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大致来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说的“创造知识”，而应用科学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财富。应该承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进化的作用是长远的，巨大的。但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全社会的多数人，也就是那些农民和工人，实际上是在生存线附近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来搞基础研究，不能说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著名科学史学者W. C. 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记住这个事实也许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说，从古至今，纯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都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有才能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财富积累在先，学术发展在后。因此，想要通过纯学术研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见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科发基字[2001]81号文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其次，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而科学的热点是一流科学家的角斗场，二流、三流科学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数也极少可能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学术水平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那么仍旧迫使他们参与这个角逐就极为愚蠢：这就象是要倾全国之力，非要让中国足球队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他们除了丢人现眼之外，还在浪费中国社会的资源。

第三，基础科学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属於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随机发生的。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首先是科学家的精神活动，它的原动力就是自己的兴趣。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基础研究，绝大多数属於所谓的“跟踪”性质，也就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拣人家的残羹剩饭。这本身就决定了这类研究的等级，不外是什么“国内一流”、“填补国内空白”之类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创造物质财富，也就是搞应用研究，搞技术发明，搞知识传播，不论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还是就中国学术界的水平来说，都是恰当的，合适的。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识上，利用这些知识来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具体地讲就是，大学在教学上，要以讲授科学前沿知识为主要内容；在研究上，要以解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标。这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经验，也是国际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忠告。2002年，针对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剑桥大学校长布罗厄斯建议说，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夏红卫、程瑛：剑桥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称，意思是它们脱离于尘世之外。确实，在美国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曾经放下架子，敢于与工商企业界为伍。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肯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摆脱本身发展所处的困境，即资金短缺。社会是发展的，以前人们不以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在今天人们还不习惯的事物，在将来人们可能会认为理所当然。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之初，其它学校对它的实用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所无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大学，剑桥大学，终於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学建立硅谷的经验，在剑桥周围建立了科学园。所以，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学术界的身份，而是适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战国时代，齐国大臣田忌与齐王诸公子赛马赌博，屡战屡败，因为田忌的马匹比不上王室的马匹。田忌的幕僚孙膑於是向主人献计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用自己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结果，田忌以三战两胜一负的成绩赢得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被某些人称为世界最早运用运筹学的例子。

从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学到点东西。学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认如下事实：中国仍旧是一个穷国，没有本钱玩富人的游戏；中国的学术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两、三个数量级，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硬碰硬，拼傻劲，要选择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对方周旋。而应用科学就是这样的领域。

一般说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基础科学研究要宽松一些。这是因为，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其关键素质有两个：第一就是要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第二就是要有总结归纳、根据零散的数据抽象出系统理论的能力。而具有这两种能力的人并不是很多，即使是在欧美学术界也是如此。而应用科学的研发则不同，它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问题━社会和市场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问题的解决一般就是研究的终点，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不需要把研究结果上升为理论。这就意味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需要具备科学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质。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应用科学研究的意思，它不过是社会现实，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工不同。实际上，MIT的师生(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研发)在面对哈佛大学的师生(主要搞基础科学研究)时，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也不要对搞应用科学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齐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会活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干点儿自食其力的事情，干点儿造福社会的事情，岂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的SCI强百倍千倍万倍？如果中国的学术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干的事情，他们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去骗吗？从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为不自量力。两千多年前的人都把这个道理搞懂了，21世纪的中国院士、博导们怎么还这么糊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