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並不是死於自己的疾病，而是死於自己的恐懼和錯誤的治療。
　　
　　我這樣說，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實上我過去也不會這樣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個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體驗，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經驗教訓做參照，才得出這樣的結論。
　　
　　2007年2月，我病倒了。醫生在我的顱內發現兩處病灶，疑為“腦瘤”。兩天后又在我的左肺發現腫瘤，由此診斷“肺癌、腦轉移”的概率為98%，也可以說是“肺癌晚期”。醫生當時認為，我已經活不過三個月了。
　　
　　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和我的家人都蒙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與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癌症患者的恐懼和絕望。
　　
　　我一向敬仰視死如歸的人。那些勇敢從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曾深深打動了我。有一段時間，我努力說服自己，像他們那樣平靜地迎接死神的降臨。可是說老實話，我當時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是生。因為死畢竟不是我們的追求。
　　
　　我不斷地追問自己：
　　
　　難道癌症真的就是絕症？
　　
　　難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沒有生路？
　　
　　於是我開始為自己尋找康復之路。我在一次手術中切除了左肺的惡性腫瘤，但是我一直沒有接受手術切除腦瘤的治療方案。我拒絕了一些“抗癌特效藥”，也拒絕了化療和放療。術後出院時，我甚至連一片藥也沒帶回家。當我意識到腫瘤治療領域存在一些致命的弊端後，我開始嘗試用一些純自然的方法恢復自己的體能，而不是急於用藥物圍剿自己體內殘存的癌細胞。這些方法也許在醫生看來什麼都不是，至少算不上醫學意義上的治療，卻寄託着我生的希望。
　　
　　令人驚訝的是，我並沒有像醫生預見的那樣迅速走向死亡。事實上，我能感覺到死神離我越來越遠。如今已經五年過去了，我仍然活着，而且越來越像個健康人。我甚至有餘力去關注癌症治療領域裡的是非成敗，結果竟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實。這些事實完全不符合我們大多數人對於癌症的了解，卻能印證我個人的體驗。
　　
　　儘管大多數人都相信只有早期癌症患者才有可能治癒，我卻始終期待有一種途徑能給所有癌症患者帶來希望。
　　
　　有一段時間，我對自己的治療前景感到很絕望，因為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沮喪的情況。過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數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絕症”“確診癌症等於宣判死刑”，已是民眾中普遍的看法。專家們不斷地警告我們，“癌症成為人類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於癌症的人有可能超過1000萬。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癌症的發病人數和死亡人數還將大幅度增加。
　　
　　這局面對於我的信心是個相當大的打擊。但也就在我最絕望的日子裡，我認識的一些美國人不約而同地告訴我，癌症不是絕症，而只是一種慢性病。他們說，在美國，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來看待癌症的。
　　
　　我對這種說法將信將疑，於是試圖考證它是否有根據。結果發現，美國的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裡第一次被遏制，轉而呈現下降趨勢。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醫學上所謂“治癒率”，提高到81％。如今美國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時間已經達到11年，並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更短。換一種方式來設想，癌症患者的感覺，可能真的類似於得了心臟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結果，世界衛生組織才能公開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預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經過治療可以長期生存。
　　
　　一些研究機構還進一步證明，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能夠不治而愈。
　　
　　即便我們對“不治而愈”的觀點持有最謹慎的態度，僅僅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也可以認為，幾乎所有癌症患者都是有希望的。
　　
　　我們要麼根本就不會患上癌症，要麼可以治癒，要麼可以長時間地與癌共處。
　　
　　我第一次知道這些事實的時候，感到非常意外，因為這與我自己對癌症的認識是如此不同，與我們國家的癌症治療現狀也是大相徑庭。我似乎看到大洋彼岸出現的一線曙光，然而它距離我們那麼遙遠，就像在一條又長又黑的隧道盡頭的一盞燈燭。
　　
　　在我們的國家，癌症患者面臨的情況相當糟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內死去，能夠活過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據不同的報告，我國腫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這不僅大大低於美國，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療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對自己的求生機會不敢有更多奢望，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象，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國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呢？如果能，那麼，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間，每五人中就會有一人不至於死去。進而設想，如果我們的“五年存活率”達到美國的平均水平，那麼每五個死去的人中間，就會有三人活下來。
　　
　　用已經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國平均水平”做參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們國家每年死去的大約200萬癌症患者中，有30萬~100萬人本來不至於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長些。
　　
　　可惜他們最終沒能做到！
　　
　　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給我帶來困惑。我仔細揣摩這種情形，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國家的癌症患者會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們這些癌症患者諱疾忌醫嗎？或者是特別捨不得花錢？是我們國家癌症治療技術特別落後嗎？是我們缺少好醫生嗎？是我們沒有特效藥嗎？是我們獨有的中西醫結合徹底失敗，因而讓患者更短命嗎？是種族遺傳基因讓我們中國人特別禁不起癌細胞的折騰嗎？
　　
　　我在困惑中仔細詢問身邊的病友，也悉心體會自己病情的變化。我無數次地置身於醫院的擁擠、混亂和繁忙中，觀察病人，觀察醫生，也觀察醫院的環境和設施。一些現象很快展現在我面前。我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他們每天在同一時間擁進掛着“腫瘤門診”招牌的那些大樓，帶着滿臉的焦慮和絕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個個擁有一大堆頭銜的專家，他們在收取病人幾百元的掛號費之後只不過付出幾分鐘時間；我看到鋥光瓦亮的醫療設備擺滿樓上樓下，還被告知這都是全世界最先進也最昂貴的；我看到所謂“最新最好的特效藥”幾乎每周都在問世，還有所謂“中西醫結合”的獨一無二的優勢。事實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當多，總是宣布又有了什麼偉大的“新發現”，給癌症患者帶來“福音”。為了這些“福音”能夠降臨在自己身上，病人們排着長隊往醫院的收費窗口裡塞錢。他們每年花在治療上的錢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為此傾家蕩產。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錢催生了當今中國最繁榮最賺錢的一個醫療部門，可他們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過去30年幾乎沒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繼續，因為我找不到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國家癌症患者康復的機會更少，死亡的人數更多。
　　
　　2007年從夏到秋的一段時間，我驚訝地發現我腦瘤的症狀減輕了。這一段時間進行的複查表明，顱內病灶正在緩慢地縮小。看來那個迫不及待的手術計劃完全沒有必要，醫生的“死亡預言”也被證明是一個錯誤。想到當初被醫生的話嚇得手忙腳亂的樣子，我和家人都覺得有點好笑，同時慶幸自己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把腦袋鋸開。
　　
　　這種體驗比其他任何嘗試都更明顯地暴露出一些不尋常的因素：癌症治療體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們對癌症的認識存在致命的偏差。這兩個“致命”加在一起，讓我們生的希望變得格外渺茫。
　　
　　不過這些想法在當時還是模模糊糊，更因為我對醫學的無知而顯得不那麼可靠。
　　
　　接下來的幾年裡，我開始搜集有關癌症治療的資料，並且把這些信息與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聯繫起來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資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這一組數字來概括當今中國的情形，包括一些長期致力於癌症治療的醫學專家。這表明它不是圈裡人的信口開河，更不是外行們的以訛傳訛。
　　
　　我最初看到這消息時，認為它只是一個大致估計，並非嚴謹的臨床檢驗統計。儘管如此，我還是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所謂“治死”之說，於是我看到了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的事實。一些醫學專家相當精確地指出，“用藥不當”大範圍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認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規範用藥者僅為20%”。另外一位則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
　　
　　這些數字令我震驚，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於自己的疾病，而是死於自己的恐懼和不正確的治療。
　　
　　看起來，我們最大的不幸不在於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於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症觀念包圍着，同時還接受着中國式的癌症治療。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就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懼和錯誤。
　　
　　我們恐懼，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實並非絕症，只不過是一種慢性病。我們不了解自己的機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卻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
　　
　　我們會犯錯誤，除了因為我們恐懼，還因為我們過分相信醫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權威最有經驗的醫生也會犯錯誤。事實上，醫生不僅會犯專業性的錯誤，還經常會犯常識性的錯誤。然而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從來不會把自己的錯誤告訴患者，只一味地對患者講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看中國專家說的“三個三分之一”，還有世界衛生組織說的“三個三分之一”。它們符合我個人的體驗，也解釋了我對周圍那些癌症患者的觀察結果。
　　
　　讓我和家人吃驚的是，原來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機如此簡單：只要我們不恐懼，不盲從，不走上錯誤的治療之路，我們就已經有66%的機會遠離死神。即使我們的腫瘤已經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長期與癌共存。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遇到社區衛生站的老護士長。說起我的病，她不禁大驚：“你現在還活着，真不容易。好好珍惜吧！”
　　
　　分手時她看着我，意味深長地說：“別人像你這樣的，早死好幾回了。”
　　
　　於是我想到那些和我同樣命運的癌症患者，還有他們被焦慮和絕望情緒包圍着的家人。我開始設想把我的體驗告訴他們。那個晚上我打開電腦，驚喜地發現自己的手指依然靈活。
　　
　　這本書和我以往的寫作不同。此前我的所有寫作，都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這一回是我的親歷。如果說過去我在寫作中傾注的是心血，那麼這一次就是我生命的訴說。書裡大部分文字是我在每天散步時偶然得之，或者來自我在湖畔的冥想，零零星星，不成系統。我還引用了一些媒體上公開的資料，並且儘可能地註明出處。我的妻子趙曉東伴隨我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時光，還在日記里記下其間的點點滴滴。這幫助我校正了自己的記憶，進而成為這本書的事實基礎。
　　
　　2012年春天這本書接近完成時，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不僅活過來了，而且重新成為一個健康正常的人。這對我是個巨大的鼓舞。過去五年，我在治療方面做對了一些事情，也犯過錯誤，我都如實寫在這裡，希望能夠成為讀者的參照。但是有一件事應當交代，我不是醫生，只是一個病人，我的感受並未經過科學驗證。我無力像過去寫作前做的那樣，把自己的想法拿去請教業內的行家，即使是我覺得對自己有益的那些方法，也不能肯定會對別人有益。更何況腫瘤這種疾病的性質千差萬別，病人的機體也是形形色色。同樣一種方法，在不同人身上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選擇，千萬不要盲目仿效我的方法，就像我從來不會盲目仿效任何一個成功者一樣。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有沒有一些可以讓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東西，那麼我會說，有。
　　
　　的確有一些事對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不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應當接受的、哪些是不應當接受的。
　　
　　我們都需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容地迎接死神降臨，什麼時候該堅定地尋找康復之路。視死如歸固然可敬可佩，叩開康復之門卻更困難也更可貴。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因此，做一個聰明的病人，遠比做一個聽話的病人更重要。
　　
　　如今回想起來，五年前那種死到臨頭的感覺依然清晰，只不過對於死我已不再恐懼。死，是我們的歸宿。生，只不過是我們走向死亡的路途。我們都不會忘記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日子，可是也請記住，我們明天將要離去。在經歷了與死神的對話之後，我對死亡的理解變得達觀和通透，我的生命也變得更加豐富和從容。
　　
　　我想這就是所謂“向死而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