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命的綠洲

新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回到長沙，帶來了衛生署的命令，政府財政困難，沒有搬遷費。要求一切自籌，員工除北平舊人外一律就地遣散，儀器裝備就地處理以節省運輸費。

湯飛凡覺得，到昆明再從頭開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復生產。他心裡隱隱約約感到，儘快恢復防疫處的日常工作至關重要。宣布了衛生署的決定後，他聲明不照辦。願意去昆明共赴國難的一道去，必需設備裝車運往昆明。

湯飛凡是個說干就干的急脾氣，一改政府機關的拖拉作風，雷厲風行地在短短幾天內賣掉了從北平帶來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籌集了2000大洋，除了幾件一時運不走的大件設備留在長沙外，其餘設備裝車出發。中國這支小得可憐的國家防疫隊伍，押運着那為數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設備，跋涉到了昆明。

湯飛凡的急脾氣挽救了中國防疫事業。防疫處離開長沙兩星期後，日軍逼近長沙，國軍焦土抗戰，是為歷史上有名的長沙大火。長沙成了鬼域，防疫處的房舍全毀，所留儀器也只剩了一個舊鍋爐。殿後的兩名職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把這台鍋爐運到昆明。就是這台劫後餘生的鍋爐，日後為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

昆明成了大後方，許多機構遷到昆明，防疫處不過是個小衙門，湯飛凡懷裡的300銀元，就是防疫處的全部資產。可是湯飛凡懷裡還有幾件別人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岳父何鍵知道他此去困難重重，特意寫給雲南政要的幾封信。正是這千金難買的幾封信，使防疫處在昆明借到了房舍，從銀行貸到了款，於1939年初開始生產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幾種簡單的菌苗疫苗和診斷試劑，收入除維持日常開支外尚有盈餘。

但湯飛凡決不就此滿足，他下一個任務是儘快建立防疫處的新址。日軍的轟炸使他下定決心火速在郊區興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塊地方，不料被地方惡霸把持，先是不給，後來在高官的協調之下鬆了口，以為讀書人好欺負，獅子大開口高出市價十倍。湯飛凡牛勁上來，搬動了雲南王龍雲，硬是以市價的五分之一要下了這塊地。

地有了，可是沒錢，湯飛凡三上重慶，衛生署還是無錢可撥。就在湯飛凡無計可施之際，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給他出了一條錦囊妙計：倒空賣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廣泛用來盜竊國有資產的手法。他以所謂防疫處全部資產做抵押，從惠滇銀行貸了一筆低息長期信用貸款，再由該銀行做擔保，從幾家私人銀行借現金貸款，拆東牆補西牆加上透支。湯飛凡冒着隨時被關進監獄的風險，於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處新址。

新址雖然沒有日寇的轟炸，可是遠離市區，防疫處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職工生活。處里設醫療室，從湯飛凡起，所有醫學院畢業生輪流值班，小的內外科均能自己動手，而且還能接生，湯飛凡的獨子就出生在這裡。所內還辦子弟小學。

隨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價飛漲，職工的日子越發艱難。所幸湯飛凡所選新址有的是地，防疫處借本錢給職工，在湯夫人的帶領下，養豬養雞、種菜種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處安排一條小船，滿載自力更生的產品，到昆明市場銷售。職工們在戰亂中能安居，防疫處的業務得以恢復。

在湯飛凡之前，防疫處的主要任務是製造疫苗和血清，湯飛凡認為，防疫處不能只生產不研究，而且在抗戰時，中國已經沒有一個機構進行微生物研究，防疫處應當承擔這個責任。出於這個目的，湯飛凡廣泛羅織人才。到1942年，防疫處發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學畢業生15人，這批中國防疫事業的先驅，經過湯飛凡的調教，很多人後來成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骨幹。

綠洲建好了，湯飛凡開始實現他早在長沙時為防疫處繪畫的藍圖。湯飛凡心中的防疫處，應該象美國紐約州衛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 ，着眼於控制傳染病，他認為中國應該有同樣的中央機構。然而在中國，疫苗、血清的供應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除防疫處外，許多私人辦的實驗室也在生產。由於利潤高製造容易，大家蜂擁而上，大多數產品質量很差，事故頻繁而無人過問。即便是中央防疫處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湯飛凡完全改造舊的結構，設立了檢定室，對所有產品進行質量監督和控制；設立培養基和消毒室，統一供應實驗用培養基和消毒器材；設立動物室，並分設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參考國外，湯飛凡建立了技術管理制度。在產品上，停止生產無效或副作用大的老產品，增加當時防疫需要的新產品，改進了各種菌種。經過一段時間，防疫處的生物製品質量達到歐美同類產品水平。正是因為這次整頓，為日後支持盟軍滇湎作戰奠定了基礎。

中國現代生物製品業在抗日烽火中誕生於昆明西山。

在防疫處各項工作進入正軌時，湯飛凡的下一個目標是生產國產青黴素。青黴素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發明，自弗萊明發現後，1941年研究出了提純方法，使青黴素得以臨床應用。雖然一系列關於提純的論文被發表，但具體生產工藝屬於軍事機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種青黴素的產量相差懸殊，高產株如稀世珍寶，外人根本無法拿到。加上防疫處簡陋的條件，許多人認為生產青黴素壓根就是天方夜譚。

這些困難湯飛凡心裡知道，可是前方的負傷將士正在因為傷口發炎而死去，後方的民眾因為疾病流行而喪生。在湯飛凡心中，有些事終歸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湯飛凡的感召下，防疫處上上下下掀起了尋霉熱，全體職工及家屬從早到晚到處尋找綠毛，找到後拿去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可是湯飛凡依然十分執着。終於有一天，技正盧錦漢發現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團綠毛，拿到實驗室，從中分離出一株能產生青黴素的菌種。這支從舊皮鞋上分離出來的菌種被用於國產青黴素的生產，後來湯飛凡從美國、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種，加上國內的一共30株，比較的結果，還是來自舊皮鞋的那株產量最高。

一隻普普通通的舊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腳上，做着不普通的事業。

六、中國不亡

有了菌株，湯飛凡帶領大家進行生產工藝的研製。一個步驟是一段艱辛的故事，一個步驟是一段奮鬥的歷程，終於生產出每毫升200-300單位、每瓶兩萬單位的國產青黴素。多少抗日將士因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國人因為它度過難關。

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全國，國際上也知道在中國昆明有一個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學(Nature) 雜誌1943年專門介紹中央防疫處，文章用驚奇的口吻介紹了青黴素生產車間：沒有自來水，只有一台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棟供應，完全自己製造，胃酶用完了，用從自己養的豬的胃。。。

多少年後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馬，實際上是抗戰時期中國衛生防疫系統的寫照。這些勇於擔當責任的中國防疫勇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國戰場作戰的盟軍中發現天花病例，調查得知他們種過牛痘苗但未發痘，因此懷疑是牛痘苗失效。當時盟軍所用疫苗均運自英美，唯獨牛痘苗因無法長途運輸，所以就近採用印度的疫苗。事情發生後，盟軍對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們了解到，中央防疫處剛剛完成對中國用的牛痘苗天壇株的重新篩選並研究出了新的生產方法，於是用印度苗與中國苗進行比較。比較結果，中國苗比印度苗毒力穩定，而且發痘率高。

盟軍因此注意到遠在昆明的中央防疫處，派專人考察，給予防疫處很高的評價。防疫處不僅產品質量獲得國際好評，而且實驗室的技術水平也得到承認。防疫處檢定室被選為美軍指定臨床化驗室。經過考察，盟軍決定，不僅牛痘苗採用中國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運來，改由防疫處供應。

中央防疫處的任務和責任驟然加重，不僅要生產高質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給在滇湎泰作戰的盟軍，還要及時發現診斷該地區的傳染病，並且儘快製備防疫用品，事關盟軍的戰鬥力。此外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還要供應大後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陝甘寧邊區。

正是由於湯飛凡制定的嚴格的生產規範，和改進的生產程序，中央防疫處提供給盟軍的疫苗萬無一失。以狂犬疫苗為例，國外的疫苗接種後有萬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現嚴重反應，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處用中國天壇株製備的狂犬疫苗的盟軍，沒有發生一起意外。

雲南一向流行斑疹傷寒，對在緬甸和泰國邊境的盟軍也是一種威脅。中央防疫處於1943年製成了中國最早的斑疹傷寒，並用於盟軍免疫。

1945年，在滇緬邊境戰場上，盟軍中發生了一種"不明熱"的流行，嚴重威脅着部隊戰鬥力。美國組織了一個以哈佛大學專家為主的斑疹傷寒考察團對此進行調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於中央防疫處。湯飛凡派助手魏曦赴現場，通過調查和實驗證實其實是恙蟲病。採用了針對恙蟎的防制措施後，"不明熱"得到控制。魏曦因而獲得美軍“戰時功績榮譽勳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為中國唯一的防疫機構，防疫處還有一項秘密任務：對付日寇細菌戰。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每一個舉措都事關重大。湯飛凡率領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驅們，一次又一次挫敗了日寇的陰謀。試驗室如戰場，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線流血，有人後方抗敵，安靜的滇池關繫着連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頂十萬甲兵。

1945年8月15日，湯飛凡拿起電話，對方駐昆明的美軍軍醫。他們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個想要通知的，是他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國人。

勝利的消息在西山傳開，勝利的喜悅和笑容在每一個防疫人臉上。湯飛凡宣布放假，當晚在家中小客廳舉行酒會。大家盡情地狂歡。

小客廳裝不下幾百人，大家索性在湖邊狂歡。而湯飛凡卻離開人群，回到書房，默默的背誦起少年時記下的、令每一個湖南人讀罷怒髮衝冠、熱血沸騰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七、再一次選擇

抗戰勝利了，防疫處要再一次搬遷。衛生署讓湯飛凡在三個城市中選擇：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湯飛凡不喜好官場氣息，而且昆明這幾年的經驗讓他體會到天高皇帝遠的自由。上海的繁華和紛亂讓他卻步，而北平的文化氣氛和悠然的生活節奏使他下決心搬回北平防疫處原址。而且他知道，經過日本人的經營，天壇舊址已經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有極其完備的疫苗和血清製造設施，相當大的實驗動物室，完全可以用於大規模的科研和生產。

此時的湯飛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創建全國性防疫和生物製品系統，因此除昆明設分處外，在上海也設立了分處。可是等湯飛凡趕到北平天壇，大吃一驚。

在中國接收人員到達以前，日方在一周內破壞了全部設備，將器材用坦克壓碎，菌種血清銷毀，動物殺死後深埋地下，留給湯飛凡的是破爛不堪的、空蕩蕩四面漏風的幾棟建築物。抗戰結束了，可湯飛凡心中的中日交鋒還沒有結束，怒火中燒的湯飛凡決定在這裡建設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產基地。

幾年後，日本人所作所為的真正原因開始大白於天下。1949年初，湯飛凡的學生鍾品仁來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庫，在滿地的垃圾之中，發現了六支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試管。經過培養實驗後，發現前5個試管是毒性鼠疫桿菌，另一支試管的毒性已經消失。這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沒有來得及毀滅的證據，證明日軍在此進行長達七年的細菌戰的研究，

湯飛凡這時才知道他的對手、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大本營原來就在中央防疫處舊址。日本人在這裡研究策劃細菌戰的時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齒地詛咒中央防疫處這個令他們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湯飛凡這個令他們恨之入骨的中國人。

1995年，侵華日軍投降50周年之際，原西村部隊(1855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到北京天壇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根據這些最新線索，花了兩年時間收集採訪，使日寇細菌戰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虜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外，他們還發現1943年北平的大規模霍亂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們用全北平人作他們的細菌實驗對象，奪去了兩千條人命。

湯飛凡決定重建天壇總所，可是依然沒有經費。吉人天相，湯飛凡這次有了別的辦法，他在昆明結識的美國人謝拉曼此時擔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撥給湯飛凡幾批救濟麵粉。當時市場糧價爆漲。湯飛凡用麵粉支付了施工和設備費用，於1947年元旦建成了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這幾批麵粉後來卻給湯飛凡帶來了大麻煩。

湯飛凡利用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捐贈的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於1948年生產出堪比進口產品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湯飛凡認為，除青黴素外，將來還要開發生產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為抗生素室。這個室後來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當時中國沒有實驗動物業，湯飛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實驗動物飼養場，能夠飼養繁殖實驗動物，並且培養了中國第一代實驗動物人才。在新址修建過程中，防疫處於1946年春已經開始恢復生物製劑的生產。

一天，馬海德帶來一位客人，是軍事調解處軍事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蘇井觀，請求湯飛凡緊急支援十萬支牛痘苗，以撲滅張家口一帶暴發流行的天花。湯飛凡領人加班加點按時完成了訂貨，為撲滅天花流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超越黨派的科學態度給共產黨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湯飛凡雖是國民黨高官貴婿，政府官員，可是他從骨子裡是個學者，對政治毫無興趣。抱負遠大的中共開始注意湯飛凡這位知名學者。

抗戰勝利後的短短幾年裡，防疫處除了舊有產品外，還生產了用於預防結核的卡介苗，和用於麻疹和肝炎的丙種球蛋白。按湯飛凡的計劃，等卡介苗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後，將進行全國性推廣接種，但是內戰使該計劃成為泡影。1948年11月遼瀋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北平黨政機關或撤走或癱瘓，衛生署電令湯飛凡於廣州設分處以備南遷。

一封電報後再無其他指示，湯飛凡屢次催問，皆石沉大海。他只能親赴南京，於11月中旬離開北京。到南京後一無所成，心灰意冷的湯飛凡來到上海租界，決定接受哈佛的聘請，舉家移居美國。

時間已經是1949年4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就要橫渡長江，湯家的大件行李已經運往香港，幾個小時後全家飛往紐約。夜不能寐的湯飛凡最後一次巡視各個房間，走到書房時，湯飛凡突然改變了注意。去國離鄉寄人籬下，他不甘心。

這一次是湯飛凡自己選擇了人生最後的道路。

湯飛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後，已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長的蘇井觀來到防疫處，命令保護湯飛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狀。上海解放後，北平立即要求上海軍管會打聽湯飛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軍委衛生部正式去函，歡迎湯飛凡回來主持防疫處工作。7月平滬線修復通車，上海軍管會安排湯飛凡乘第一班火車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從上到下真心實意充滿信心地建設新中國。這種前所未有的熱潮也感染了湯飛凡。1950年防疫處改名為中央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任所長。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

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傳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各種技術問題，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產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國後，根據湯飛凡等專家的建議，衛生部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種痘，生物製品檢定所承擔了牛痘苗的生產任務，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於1961年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

1954年，湯飛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衝動，他要做一件中斷了將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畢生之役。

八、兩個人的軌跡

在各項工作進入正軌以後，湯飛凡申請卸去日常事務，回到實驗室重新進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體的研究。衛生部批准了這一申請。

今天的人們已經不知道何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極廣。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發區因此失明的占人口總數1%，視力嚴重受損的占10%。在中國沙眼發病率55%，致盲率5%，邊遠農村患病率達80-90%，所謂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體，從而找到預防治療的方法，在當時的確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但湯飛凡研究沙眼病原體，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在國家嬴弱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知識分子，許多人都把日本當做奮鬥的目標。特別是英美派的湯飛凡，一直對日本微生物學家的一舉一動密切關注，從心裡暗暗下定趕超日本人的決心。正因為這樣，他對日本微生物學家的成果也比別人多了一些懷疑和保留。

戰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領域除了北里柴三郎這位大師外，還有一位翹楚，而這個人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日本被人為的遺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邊淳一年輕時就讀於北海道札幌醫科大學，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日本戰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還有一位國際知名的細菌學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從事研究，在血清學、小兒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過顯著的成績。1928年赴非洲研究黃熱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為第三個因為研究此病而獻身的科學家。但在日本的細菌學教材中卻沒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會漏掉，而是因為某種原因被刪除了。難道是因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的緣故？

野口英世這個名字一直留在渡邊淳一心中，成名後，渡邊淳一歷時八年之久收集材料，於1979年完成的長篇巨著《遙遠的落日》，榮獲日本第十四屆吉川英治文學獎。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發現，並受到了極高的尊重，許多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將其作為學習的楷模。

渡邊淳一併沒有如實地寫出為什麼日本細菌學教材刪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難以啟口的故事涉及一個中國人，一個讓日本人不得不從心裡佩服的中國人。這位叫湯飛凡的人生軌跡與比他大20歲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軌跡在沙眼病原體的研究上會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紙草書中就有記載。更有人認為根據“黃帝內經”，公元前2600年中國便有此病，但世人還是將埃及稱做沙眼的故鄉。正因為沙眼歷史悠久、流傳廣泛危害巨大，自現代微生物學創立始，沙眼病原便極受重視，七十年間始終沒有定論，成為微生物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科學家所爭議的是沙眼病原為細菌病原還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寇霍從埃及沙眼病人中分離出一株桿菌，稱為寇-魏氏桿菌，宣布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開始了沙眼細菌病原說。但該桿菌很快被證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種病：眼結膜炎的罪魁禍首。按照這個思路，在以後的幾十年裡，30多種細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說開始抬頭，從二十世紀初在沙眼病人眼裡發現包涵體，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證明沙眼材料濾掉細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說似乎站了上風。

就在這時，野口英世的一篇論文引起了轟動。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離到沙眼病原菌，並能在獼猴眼結膜上引起類似人類沙眼的顆粒性病變，故稱為顆粒桿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對此表示懷疑，包括當時人在美國的湯飛凡。一直從事實驗技術創新的湯飛凡認為野口並沒有用與傳統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離方法，就解決了微生物學三十多年的難題，輕而易舉得令人難以置信。當時一些細菌學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並沒能重複結果，

野口英世是位偉大的科學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點，如由殘疾而引發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體的發現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擊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黃熱病研究中作出成績。到非洲後不久，野口從一個病人血中分離出鈎端螺旋體，在未能重複的情況下斷然宣布是黃熱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誤了，很快查明，給他提供病理材料的醫生誤診，野口英世拿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出血性黃疸的樣品。此後不久，野口英世死於黃熱病。盛傳是因為連續的兩次失誤使野口英世羞愧萬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風，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黃熱而自殺。

1929年春，剛回到上海的湯飛凡在實驗室草創，能夠按自己的意願開展研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複野口的實驗。一個中國人出於懷疑的動機，重複一個以身殉職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湯飛凡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科醫生周誠滸合作，選出24個症狀典型的病例，嚴格按野口的論文分離細菌。經過七個月的實驗，分離出各種常見細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所說的顆粒桿菌。用這株桿菌接種家兔和猴子，沒有產生沙眼症狀。

湯飛凡的結果發表後，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這時一些細菌學家包括美國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專家發表文章，相繼證實了野口關於沙眼病原的工作，湯飛凡一下子置身風口浪尖，他所要捍衛的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榮譽，也是中國人的尊嚴。

科學本應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學家本應超乎民族國界的，但每每要背負祖國的責任。真正的科學家是敢於擔當這種責任的，湯飛凡正是這種人。

從1932年到1935年三年內，湯飛凡進行了系統的實驗，比較了各種菌種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親自參加人體實驗，把顆粒桿菌接種到自己眼中，終於證明該桿菌無致病性。湯飛凡於1935年發表的論文，徹底推翻了野口的細菌病原說。湯飛凡的結果得到國際上的公認，日本人無話可說，野口英世就這樣從日本細菌學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從英國進修回來後，湯飛凡打算繼續研究，尋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願做一個批判家和驗證人，日本人沒有辦到的事，中國人要辦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湯飛凡不得不中斷沙眼研究，從抗戰開始，到湯飛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體，一晃就是將近二十年。1954年，經過抗戰磨鍊的湯飛凡，已經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結束心中的中日戰爭，了結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讓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湯飛凡57歲。野口英世着手分離沙眼病原體時也是57歲。兩人生命的軌跡在此碰撞，一個因此墮入深淵，一個因此步入了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