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內做博士生的時候幫助老闆做過經費申請的事情。感覺是，國內的項目申請一般可分為
兩類。
一類是比較反映實驗室功底的，比較重視技術層面的內容，需要有比較翔實可靠的數據做保
障，要有具體的人員配置安排，要有論文發表情況。這一類一般都比較有針對性，是相當具體
的研究課題，總的經費不能算多，從幾萬到幾十萬。如果得到批准，拿到的錢主要用於一個或
者兩個實驗室的運行。如863或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印象中在沒有很多海歸科學家的年代
里，國家沒有在基礎研究上投入大量的經費（具體說，在97年以前吧），各個實驗室主要都是
靠這種經費維持運轉的。
另一類則是比較前瞻性質的，戰略性的，是為科學研究定調子的。這一類，不是隨便什麼人都
能申請的，一般是需要在某個領域處於國內頂尖水平的（不一定是國際啊：），並且較有戰略
眼光，想做也有能力做大學科帶頭人的。在具體的項目規劃書中需要着重闡述的，不是自己的
實驗室做了哪些成果和正在從事哪些項目，而要對目前國際國內的研究狀況進行分析，並從科
學研究的戰略性角度和對我國國情的分析入手提出立項的重要性。這類項目申請一般是很多實
驗室合作申請，但主要有一個首席科學家執筆。批準的經費數額很大，至少在百萬以上，上千
萬也很正常。我曾經參與過兩屆973項目的申請過程。具體的審批過程是很嚴格的，要經歷多
次篩選，最後還有一個很嚴格的專家答辯會，評委主要由各個領域的院士組成。記得當初老闆
說：“這麼大歲數了還要參加考試。”競爭是很激烈的。那兩次最後獲得批準的一個是蒲幕明
提出的關於神經科學的項目，另一個是饒子和與王志新共同提出的關於蛋白質組的項目。現在
回過頭去看，這些項目的立項還是很有眼光的。

我到美國來做博士後，也有機會了解一些關於美國的科研項目立項與經費申請的過程。美國從
事生物學研究的實驗室，其科研經費主要來自NIH，當然也有其他的政府經費如DOE，還有很
多私人基金的經費，如HHMI。在美國，大部分科研立項申請書與我前面所說的第一類很象。但
經費卻比國內要多很多，至少以十幾萬，幾十萬美元計。這邊實驗室的老闆一半以上的精力都
花在籌措經費，維持實驗室的運轉上。一筆經費一般也就夠維持一個或幾個人員的工作，經費
沒了，就只好開人。少數的PI能拿到HHMI這樣的大錢，夠維持一個十來人的實驗室用5年，就
已經是很好了。（這與國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國內的人力實在是便宜，因此國內的科研經費
一般不必把人員工資考慮進去，尤其是博士生和研究生。）
但是這並不是說美國就沒有大項目。相反，美國的大項目很多，幾個十幾個課題組聯合申請的
戰略性項目多的是。向政府申請的項目一旦批准，就會有一個National Center之類的東東出
現。
美國的項目和經費審批都有嚴格的匿名評審機制，需要peer review，與發表論文的機制非常類
似。超大項目不僅要幾個領域的專家論證，而且國會還要組織聽證會，多方論證，嚴格監督和
審批，對經費的使用情況及項目進展也要逐年認真匯報。我的了解，目前中國已經開始採取對
經費申請的匿名評審了，而且常常是請國外專家參與，而不只限於國內。我認為中國的科研管
理也正在向這方面發展。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大型項目的立項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都需要長期的論證，討論，協
商，整合。越是大的項目，牽涉的面越廣，爭論也越多。不能把這與某人或某個群體的利益進
行簡單的掛鈎。科學或者工程項目常常反映的是提出項目的科學家對自己從事的領域的偏愛與
重要性的認識。而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決策是最終其決定作用的。對課題申請人提出要
求是無意義的而且是反科學的，因為科學設想及其碰撞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真正需要改進的
是論證過程及決策過程的公開和民主。
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溫伯格在90年代大力支持在芝加哥建立超高能量粒子加速器。他不但是該
項目的提出者，親自參與多次論證及聽證會，而且不遺餘力地在各種場合宣傳建立這樣的加速
器的重要性。他的反對者們也提出很多理由反對這個項目，其主要理由就是耗資巨大。這一項
目最終未獲國會批准。但無論是溫伯格本人或他的反對者都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但也
不會因此而反目成仇，因為他們的爭論是學術爭論，是科學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

本人以為，對於蛋白質研究計劃的爭論不但不反映華人生物學家的分裂，而且表明了中國的科
研機制在向良性發展，反映了海外科學家與國內科學家對中國科學事業的同樣的拳拳之心。如
果這樣的爭論能夠得以深入，並促成最終決策的民主化和公開化，將對我國的科研體製做出大
大的貢獻。

那種提出所謂“海內外華裔生物學家分裂”的危言聳聽未免有譁眾取寵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