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我去北京國家圖書館借閱中國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陳築山的著作《國族精神》。

　　承蒙圖書館諮詢組熱心指點，在典藏閱覽室找到了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冊子。

　　除了辦理“讀者卡”收費20元，典藏閱覽室還規定：每閱覽一次收費5元。

　　我翻閱之後，覺得不如把它複印下來。

　　男管理員說：“可以，每頁5元。”

　　我吃一驚：“每頁5元？為什麼這麼貴？”

　　“這是典藏書，為了保護，不能用複印機，只能用掃描儀掃描了再打印。”

　　此書150頁，需750元。我付不起這麼高昂的費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點摘錄。

　　當晚與一工程師聊及複印與掃描的區別，他笑道：“掃描儀的功能和結構從來就不是為複印設計的。複印機比掃描儀的工作溫度和照度略高，但複印一頁只需一二秒鐘，而掃描需一百秒；書籍在掃描中受到的光、熱輻射總量實際上多於複印，對書籍的折壓磨損也超過複印。而且，掃描之後得逐頁打印，打印一張圖形文件約需90秒鐘，你要的這本書複印幾分鐘可以完成，掃描、打印卻要四五個小時。如果不做電子文本，絕對不應用掃描儀代替複印機。”

　　回到廣州後，看到《中國時報》主筆林博文先生介紹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向公眾（不管是否美國公民）開放宋子文手稿的情況，那些陳舊、脆弱的珍貴手稿公眾可以免費閱覽，自由複印，但不提供掃描。這似乎驗證了專業人士的觀點。

　　兩個月後，我第二次到國家圖書館，想繼續看完這本書。這次是個年輕的女管理員，她檢查我的讀者卡說：“你的卡有問題。”我說：“什麼問題，過期了嗎？”“你還要存100元保證金才可閱覽。”我說：“保證什麼？”她不回答。我又問：“上次來怎麼不需要保證金呢？”她立即不耐煩：“這是館裡的規定，別問我。”我下樓去圖書館大門口的辦證處繳納“保證金”100元。回到閱覽室，我把索書單交給她，她說：“要填上書號才找得着，你這個B824不是書號。”我說：“上次我填的就是這個書號，屬於民國書目里的書。”她說：“那你找民國書目去，搞清楚了再來。”我說：“你這裡沒有書目嗎？”她說：“沒有。”我於是去樓下的諮詢室。諮詢員說：“民國書目並不提供書號。你把書名交給她，怎麼找，那是他們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諮詢室的意見告訴她，她現出慍怒之色，說：“沒有書號叫我們找？！”我連忙說：“書目上的確沒有書號，只有序號，要不我去把那個數字抄來？”她不回答，我又下樓，到諮詢室，把民國書目上惟一的數字2952抄上，氣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過單子，不勝厭煩，一動不動。我忍不住嘆息說：“在你們這裡看書真難啊，就像探監一樣———哪有你這麼刁難的人。”

　　她頓時把我的索書單扔下，說：“你罵人，你是對我人格侮辱，你要賠禮道歉！”說着跑出閱覽室。過了幾分鐘，把一位女士喊來了。這女士似乎是小組長，瞪着我說：“你要賠禮道歉！”我說：“我沒有說錯，不需要道歉。為了看本書，我已經樓上樓下跑了三四趟，折騰一個多小時了，我說錯了嗎？”三個人就這樣僵持着，這時，坐在閱覽室看書的一位長者（閱覽室里僅有的兩位讀者之一）手拿着一本書站起來說話：“這位同志說刁難是言重了點，我來代他道個歉，也說說我的看法。為了看這麼一本書，你們收了多少次錢？讀者卡交了錢，又要交保證金，閱覽還得交錢。這裡是國家圖書館，書是國家的書，你們卻隨意收費，好像是你們私家的藏書，想怎麼收就怎麼收，有這個理嗎？……”【存包費（不准帶書刊或包進館）每次每包0.5元，閱覽卡20元，中文圖書保證金100元，外文圖書保證金1000元，典藏書閱覽費每冊5元，複製（掃描）每頁5元……】

　　兩人不答話，走出閱覽室。過了好一陣，小組長一個人回來，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員值班———由她來對付我。整個閱覽室就我一個索書者。我把索書單交給她，然後坐下等待。過了約半小時，小組長大聲吆喝我的名字（其實我就坐在她旁邊），我以為書到了，誰知她說：“沒這本書”，說着在索書單的“未取出原因”欄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圖書館未曾收藏）二字，將索書單朝我一扔。

　　我上樓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說：“我派個最熟悉業務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鐘後，他說，“可以了，你到閱覽室去，已經找着了。”說着陪我下樓進了閱覽室。管理員卻說：“書還沒到呢。”主任掉頭走了。我坐下繼續等。

　　我就這樣坐着，等了半個多小時，沒有任何動靜，問管理員，依然是“書還沒到”。

　　我再上樓去找典藏部主任，門已緊閉。

　　我只好去找館長。豪華的辦公樓里，絕大多數房門緊閉，敲門無聲息。輾轉奔波，總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館長，她允諾把情況轉告給主管業務的副館長，並給典藏閱覽室電話，讓我回閱覽室，“書確實已經取到了”。

　　此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看不了幾頁閱覽室就要關門，而我卻得付5元錢“閱覽費”；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書取到了”問題就解決了。所以，我沒有再進典藏閱覽室。

　　圖書館的要義並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獻公益於社會。即使是晚清和民國，其圖書館也自覺奉行“任人借閱，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則。國際社會更是將享有圖書館服務列為基本人權之一，聯合國1949年就發布過世所認同的《公共圖書館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獲取知識、思想、文化和信息是個人行使民主權利和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的基礎”；“公共圖書館是知識之門，應不分年齡、種族、性別、宗教、國籍或社會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費提供服務”；“必須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圖書館的各項服務，包括向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務和資料的人，如語言上處於少數的人、殘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務和資料。”

　　當年馬克思在窮困中能完成內容浩瀚的《資本論》，就是得助於倫敦大英圖書館完善的服務。可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國家圖書館卻將國家藏書變成奇貨可居的壟斷資源，將圖書借閱演變成“租書”“抵押”，從讀者身上搜刮錢財，限制或剝奪低收入者、低職位者、低職稱者、低學歷者、無職業者和外地人的閱覽權或外借權。【目前該館規定，辦理中文圖書第一外借庫（藏書較全的中文書庫）借書證的條件是：在京中級及其以上技術職稱者，在京處級及其以上行政職務者，在京就讀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學歷者，外加手續費20元、押金100元；辦理外文圖書借書證的條件是：在京中級及其以上技術職稱者，在京處級及其以上行政職務，在京就讀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學歷者，外加手續費20元，押金1000元。辦證只是入門的初步條件，館內各室還有不同的“規定”或收費。】阻礙進步、蔑視民權，國家圖書館對公共圖書館理念的踐踏及其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誤導，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慨。

　　（作者為暨南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南方周末200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