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我突發高燒，頭痛欲裂。我感到頭骨和頭髮異常疼痛，令人匪夷所思。當時我並沒有咳嗽症狀，但我的第一直覺是“我可能“中招”了。”
去年，倫敦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投入大量精力和資金建立了遠程工作模式。這樣我就不必經常出差了。這也是在對抗全球氣候變暖現象，對工作方式的必要改變。正如我預感的那樣，COVID-19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我把自己關在家裡的客房裡，但是發燒一直沒有消退。我從來沒有生過重病，在過去10年裡也沒有請過一天病假。我過着相當健康的生活，經常散步。唯一的潛在風險因素是我的年齡——我已經71歲了。
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相信我能挺過去。
但是，4月1日，一位醫生朋友建議我去醫院做一次全面檢查，因為持續發燒不退，而且感覺疲勞越來越嚴重。
檢查結果顯示我已經嚴重缺氧，儘管沒有出現氣短症狀，但是肺部影像檢查顯示嚴重肺炎，是典型的新冠肺炎，合併伴有細菌性肺炎。
以往我總是精力充沛，這次倍感筋疲力盡，而且不是簡單的疲勞，是徹底精疲力竭。那種感覺讓人終身難忘。
聽從醫生的建議，我住院接受治療了。
儘管在此期間我的病毒檢測已轉為陰性。這也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臨床特徵“病毒會消失，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將持續數周”。
住院時，我很擔心上呼吸機，因為在此前發表的一些文獻中看到使用呼吸機，可能會增加死亡幾率。
說實話，我當時很恐懼。幸運的是醫生先給了我一個氧氣面罩，然後就起作用了。我最終住進了位於重症ICU監護室前廳的一間隔離室（差點兒進了ICU）。
當你完全精疲力竭時，只有聽天由命了。
你只好把自己完全託付給醫護人員。你生活在一個從注射器到輸液瓶的例行日常流程里了，你盼着自己能熬過這一關。
“我平日工作通常都是非常主動和安排得滿滿。但在病房裡，我是100%的病人，而且沒有人跟你說一句話。”
我和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一個哥倫比亞籍清潔工以及一個孟加拉人同住一個病房。
順便說一句，這三位患者都是糖尿病患者，這和已知糖尿病相關情況是一致的，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可能風險更高。
在這裡，白天和黑夜都是靜默無語，沒人有精力說話、閒聊。
在這幾周里，我只能自言自語。哪怕是現在，我晚上自己說話也會感到吃力。
從住院和出院後至今，有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腦海里“當我走出病魔困境時，我會是什麼樣子?”
在和各類病毒和疾病鬥爭了40多年之後，我成為了感染疾病和病毒學專家。昨天，我閱讀了一份研究報告，結論是“如果因新冠病毒感染在英國醫院治療，死亡的幾率是30%”。
我真的很慶幸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埃博拉病毒。因為30%死亡率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總死亡率大致相同。
有時候，疾病會讓你失去對科學的信任和理智思考，進而深陷於情感上的反思。
我有時在想，我一生都和病毒作鬥爭，現在它們終於俘獲了我，得到了復仇的機會... ...整整一個星期，我在天堂與人間徘徊；在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來。
經過漫長難熬的一周后，我終於出院了。我選擇乘坐公共汽車回家。我想好好看看這座城市：空蕩蕩的街道，空氣格外清新；與以往不同的是，酒吧的門緊閉着，街上一個行人都沒有，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視覺體驗。
我的腿部肌肉因長期臥床和缺乏運動異常虛弱，幾乎無法正常行走。這對於肺炎患者來說，可不是一件好事。
回到家裡，我默默地哭了很長時間... ...
有一段時間我睡眠不好，潛意識裡的一些想法常常縈繞在腦海里“擔心病情會復發，可能又被帶回到病房裡去。但是你必須冷靜看待這一切可能性”。
現在，我更加欽佩納爾遜·曼德拉先生。他被囚禁了整整27年，最終他成為了一位偉大的和平使者，讓種族問題得到了和解。
我一直非常敬畏“病毒”，這種潛意識今天更是有增無減。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與艾滋病病毒作鬥爭。病毒是一種多麼“聰明的生物”！它避開了人體阻擊它所做的一切防禦，而致使人得病了。
現在我真真切切感覺到病毒在我體內存在。我對病毒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意識到這將改變我的生命。我以前有過與病毒抗衡的經歷，現在我感覺自己變得脆弱了，妥協了，甚至祈求和平共處。
出院一周后，我的呼吸越來越急促。我不得不再次去醫院接受治療，萬幸的是，我可以門診接受治療，不需要再住院了。
醫生的結論是我得了一種組織炎症引起的肺部疾病，細胞因子風暴引起的，是機體免疫系統超負荷運轉後果
許多新冠病毒患者並非死於病毒引起的組織損傷，而是死於機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免疫系統不知道如何處理入侵的病毒，以至於過度反應傷害了主人。目前，我繼續接受治療，通過高劑量皮質類固醇減緩免疫系統反應。如果我在出現病毒爆發症狀的同時引發了細胞因子風暴，我可能真的活不了。
我還出現了房顫，心率高達170次/每分鐘。需要藥物治療控制，這也有可能繼發血液凝固問題，特別是中風（我也處在高危年齡段）。
這是一種被低估了能量的病毒！它可能會影響摧毀身體的所有器官。
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感染僅僅導致1%的病人死亡，其餘的患者則只是一些類似流感樣輕微症狀。實際上，情況非常錯綜複雜，而且至今沒有專家能講明白。比如說，許多患者可能永久性遺留下慢性腎臟和心臟問題，甚至神經系統也被摧毀了。全世界可能會有上百萬人，甚至更多，他們的餘生將需要諸如腎透析這樣的治療。我們對冠狀病毒和它所帶來的疾病了解得越多，越詳實；問題就越複雜、越糾結。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一些局外人評述新冠病毒疫情的觀點感到憤怒，他們不僅缺乏洞察力，對科學家和決策者竭盡全力控制疫情的努力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經過七周時間的康復和鍛煉，我第一次感覺自己體力恢復如初了。我從家附近的一家土耳其餐館裡點了一份蘆筍，為自己開了一瓶好酒慶祝一下。我的肺部影像檢查看起來好多了，儘管我的體力暫時受些限制，但我想立即開始和恢復正常工作了。我將繼續擔任烏蘇拉·馮德萊恩主席抗擊疫苗研發資深顧問，歐盟委員會一定會堅定不移地支持抗病毒疫苗的研發項目。我們必須明確：沒有疫苗，我們將永遠無法恢復正常生活。從這場危機中解脫的唯一策略就是在全球普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這意味着要製備數十億劑量的疫苗，這是對全球製藥業的巨大挑戰。儘管人們正在竭盡全力，遺憾的是沒有人能夠擔保肯定研製出一種新型抗冠狀病毒疫苗來。
還有一些人反對接種疫苗，這也是一種無奈的悖論。如果有很多人拒絕接種疫苗，我們將永遠無法擺脫新概念病毒的騷擾和隨時爆發的疫情。
我希望這場危機能緩解一些不同的政治緊張氣氛，或許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回顧歷史，我們看到了在全球範圍內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最終讓這個疾病從地球上徹底消滅了。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此次抗擊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方面做得很好。我們都希望WHO通過改革來減少官僚作風，減少對諮詢委員會的依賴。在諮詢委員會中各個國家總是希望維護自己的利益，致使WHO淪為了政治的“遊樂場”。
無論未來怎樣，我仍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
我直面過死亡，對任何胡言亂語的容忍度比以前更耐受了。我會繼續保持冷靜和熱情，投入到我喜愛的抗病毒工作中去。
根據《科學》Dirk Draulans原文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