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女士言辭尖銳，其文儘管有時偏頗，但其思想卻不失為研究參考，但讀其“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以下稱何文），卻感覺已經需要對其思想進行某種程度的清算，否則不足以“正視聽”（借用該詞，其實視聽是無所謂“正”的），也不足以益清漣女士之學術。

首先想談談關於何文所反映的關於歷史的觀點。何文稱：“本文着重分析兩方面問題：一是威權統治下的中國出現了哪些可能導致中國走向危機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是如何從根本上腐蝕中國社會，並將中國逐步推向全面危機；二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統治與表面政治穩定，究竟得益於哪些社會因素。必須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穩定”，僅指近5至10年內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地位的穩定，並不包括社會生活層面的穩定。事實上政府為了維持短期政治“穩定”支付的代價是為中國社會埋下深層的長期不穩定因素。”事實上，如果按照負面和正面的劃分方法，任何一個政府或者國家都存在危機和穩定的因素，而一個國家和社會也正是、並且只能在克服危機，保持並發揚穩定因素的前提下才能持續存在和發展，這是一個客觀的、連續的過程。如果一個政府或者政黨能夠連續地保證克服危機和保持穩定，那麼，它有什麼理由會走向崩壞呢？當然，我們可以讀出何文的題中之意，那就是：雖然目前中國政府仍然能夠調動一些因素保持穩定，但是，長遠來看，這些穩定因素必然會越來越少，而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政府自然難免崩潰的必然結局。可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社會的各種因素是不停發展變化的，其變化和相互轉化無法準確預測，只要能夠把握好，不穩定因素未嘗不能轉化為穩定因素。因此，作出這種結論沒有說服力。例如，朝鮮戰爭，從當時的情況看，誰不認為對新中國是一個巨大威脅呢？朝鮮戰爭顯然是巨大的不穩定因素，但是，當中國出兵朝鮮並達成戰略目標的時候，朝鮮一役卻轉化成了極大的穩定因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建設熱情。這樣的變化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不可不查。

何文所把穩定指為“近5至10年內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地位的穩定”的時候或許可以參考所謂“民主國家”政府在任期內的“政治穩定”措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民主國家的任期制政府往往缺乏對社會的總體的、長期的規劃，而以一時的投票傾向為其政策趨向，因此，往往可能為“社會埋下深層的長期不穩定因素”。從歷史發展觀來看（或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不是斷裂的，而是連續發展的，歷史也不是跳躍的。今天的人只能處理今天的事情，而不可能跨越歷史階段去處理什麼“長期的”“未來的”的事情，關鍵的問題是要有合理的機制能夠並且確實處理了“今天”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政治體制是否適合“本地”“當前”“現實”的標誌，簡而言之，“逮着老鼠的貓是好貓”，如果中國政府能夠逮着老鼠，那就是好貓。目前來看，中國政府逐步放棄了計劃，並淡化所謂中長期規劃，集中精力解決現實問題，恰恰是在向客觀的歷史要求靠攏。我們如果要求康熙皇帝處理今後中國的航天規劃，那只能是揪起頭髮上月球的空想。

其次，何文的方法論和研究方法難以讓人苟同。何文一方面指出：“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管制新聞、鉗制輿論的國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壟斷供給。”因此，她認為：“這種“信息不完全”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而同時，她通篇文字所引用的數據，多數來自公開的中國媒體、甚至官方網站的資料，那麼，我們怎麼能不相信何文的結論是“片面化的”呢？同時，何文在分析對於中國的“認識混亂”時指出，原因可能是“信息壟斷”、利益糾葛、“統戰工作”，最後得出貌似公允的結論曰：“筆者認為，“繁榮論”建立在對事實的錯誤理解上，而“崩潰論”則是按照西方社會的民情來理解中國，以為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壽命必將不久。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既不象“繁榮論”者認定的那樣繁榮，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也未必陷入“崩潰論”者設想的那種分崩離析狀態。”事實上，作為主流的認識論，姑且不論對於一個龐大的國家的認識，哪怕對於一個小小年紀的孩子的認識，又哪裡會有真正“準確”的、“完全”的呢？當然，不是說事物（包括中國）不可認識，而是我們要明白，在我們研究問題的時候，其前提就是要認識到，任何人的研究只能向真理（有時還向謬誤）前進一小步，哪裡會有個上帝告訴我們，說：你的認識錯了，原因是一二三呢？而何女士在對中國的認識上似乎已經成了我們的上帝。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認識的多方面、多角度甚至出現針鋒相對的觀點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企圖就宏觀上大而化之地否定有理有據的論說，是沒有說服力的。何況其理論基礎還被自己的研究進程完全打破了呢？如果何女士真正是上帝，對中國的“信息壟斷”有突破的能力、與中國政府沒有利益糾葛、既不是、又是統戰對象，那麼，何女士的研究方法才能成立，而這，怎麼可能呢？

何文指出：“中國具備的那些導引中國可能崩潰的因素還在逐步發酵，當局的一切措施從短期來說雖然延緩了這種發酵過程，但從長期來看，卻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更加艱難曲折。”顯然，何文將所謂“民主化”作為歷史的宿命和世界的必然進程，而將當今中國現狀讀作實現民主化宿命的障礙。應該指出，歷史的進程往往是不可預測的，我們曾經經歷過希臘民主城邦時代，也曾經經歷過羅馬元老院的統治和原始民主時期，但我們的歷史也告訴我們，只有適合現狀的政治體制才能生存和發展，儘管“民主”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深刻信仰，但從歷史研究角度看，即便是99%的國家已經民主化，我們也不能語言那1%必然和其他國家一樣。一個事物的發生發展有其邏輯上的原因，不會因為個人意識形態上的好惡而改變自己的邏輯。相比而言，何文所謂崩潰論似乎更為符合歷史的邏輯，那就是“以為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壽命必將不久”。而其實，一個政府的壽命決不僅僅決定於民意，一個政府的穩定是個系統工程，民意資源、制度資源、自然資源、國際關係資源、文化資源都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這點看，筆者也要指出何文另外一個觀點的荒謬性。何文認為：“只要政權有足夠的資源贏得精英集團的支持，並依靠這些精英們實行鐵腕統治，這個國家未必就會立即陷入分崩離析的瓦解狀態之中。遠如古時的羅馬帝國，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延續了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但不能因此就認為那時羅馬帝國的社會狀況良好，羅馬人民生活幸福。近則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薩達姆的“貓鼠遊戲”讓美國忍無可忍終至開戰，相信薩達姆的殘暴統治還能維持相當長一段時期。”事實上，恰恰是這些國家或者沒有把握好制度資源，或者沒有把握好文化資源，或者沒有把握好國際關係資源，才導致了失敗的結果。我可以補充一個例子，例如北朝鮮。其之所以穩定，可以說得益於國際關係資源（雅爾它體系和停戰協定）、文化資源（東方式的偉人崇拜）和制度資源（嚴密的社會控制），如果這些資源不發生大的變化，或者變化後仍能為金家王朝利用，金家王朝就會“萬壽無疆”。而不是什麼由於“精英集團”的支持。另外，如果我們把一個國家三百年的發展都稱為不死不活，如果我們去評判古代羅馬時期人民幸福與否，是否有點太超越歷史了呢？

筆者對於何文具體的所謂“問題”不想作逐一的批駁，因為，事實上，何文所指出的問題在中國確實或輕或重地存在，例如環境問題、失業問題、腐敗問題、媒體問題等等。筆者只想指出，何文對於社會現實的消極看法和對中國的敵意在其描述問題時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使其文的價值大大下降。例如，關於生態問題，何文指出“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如大躍進時期的亂砍亂伐，“要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來尤甚。”我不知道，何是否明白現代經濟是建立在化石資源基礎上的經濟，沒有資源開發，談何經濟發展？確實，中國存在資源浪費等現象，可我們也要歷史地看問題，在現代西方國家發展里程中，對於煤、鐵和石油的消耗又是什麼狀況呢？關於環境，何是否還記得霧都倫敦呢？而其實，美國看似鬱鬱蔥蔥的美如畫的環境，又有多少噸DDT滲入了泥土呢？中國不過幾十年工業建設，而且從最近幾年才開始向重化工型轉變，其環境污染遠遠比不上已經發展了數百年的歐美。美國有五條腿、六條腿的青蛙，中國還沒有。德國環境保護專家曾經非常羨慕中國四川雲南的森林，讓中國專家很奇怪，德國森林甚多，何以如此？原來德國森林只是人工種植的次生林，已經完全喪失了生態意義，沒有完整的生態系統。更不要說發達國家每年從美州、非洲購買的樹木礦產給世界環境造成的破壞了。何文對於中國的道德判斷更是建立在陳舊的歷史倒退論的基礎之上，不值一提。道德有其自身的發育邏輯，會隨着社會經濟、制度、文化發展而演變，何談“禮崩樂壞”呢？被孔子稱為“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今人看來，恰恰是社會大發展、大變化的過程。中國的今天也相同，正是由於引進了市場經濟，才導致了傳統農業文明道德的大“崩壞”，從血緣倫理維繫的人際關係向法律維繫的人際關係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