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這一屆，還是上一屆，有數百名中外大學校長參加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都沒有一位中國民辦大學校長的身影。然而站在論壇上的演講者，如美國耶魯大學的校長萊溫、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伯林格、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白井克彥，還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經濟學教授卡洛依等等，他們恰恰都供職於世界上最着名的私立大學。

　 曾經有人尖銳地提出過批評，“中國的教育部只是公辦學校的教育部”。

　 可以肯定，中國民辦大學校長的缺席，並不是有意地忽略或遺忘，而是因為他們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在夾縫中求生存，在風雨中求發展的中國民辦大學，迄今還沒有哪一所的綜合實力能與出席論壇的中國公辦大學相匹敵，因而在討論向世界一流大學衝刺和建設高水平大學如此重大的戰略問題的時候，他們自然會被排除在視野之外。

　 本次論壇的主題之一是“大學發展的戰略規劃”，這裡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各個大學如何確定自己的發展戰略規劃，另一層是國家如何來確定整個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規劃。

　 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2000多所學校，在校生規模超過了2000萬人。但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這個數字仍然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於高等教育日益高漲的強烈需求。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經濟學教授卡洛依在會上也做出了他的預測，經濟全球化促使勞動力組織對於員工的受教育背景有了更高要求，中國未來的5年，高等教育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張。

　 那麼，中國的民辦大學在整個高等教育發展戰略中應當處於怎樣的位置，有沒有可能向高水平的大學衝刺，便成為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大課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民辦學校完全不同於歐美的私立學校，人家是私人或基金會出資辦學，但絕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中國的民間資本進入教育市場，營利就是它最原始的衝動，出於資本的本性，他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錢來投入辦學，因而不可能甚至永遠也難以企及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另一種觀點認為，在如此強勢的公辦高校面前，中國的民辦大學只能處於拾遺補闕的配角地位，自然也不能實現進軍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

　 然而，這些來自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對民辦大學對高等教育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其未來的地位，都持肯定的態度。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都當過校長，並且都很成功。他在回答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的問題時說：“在美國，有兩個高等教育系統並存，一個是公立大學，一個是私立大學，這種雙軌系統，是美國的一個特點，美國的許多行業都如此。這給美國帶來了很多好處，他們力量相當，競爭激烈，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績是由於這兩種方式並存帶來的。”

　 日本高等學校的情況與中國類似。由於政府無條件地給國立大學以大力資助，導致國立大學一直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白井克彥以東京大學為例，“國家撥給他們無數的土地、試驗室、附屬醫院，沒有哪一所學校能比東京大學更有錢，自然他們擁有的教師數量多，教學和科研的力量強，私立學校根本無法與他們競爭”。

　 白井克彥透露了一個新的動向，日本文部省正在推動國立大學的“法人化”制度，其動機之一就是想促進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二者之間的競爭，通過競爭產生出高水平的大學。

　 對於中國的民辦大學，白井克彥校長的看法是，它將在擴大受教育人口，解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方面發揮很大作用。他強調說，中國過去的道路，完全由國家出資辦高等教育，這樣做的結果會導致政府的包袱很重。民間力量參與高等教育，是當今世界的一個趨勢。隨着民辦學校的實力不斷壯大，民辦學校的辦學水平和地位也會大大上升，這是可以預見到的。

　 中國的經濟正在向着市場化的方向發展，但是學生的升學考試、教育收費等統統還沿襲傳統的模式，由教育行政部門統一分配名額，確定收費標準。民辦大學既不能直接參與第一批院校的錄取，也不能進入統一的大學管理標準，仍然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

　 但這並不能阻止民辦大學追求卓越的夢想。由高考補習班起步的黃河科技大學，用滾動積累起來的資金，建起了醫學院、全省一流水平的音樂學院、藝術學院，正朝着綜合性大學的目標邁進。

　 中國的民辦大學是不是註定與世界一流大學無緣？是不是永遠只能成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拾遺補闕的配角？得出這種結論還為時太早。改革開放之初，誰曾預料到，民營經濟的幼芽會成為今天中國經濟不可缺少、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見，如果不懷有歷史的偏見和短見，如果能夠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國民辦高校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道路上，在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進程中，一定能夠發揮作用並得到其應有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