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有人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从字面上看，“知识创新”这个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这里，“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是要把知识创新，还是要利用知识搞创新？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学理不通。如果是后者，则又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知识可以增加，可以创造，但却不可以创新。其次，这个“创新”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还是指具有新意的技术发明？可以说，这两种“创新”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后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规律，即“增加知识”或“创造知识”，而invention则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据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识创新”这个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Innovation”，而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把这两个单词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识的创新)。”（亦明）。但我觉得，知识创新也未尝不可。创新并不一定就是英文里面的invention或者innovation。在中文里面，创新的意思主要是强调一个“新”字。中文里面有新知识这样的说法，知识创新就是说创造新的知识，这样也是说得通的。不伦不类的倒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本来就是国家的知识创新体系，搞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要搞出新理论新成果的嘛！搞科学研究本来就是要为人类创造新的知识的嘛！否则的话，难道要去搞抄袭？所以说，中国科学院本来就是在搞知识创新的嘛，干吗非要另外整一个知识创新工程？“显然，这是为了迎合江总书记的那个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亦明）可见，知识创新工程的提出，本身就是科学政治化的产物。某些人通过提出这样的工程，为中科院“争取”到可观的经费，同时也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挣到足够的本钱。当然，抛开这些个人政治的考量，能够为中国科学研究争取到经费本身还是一件大好事的，因为毕竟中国科研经费多了，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必定有所提高。但问题是，当本应学术自由的科学研究沾染上政治之后，科学研究本身也就必将误入歧途。

二，不切实际的知识创新工程目标

“‘知识创新工程’的总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形成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环境，为使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力争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论文总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世界前10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10名做出贡献。”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

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的提高是一项综合的指标，并不是说单单提高某项指标就可以使得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而知识创新工程虽然列出了三个前10名的指标，但真正自己能够把握的只有所谓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数量。于是，知识创新工程已开始就是把SCI的数量作为突破口。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我国近年来的SCI论文总数不断攀升，从1991年的7705篇已经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包括香港)；世界排名从第15位跃居到第6位。但是，尽管我们的SCI论文数量快速攀升，但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洛桑报告》评价体系认为中国2002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从近年的排名看，基本稳定在第25至28名之间。也就是说，即尽管我国的SCI论文数量增长了5倍多（事实上，高校的SCI论文多于中国科学院，数据——在2002年度SCI收录论文中，来自高等院校的占了72.97%，研究机构占了25.46%。在2002年度国内论文中，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论文篇数分别占到63.6%和13.29%。），但是，我国的科技国际竞争力几乎没有改变，我国的科研水平依然没有提高。因此，以为靠快速提高SCI数量就可以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的做法，其实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特别是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如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忧虑，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王志珍）。

三，荒唐可笑的“创新文化”建设

“创新文化”建设是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创新文化其实也是一个怪胎。企业搞什么企业文化，中科院则搞所谓“创新文化”。创新文化如何搞？没有人知道。于是，中科院的各研究所为了表现自己创新工程创新文化做得不错，也就各显神通了。单位里组织任何活动都可以冠以创新文化的名义，比如，组织研究生搞一次舞会，组织老同志搞一次旅游之类也在创新文化的宣传之列。这种创新文化的建设简直荒唐可笑。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非就是应付应付。这就是科学研究被政治官僚化之后产生的怪胎。

四，荒谬的“科学规划”

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因为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示来实行的，所以也就免不了要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进行规划，划出哪些应该发展哪些不要发展。应该说，一个国家进行一个笼统的长远规划还是必要的。但是，中科院进行的知识创新工程的规划却是按照完全忽视科学发展规律的领导意图来进行规划的。比如说，中科院按照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强项规划出哪个研究所该进行哪些研究那些研究所该放弃哪些研究。比如说，你生化所在研究生化方面厉害，我就成立一个创新试点，给你投入大量资金，其他研究所没有那么厉害，那就自生自灭，最好就不要去研究这个方面了。如此下去，由于资源的逐步垄断，这样就形成了某些研究领域只有某个研究所在进行研究，其他研究所不涉及的局面。长此以往，形成某些单位垄断国家资源的腐败局面，使得国家的科技发展不是建立在健康的竞争发展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的不到提高。

五，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体系

前面已经提到，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SCI文章的数量。各个研究所的所谓创新研究组都必须每年进行考核，考核的指标就是看你的研究论文特别是SCI论文数量是否达标。有的研究所规定创新研究组每年至少必须完成6篇SCI论文，否则就下岗。这样搞的每个研究人员成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想尽一切办法发表论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完成的论文，怎么能够是高质量的论文呢？只能是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短平快的论文。

另外，由于频繁的考核，整个研究所一年到头几乎都在搞考核评审报告，哪有时间经理安下心来潜心做学问？这些科学家们几乎个个都成了考核报告的高手，几乎个个都成了弄虚作假的高手。

六，好大喜功的人才计划

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其中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但是，中科院是如何进行培养的呢？除了一直以来就进行的研究生的培养之外（这个本算不得是知识创新工程独特的东西），最主要的“培养”手段就是大量从海外引进优秀人才。中科院1994年开始实施的 “百人计划”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之后，这个“百人计划”目前入选人数已经超过八百人，几乎变成了“千人计划”。1998年，也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阶段，中科院先是把“百人计划”的规模扩大成“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杰出人才”。2001年，随着“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再次调整为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国内引进30名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从国外引进人才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国外的人才回国效力对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也是有帮助的。但是，知识创新工程如此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人才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好大喜功的表现。为什么呢？中科院从国外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无非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通过引进这些人才让他们多发表一些SCI论文一边对这个工程有所交待；二是引进大批人才以实现其“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创新工程目标。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说到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投机取巧行为。国家花了那么一大笔钱，本来可以通过资助中科院本院的研究人员改善研究条件，多处研究成果的，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却被花在了从国外“引进”的人才身上。这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如果本来已经非常优秀，那么也就根本不必中国来把他们“培养和造就”成为人才；如果他们本来就不是人才，干吗要从国外把他们引进来“培养和造就”而不是直接“培养和造就”本院自己的科研骨干呢？实际上，百人计划”随着“扩招”很快就变了味，很多学术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履行“百人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但却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资源。这导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发。(李虎军 ：“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这些海外的所谓“优秀人才”被引进之后一般都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国内做研究，他们愿意回国是因为他们可以骗到许多研究经费，捞到一些荣誉。实际上，这些大量的经费就是被糟蹋掉了。　　 随着百人计划出现问题，最近中科院又推出一个更加让人叹为观止的“爱因斯坦计划”：要培养“科技将帅人才”。对此，郝柏林院士指出：“我觉得固然我们现在缺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帅才，我觉得我们更缺的是每天坚持在那儿工作的中层的人员，问题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好的大学里， 好的研究所里，大家都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我们几乎没有讲师，助教。我们几乎没有坐到那儿扎实工作做实验的人，一开始我们就提到科学家是什么人？好多人发表了看法，我觉得有一个看法，科学家是普通的劳动者，你做农民你就得一锄一锄地耙地，现在你开着拖拉机你也得从这儿开到那一头，再开回来开过去，你每天得干这件事。你作为工人在床子前头你得铣东西，你搞科学的你得每天坐在那儿，或者做实验，像我们要算东西、写程序，坐在屏幕前头工作。可是我们国家现在有相当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头衔很多，工作时间很少，这个问题现在非常严重了，我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在天上待的时间差不多跟地上待的差不多了，我知道有首席科学家这个头衔的人，创记录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飞三次，两头的会都等着他，他都必须参加，而他又是导师带着一堆学生，他怎么自己工作？怎么指导学生？我们国家的需要重大项目谁在那儿完成？说得不客气一点 ，硕士生、博士生是完成我们国家很多重大项目的主力，那些项目的真正的带头人没有多少时间在那儿干，这个情况不正常。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深入不下去。我们的管理部门，我们的基金部门去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这位首席、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一个星期有多少时间，待在实验室在那儿工作，不能完全怨这些人，我们的管理部门，像刚才路院长讲的，必须把许多管理的手续化简、减少，把钱交给这些人你就相信这些人，让他三年五年的工作，工作不好了你再给他减钱，但是这几年中间你别去老干扰他，现在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科学研究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玩花架子、投机奇巧、拔苗助长的行为都是违背科学发展本身的规律的。不从最基础的人才培养做起，而是直接引进已经培养好的人才来凑数，短时间内人才的数量的确能够大大提高，但是这真的表明我国自己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了进步吗？是实施，由于大量的科研资源被这些引进的外来人才所占据，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必定受到严重抑制，实际上是在摧毁我国的自己的人才培养基础，使我们自己的人才成长环境严重恶化。

七，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机制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就在于它的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我国的科研管理水平依然处在小学生阶段，甚至是文盲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中科院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体制。

1，研究人员的工资自己去找。

中科院个研究所几乎都实行所谓的工资跟申请研究经费挂钩的管理制度。一般来说，单位只给研究人员发60%甚至更少的工资，其余4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自己从争取来的研究经费里面支出。为了鼓励研究人员争取研究经费，甚至把研究经费的10%作为奖金奖励给个人。如果你没有争取到研究经费，那么你的工资都不能保障。这种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首先，目前我们国家科研经费支出的渠道有限，基本上，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大多数是经3个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国科学院（CAS），科技部（MOST）（特别是通过973计划）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NSFC）。但研究人员数量又相对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研究经费的竞争也就空前激烈。在我们这个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度里面，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的腐败。三个基础研究经费分配渠道在对大项目评审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像有人说∶“小经费，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

2，研究人员必须租用单位的研究条件

虽然各研究所各单位都有实验大楼实验室和一些研究设备，但是这一切都是研究所“自己的”资产，不是研究人员的。研究人员使用实验室以及各项设备包括水电费都必须向所里交纳租金和使用费。另外，研究人员还必须向所里交纳研究经费5%甚至更多的管理费。也就是说，科研人员跟研究所仿佛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存在着买卖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中科院个研究所有着庞大的行政工作人员。这些行政工作人员的奖金福利来源就是依靠“剥削”这些科研人员。

3，行政管理人员不是服务而是管人

就像前面提到的，行政管理人员跟科研人员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行政管理人员不用作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却掌握着考核科研人员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他们自己却不用被科研人员考核。科研人员被他们每年考核来考核去，一时没有达到要求就被打入另册，根本不去考虑能够为科研人员做哪些帮助。科学院虽然有很多创新研究经费，但实际上这些经费都不是真正用于研究的，而是用于发奖金用的。他们搞出一个所谓创新岗位，进入这个创新岗的研究人员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奖励津贴。谁能够进入创新岗，谁不能进入创新岗，大权都在行政管理人员手上。目前，也有部分权力下放到所谓的PI手上。为了争取进入创新岗位，许多研究人员只好对他们进行贿赂。这种行政管理人员角色的错位，直接导致了学术腐败的盛行。

4，不合理的竞争机制

这种不合理的竞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的方面，一个是微观的方面。在宏观方面表现为存在某些研究所和学术权威研究资源以及研究领域的垄断行为。在微观方面，表现为研究人员之间的不合作行为。因为工资奖金职称全部跟研究经费和成果挂钩，每个科研人员事实上都成为残酷的竞争对手，同行之间难以真正合作。郝柏林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说得非常好：“这几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确实明显地增加了，我想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人都是有直接感觉的，所以正像杨焕明刚才说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把钱花好，把钱用的正确，我觉得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一些非常贵重的科学仪器，在很多国家只有在一个大城市里只有一套，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套，在从西直门到颐和园这一条路上就有几套，每一套都是使用得不足的，每一套上都没有创造出很多新的结果。我有时候到一个单位去参观他们带着我，我因为有个院士头衔，我去了人家还是客气的，领着我去看实验室，专门把钥匙拿来把实验室打开。结果发现贵重的设备用白布盖着，然后揭开给我介绍它指标有多高，我就非常担心我说你再放五年你就成为落后的设备，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有一个设备共享、知识共享，数据共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方面，是科学界自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我说一句尖锐的不客气的话，我们的管理部门在科学界内部，关于竞争的提法在现在是片面的，在有些时候是不对的，我们整个的底子非常薄，我们的基础科学连分兵把口都做不到，就是世界上哪些方面有东西冒出来，中国就有人在做或者做得比较好，或者能赶上不是这个局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提倡的是把我们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拧起来去跟国际上竞争，而不是在国内争高下，但是现在由于在国内要争这点钱，少数同行之间互相还要保着留着一手，实际上是留着一些落后的东西，把整个的力量横着团结起来，拧到一股劲非常不够。所以现在呢，从呼吁政府呼吁社会，当然是希望能够，把现在仍然比别的国家先进国家，或者是处在同一个发展时期国家，那个投入我们差得远、希望增加，但是科技界自己要努力把它用好，而且希望我们的管理部门一起协助，把现在已经增加了的经费用好。”所以说，由于中科院存在这些不合理的竞争机制，也就导致设备、知识和数据不能共享的问题，导致大量的经费被重复浪费的严重问题，导致科研人员之间人际关系恶化的后果，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中国整体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总之，知识创新工程的事实，一方面科学院的研究经费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科研管理机制问题，这些研究经费被大量浪费的同时，还促进了学术腐败的进一步泛滥，造成科研人员之间的竞争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