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少年有梦

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采样地点选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医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只有一个条件，项目两人合作。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完全是实验室项目，没有临床观察内容，根本不需要同临床合作。况且早已被称为汤老的汤飞凡在卫生系统一言九鼎，没有商量的必要。但汤飞凡出於合作愉快的考虑，还是答应下来。 这一决定在汤飞凡身后风波了几十年，耗尽了汤夫人余生精力。

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对沙眼病程和包涵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汤飞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动物模型，在世界上头一次成功地在动物身上发现包涵体。

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结果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研究，无一成功。

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据他对沙眼病毒的了解，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意识到分离病毒的关键是如何抑制病人样品中的细菌，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决定同时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新的分离方法建立后，开始分离试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20多年的心愿终於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汤飞凡断然拒绝了，因为之前有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复。因为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一定要能重复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

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一直处於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汤飞凡心里的中日战争终於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以汤飞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在那个因陋就简的年代里，曾经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同西方国家比，他们所用的仪器设备非常简陋，条件非常艰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今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今天，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无论从人才设备、研究经费还是国际交流上，都是汤飞凡们想都不敢想的。然而我们的科学家再也拿不到那种成果。

不是什么动乱的影响，也不是什么体制的因素。而是现代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了老一辈人的赤诚，没有老一辈人的责任感，没有老一辈人的铁肩道义。科研如同绘画写诗，讲究意境。只有无私的人、以拯救民生、为民族争光的战士才能永不放弃，才能大放光彩。

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在眉间心头留下痕迹以后，所有的梦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记忆。但是有一个107年前出生于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和豪言壮语，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

“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湖南少年的梦，湖南少年的豪言壮语，湖南少年的非凡人生。

十、士可杀不可辱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周恩来心里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毁坏了是无法弥补的，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周恩来所能做的，就象那些年代里他作过许多许多次那样，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

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谨以此文纪念汤飞凡先生诞辰107周年

200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