府已为大多数老百姓反对，人们正在行动起来推翻它。否则的话，你不仅违反了你自己的诺言，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你破坏了权利与权力的相互协商转换的现存方式，从而也就破坏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交往方式。
往前走的历史证明，这种方式不仅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必须按照历史的自己的必然，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任性。美国这二百多年，有过多次的改变，但都必须是大家坐下来协商，大事儿的有一人一张选票来定，小事儿就有他们选出来的议员投票来定。一个人的任性，或一伙人的强行，都只能是陈胜吴广的不断回来。从起因上看，陈胜吴广也是因为不公起来，但这个“公”只是个公平，不是公正，只看到了自己、或自己这一类人的主观方面的需要，没有照顾到他们作为“人”的客观方面的要求。为了人的这种必然性要求，法律的最基本要旨必须是同意，否则就是王法或兽法，不是人法。在你同意的法律环境下，你不遵守你的诺言，你还有正义可言吗？在一个大家都懂得权力是由权利构成的理解中，你再把别人对政府的批评化成气愤，还有言论自由吗？在一个你可以随便写作书发己意的网络中，你还跟些不着调的贴，你觉得网友们看不明白你的任性吗？
斯诺登老爸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美国公民，他心理情绪很平稳：儿子犯了法，不该去国外泄密，所以，他才说儿子正被他人操纵，包括反政府的维基解密等；儿子犯了法但他没背叛；即使他犯了法，政府也不能想咋整就咋整，你政府得遵守程序上的公平，你得把我儿子当作一个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公民才行。这位父亲的要求，不只是对自己儿子的保护，也是对所有美国公民的保护。
魏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