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七十四歲的張伯苓在新中國只逗留了短短一年兩個月又二十餘天。其間，他先後兩次中風，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慶，幸而經治療恢復過來；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發病九天后去世。關於張氏這段最後歲月，現存的文字資料並不完整，其中令人質疑或相互矛盾之處頗不少。總的感覺是，張伯苓的處境十分不妙，其精神狀態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連不斷，難以融入正在改天換地的新時代。

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請張伯苓去台灣或美國，張謝絕了，留在大陸。張謝絕蔣氏的託詞據說是“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云云〔7〕，而以當時接觸過張的南開校友觀察，此時張“精神衰微，體力已竭，願終老故鄉”，顯然身體因素不容忽視。不過，從他病逝前數月與部分南開校友在津聚會時得意地宣稱“咱南開到處有校友，北京有周恩來，在台灣還有吳國楨”的情形揣測，他選擇留在大陸或許內心也有某種把握。素來善於做統戰工作的周恩來恐怕不會輕易讓老校長“淪落海外”，通過特定渠道捎話給張也未可知。不過，由於張伯苓留在大陸，這面南開的旗幟隨之發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兩側的南開校友們明顯地賦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後竟有兩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遺囑”流傳……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新中國，張伯苓無疑得到早年學生周恩來的特別庇護，政治上沒有像對舊政權軍政要員那樣進行清算。張氏夫婦搭乘飛機回到北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暫住傅作義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1950年9月中旬張伯苓終於回到故鄉，可是“城郭依舊，人面已非”。當時進步的南開師生對歸來的老校長並不歡迎，態度冷淡，許多同學認為他是“戰犯”，沒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記就已寬大他了。只有一批南開故舊在情感上給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間溫情。他希望暑期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特意徵求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卻未得到任何答覆。不久，南開校慶來臨，他早早準備前去參加有關活動，但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變得沉默孤獨，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嘆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與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愈挫愈奮”的虎虎生氣相比，其晚境之淒涼無奈，適成兩極。

張伯苓逝世後，除天津報章刊出張家的“哀啟”和由他人代筆起草的“張伯苓遺囑”外，大陸新聞媒體一片寂然，無任何評論和深度報道。即使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臨弔唁一事也未作公開披露，好像僅是一項個人活動。周恩來在審讀張氏遺囑時，從政治高度表示遺憾說：“可惜少了兩句話，即張伯苓應表示悔過，向人民低頭。”〔8〕直到張伯苓逝世後四十四天，才由張的朋友和學生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悼會，致悼詞者乃早先南開大學秘書長、張氏遺囑（大陸版）代筆人黃鈺生（字子堅）先生。這篇三十年後才公開發表的悼詞，洋洋萬餘言，新舊觀念混雜，既有飽含深情的真知灼見，也不乏追隨時代話語的笨拙努力，在當時的社會氛圍里堪稱一篇難得的用心良苦的紀念文字。其中寫到：

……張伯苓四十多年間為教育、為中國，辛辛苦苦，勞碌奔波，到處碰壁，失敗了再起來，起來了又失敗，愈失敗愈奮鬥。他是中國新教育的啟蒙者，也是一代人師。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張伯苓是孫中山時代的人，而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人。他是真誠的愛國者，甚至於他在政治上的錯誤，也由於他愛國情切，把希望寄託到錯誤地方上去了，如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節的失足，他嘆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時代的工作，他悲傷他是被新中國所揚棄的人，他悲傷在新社會裡無有他的地位，他悲傷他不如他的老友顏惠慶，他悲傷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傷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

悼文最後列舉張伯苓讀罷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等文後的感悟，特別申辯道：有人說，張伯苓沒有形式地向人民低頭，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頭了，如果天假以年，這位老人或者還要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後，在南開大學的各院系便陸續展開了對張伯苓的批判，諸如“人格卑鄙”、“不學無術”、“公、能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其辦學是搞改良主義”之類不實之詞、誅心之論像污水一樣一股腦潑向辭世不久的張伯苓。有的單位要求教師逐一表態，批判過程中出現不易理解的問題則派出工作組專門加以輔導。一些老教職員即使發出“不和諧之聲”，也迅即淹沒在一片政治聲討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更對張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對於張伯苓逝世的反映和評價則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灣、美國等地報紙和通訊社反應迅速而強烈，《紐約時報》刊發專題文章，稱頌南開校長張伯苓“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家”。台灣各界舉行公祭，蔣介石親致祭文，黨政元老幾乎傾巢出席。在台的南開校友隨後陸續編印有關紀念冊、紀念文集、傳記和專著，對張伯苓的辦學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當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兩岸對張伯苓的認知趨於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兩地南開人頗有“歷盡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識”的感受：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創穫的近代中國私立辦學的成功經驗，值得倍加珍視。而他的晚年經歷，說明教育與政治之間攸關損益的微妙聯繫，也集中折射出當年政治對壘勢若水火已無中間地帶可言的嚴酷現實。

注釋：

〔1〕《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頁。 〔2〕〔4〕《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294～295頁。 〔3〕《張伯苓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頁。 〔5〕丁履進：《學府紀聞·國立南開大學》，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73頁。 〔6〕《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9頁。 〔7〕趙光宸：《張伯苓年譜》，轉引自《學府紀聞·國立南開大學》。 〔8〕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頁。

《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