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做心臟支架:中美醫囑的天壤之別
汪晨蕊
讓我吃驚的一切來自於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同學聚會。那一天因為我從美國返京,中學同學的微信群里一吆喝,一頓飯局就攢定了。
大家圍成一圈都吃了一通了才見一直答應出席的這位同學出場。只見他神情有些凝重地坐在了早就給他預留出的空位上。
“今兒可是有規矩的啊,遲到者要自罰三杯!”一位同學叫道。
“這可是不行!我一個月前剛剛做了心臟支架”,中學曾經外號叫“小不點”的這位同學說,“剛才一路過來我都不能快走。”
聽到“心臟支架”這個詞,同學們便都被嚇住了一樣,沒人再提罰酒的事,無比同情地詢問起他現在還能幹什麼和不能幹什麼。
聽到他說不能正常運動,我感到非常奇怪,就忍不住開口了:“你知道我在美國早就做了心臟支架了嗎(後來細算一下是6年多前)?從來沒有聽說過做了支架要像你這樣生活呀!”
於是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老同學的話題就轉為一場中美心臟支架之後不同醫囑的大討論,我們也才發現同班同學中做過心臟支架的可不止兩三個人。而且在中國醫生的囑咐是基本相同的。開始時我以為是不是哪個不夠專業的小醫院的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經核實才知道“小不點兒”的手術和醫囑竟都是在中國號稱心臟科最權威的醫院之一北京阜外醫院做的!這讓我在驚訝的同時也意識到這應該又象我在美國治痛風一樣的是一個中美兩國醫術的不同了。
我不是學醫的,不必從專業的角度做一個中美醫生誰對誰錯的評判。我只是從我親身經歷中感覺到,這些在中國做了支架且聽從中國醫囑的同學的生活是多麼謹小慎微且令人同情,而他們在和我一樣的年齡——才五十多歲就失去了和我一樣的生活質量是多麼令人悲哀!
六年前當我在我美國的家庭醫生包煒提醒下查出心血管有堵塞時,我有幸轉到了發明人造心臟的醫生給我看診。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天他手持一個心臟模型走進診室給我講解心血管堵塞的道理和手術的過程。四十多分鐘不間斷的交流和答疑使原本忐忑不安甚至有些驚慌的我心情釋然,在我告別他時我已感覺把我的心臟交給他來處理是一件多麼讓人放心的事。
之後我就順利地做了一個支架,出院前得到了如下醫囑:一個月內不能過機場安檢儀,六個月內每天服藥(忘了藥名),到六個月時回來複查,如一切正常就以後每天服一片阿司匹林即可。
我還清晰地記得我出院時擔心地問醫生:“我還能打羽毛球嗎?我知道在我的年紀這一定算是劇烈運動了,因為每次打完都會通身是汗”。
醫生答覆:“為什麼不能?你做支架不就是為了恢復正常?原來不暢通的血管現在己經暢通了,一個正常人能做什麼你就能做什麼。”
太棒了!這個答覆令我興奮不已!因為運動實在是我快樂的源泉。而且二十多年來每周三次的羽毛球活動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就這樣六年多來我這種劇烈運動從未間斷,因為我一直銘記美國醫生的話—我是一個“正常的人”。現在看到老同學的這番遭遇,我止不住一陣唏噓。我也不由得起了一份好奇心,告訴同學:“回頭你把阜外醫院的醫囑給我看一下吧。”
醫囑拿來了,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八條如此複雜的醫囑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記住的,要想一絲不苟的執行除非每天照單誦讀一遍(參見備註)。
只看八條中的第一條就讓我有太多困惑之處——
【注意休息】——我不知道怎樣才算注意了,到什麼程度是恰當的。
【避免勞累及情緒激動】——這條算是容易理解和執行。
【保持大便通暢】——不知道怎樣保持法,任何正常人難道不一樣需要保持大便通暢?
【適當鍛煉】——何為適當?是早起散散步還是不到上氣不接下氣即可?完全不知如何實施。
【禁煙酒】——美國醫生說心臟不做支架也應禁煙。但從未說禁酒,而且還鼓勵每天喝些紅酒。
【低鹽低脂飲食】——所有人都應注意的常規健康指南。
【控制體重】——這條算是好理解易執行。
不知道是什麼思維什麼習慣使中國的醫囑要寫成這個樣子!是文字表達能力過低還是想逃脫責任的意識太高?總之是不以人為本不以病人為本。
因為不堪忍受中國醫生的醫術和醫德,我是多少年來一直拒絕在中國就醫。所以無法比較在中國看心臟醫生與美國有多少不同。但我可以把最近一次看心臟的經過記錄下來,供大家自己去比較——
幾年前在我做心臟支架前查出我三根心血管都有堵塞,但醫生只選了那個堵塞最嚴重的做了一個支架。當時他說另兩處只堵到30%到40%,所以沒必要放支架。
手術後我像換了一個人,活蹦亂跳,游泳打球從不控制運動量,手術後遵醫囑一日一顆的藥也在六個月後就停止服用了。我也再沒有感覺到胸悶氣短,更不用說胸痛。
然而好景不長,去年起所有症狀全都重現,連續幾天過去了,絲毫不見減輕。這讓我心情一下沉重起來——一定是那兩根原有堵塞的血管已經像先前那根一樣堵到了70%,看來這次又得動手術做支架了。
我的家庭醫生一聽我的症狀一刻不敢耽誤地給我開了做了儀器檢查的單子,並註上“緊急”一詞,又打電話催促檢查機構當天處理……
結果出來了,果不其然,一根血管堵塞約70%!——需馬上轉診到心臟專科,於是我再次約好了三年前的那位給我做手術的醫生,心想這回還必須找他做。上次手術前他給我的解說和手術實操的順利實在是讓我只相信他。
就這樣,帶着胸悶,帶着無比沉重的心情來找這個醫生,我心中不禁有幾分悲涼—難道我這輩子就永遠擺脫不了不斷做支架的命運了?這次要做,什麼時候才能排上讓這個我最信任的醫生做?一做手術我這千頭萬緒的工作日程安排會受多少影響?
寒暄過後我單刀直入:“您最快什麼時候能給我做手術?”
醫生聽我這話愣了一下,“為什麼這麼說?咱不是還沒看呢嗎?”隨即他又說:“當然我可以先回答你這個問題,如果有必要做我明天就可以給你做呀?[A2] (這話聽起來真像我的私人醫生,好像沒有其他病人,只給我一人看病一樣)”。
我把心臟檢查報告遞到他手中,“又堵到70%了。”
“你稍等一下我來看看”,醫生拿過報告讀了起來。只見他的表情越來越疑惑。三分鐘後他開口了:“我不相信這個報告”。
這話真讓我驚着了!—從來沒有聽過一個醫生這麼斷然否定一個醫療儀器檢查的結果。我馬上問:“為什麼呀?”心想,還能有這種道理?
“因為檢查是有可能出現偏差的!”
“怎麼樣的出現法?”
“兩個環節都可能導致偏差結果,1,檢查過程中的人為因素可能導致檢查結果發生誤差;2,結果出來後醫生對影像的解讀不對。”
“那您怎麼斷定這70%的堵塞就一定不對呢?”
“因為所有研究數據都不支持這個結論。”說話間醫生已調出了我三年前我手術後超聲心動的影像,那個被放大了的心臟在顯示屏上一下一下地跳動着。醫生指着那血管處對我說:“看到了吧,你這一處血管那時的堵塞是零,研究顯示沒有任何人的血管可以在三年的時間堵塞從零變成70%!”
聽到這話我真是又高興又疑惑。只聽醫生接着說:“你最近一次體驗是在什麼時間?”
“四周前。”我回答。
“那我要你的血檢報告。”說話間他讓助理接通了我的家庭醫生電話,要他們傳真發來那份血檢報告。”
“我還需要這個給你做心臟檢查的機構給我快遞一個DVD來,我要看動態的顯示。你先把這份授權書籤字,我給他們傳真過去。”
“如果沒有堵塞70%,那又為什麼我會像上次做手術之前那樣感到胸悶氣短和胸痛呢?”我不解地問。
“那可能是由很多其他原因造成的。睡眠不足,精神壓力大等等都可能導致這種症狀。”他又像以前那樣聊家常般地說着,我全神貫注地聽着他的話一字也不敢漏。因為我知道這對於他來說的常識對於我就是關乎生命的判斷—“90%的胸痛與心臟無關,但人們100%都要從心臟查起,因為心臟是致命的。”
他說話間順手打開身邊洗手池中的水龍頭,讓我伸頭看着池中的水流,他指着池中心那個金屬的小網眼,“看到了吧,這也是堵塞,但沒有對水的下流造成任何影響。所以不要一聽堵塞就覺得要出大事。你知道嗎?心血管堵塞不到70%都還可以跑馬拉松呢!
啊?!—這話真讓我驚着了,對於我這個在21歲時就跑過全程馬拉松的人我再清楚不過馬拉松對身體承受能力的要求了。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對自己的身體了解得真是太不正確了。
“那我這樣還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嗎?”——剛結婚不久的我正加緊努力要孩子,因此對這事格外關心。
“不應該有問題呀?”“不過來跟我做一個測試吧。”說話間他帶我進入走廊,順手推開了通向樓道的側門,“看到了,就是這個樓梯,你跟我跑一下吧”,他穿着白大袿在前面領着,一溜小跑地上了一層樓梯。只見他氣喘吁吁有些上氣不接下氣,而隨後跟上的我的反應卻遠比他小,只是心跳有些加快。
他伸出手與我相握,“祝賀你,沒有任何問題。告訴你,剛才小跑這一層樓對心血管功能的要求就相當一次性生活。你沒有問題,不用擔心。”
走回他的屋中,他一邊用電腦做着記錄,一邊說:“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其實在見到他後我就一直搜腸刮肚地想任何可能有的問題,但到此時我已經想不到任何可問的了。我看了看表—這次看診總共一個小時十五分鐘。我說,“沒有了,謝謝你!”
就這樣我來時沉重無比的心情都被他專業、具體、形象的回答化解了。我感到心情無比輕鬆。但我也還是有點存疑——難道我的這種症狀真的只是別的因素引起的一時現象?
這次看診半年過去了,這個過程中我再沒出現胸悶氣短的現象。這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我那時的症狀不是因為血管又堵塞到了70%,而是因為他說的其他臨時性的原因。
回想那時悲觀的狀態,我從心裡感激這位醫生。我是幸運的,有這樣一個醫生呵護,把關,使我的身體免遭風險和痛苦。但我在中國的廣大同胞呢?假如他們也拿着這樣一份檢查結果找到中國的醫生,又會是怎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