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大失誤就是2005年以前的錯誤醫療政策--兼評袁鐘的錯誤觀點

王澄醫生 2007年1月28日

胡鞍鋼最近說，新中國歷史上在建設方面有三個大的失誤，它們拖延了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三個大失誤是大躍進，文革，和70年代以前的人口政策。我加上一句，新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大失誤是2005年以前的錯誤醫療政策。中國人有了病得不到正確及時的治療，怎麼會有良好的生產力？今天，光是重新制定一個正確的，朝向全民醫保方向的新醫改政策，就已經討論了一年多，超過了一個少女的訂婚期（國際習慣訂婚1年）。可見過去55年的錯，真是積重難返呵。49年到04年55年間，中國的醫療政策有很多錯誤，遠的不說，就說過去十幾年的經濟效益政策，就是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道而馳。醫務人員吃回扣的錯誤到現在還沒清理乾淨。

概括地說，49年到04年的醫療政策錯在兩個方面，一。不是一開始就把全民醫保作為目標。二。100%錯誤的中醫政策。站在百姓的視角上看，如果說大躍進是傻乎乎的錯，文革是背離人性的錯，人口政策是不知不覺的錯，那麼中醫政策就是愚昧無知的錯。

1947年印度建立了全民醫保。作為全民醫保的最最重要的存活根基，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仿製藥物（失去了專利的便宜藥物）工業。使得11億人口的這個窮國人人病了有藥吃，人人吃得起，還大量出口。和印度處在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國在幹什麼？中國除了也發展仿製藥物工業，還幹了些什麼？中國人發展中藥，神話中藥，使用中藥，推廣中藥，吹噓中藥，摻假中藥，西藥加中藥，醫院自製中藥，民間自備中藥，挖掘中藥，考古中藥，研究中藥，自我欣賞了50 多年，到今天一無所獲。（從草藥中提煉出來的青蒿素的成就不能與醫療服務等同。）

袁鍾（07年1月27日）在新雨絲《有關中醫的討論有益於當今醫學的發展》中說：“臨床中更多的依賴實驗檢驗和儀器檢查，對患者的心理狀況和社會問題卻關注不夠，導致醫患溝通減少，醫患信任降低，診治技術單一，治療效果受限，醫患對立增加，醫患衝突嚴重。為此，現代醫學的有識之士提出：醫學應從生物醫學模式轉為生物、心理、社會、環境醫學模式。這種轉變要求醫生應了解影響患者的心理、哲學、倫理、宗教等思想因素，而能夠影響大多數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主要存在於傳統文化之中。那麼，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就應該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健康與疾病的影響。相對而言，中醫在這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積累，這正是中國的現代醫學發展的豐富資源。”

像袁鍾這樣有影響的人居然能把話說錯到這個份兒上，中國醫學哪天才能見到光明？是因為超聲波做多了，核磁共振做多了所以才會有醫患對立？如果不用這些機器，中醫把脈瞎猜就不會有醫患對立了？“醫生應了解影響患者的心理、哲學、倫理、宗教等思想因素”，醫學心理學是現代醫學十分重要的知識，在美國，醫學生學習的內容號稱五大科，內，外，婦，兒，精神病（包括大學要學的心理學，醫學院要學醫學心理學內容）。不知道袁鍾說的醫生應了解病人的哲學和宗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給和尚看病的醫生先要出家，是不是外科醫生開刀以前要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或孔子語錄？中醫和中醫的同情者，說起話來一定要朗朗上口，如果要說到“心理”這個詞，後面馬上不假思索就會跟上其它後面帶“理”字的詞和意思來。他們說的話從來不能落在實處，人們聽了他們的話不知道該如何應用。中醫和中醫同情者根本就不了解現代醫學的全部內容，完全是現代醫學盲。由於不知道全部內容，所以就不知道現代醫學的核心內容，可操作部分，每天死活要完成的治療工作，邊緣部分，待觀察部分等等的區別，所以才會這樣愚弄自己和民眾，把像哲學宗教這樣與現代醫學邊緣搭界的事說成好像是醫療核心工作。一個醫生如果懂得哲學和宗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他完全不懂的你們說的那些哲學宗教內容，他就不能給病人開腦瘤手術了？就不能搶救心肌梗死了？就不能用激素和呼吸機治療非典了？

說到倫理，請大家讀一讀我的才上網不久的文章《中醫藥管理局無視國際醫學倫理和人道主義準則，錯誤地支持中藥不先作動物實驗，直接用艾滋病人和癌症病人做實驗。》從這篇文章中，大家可以學習到什麼是國際醫學倫理，它產生的歷史緣由。再看看中醫是怎樣沒倫沒理，50多年來不斷地拿中國人當動物做中藥實驗的。多少中國人在過去的55年中，無端地死於，致殘於中藥毫無根據的人體實驗中。袁鍾說：“中國的現代醫學發展應該學習中醫的人文精神和溝通藝術，”現代醫學需要學習中醫的不人道，逆倫理的人文精神？西方人不能認同中醫的診斷，一個最明顯的事就是同一個病人，十個中醫會說各自不同的診斷，和各自決定不同的治療方案。請問十個裡面幾個是真明白，幾個是瞎矇騙人？瞎矇騙人就是中醫的溝通藝術？中國想要崛起，中醫必須退夠。中醫這個絆腳石不退，中國就不能全面順利崛起。

2006年，我們批了中醫非人道地創造發明了中藥靜脈注射劑，在中國禍害中國人30多年，全世界（中國之外）沒有一個醫生認同這種胡來；我們批了針灸的神話；我們批了針麻的騙局；我們批了藏藥的落後；我們批了中醫在非典中和非典後的欺人之談；我們批了中醫理論的非科學性；我們說中醫嘴上的本事，疑難雜症，是因為那個村里沒有比他高明的人；我們告訴中國人中醫“牆外不香”；我們告訴大家全世界只有一個醫，只有中國有兩個醫。要麼全世界都錯了，要麼中國錯了；2007年批了中醫踐踏國際醫學倫理和人道主義準則，用艾滋病人在外國人和中國人身上做毫無根據的人體實驗；請問中醫，你還剩下啥了？

還嚷嚷着要創新，中醫撒的那一泡猴尿不是尿在如來佛的手掌中。中醫對現病還沒有治好就說要治未病，中醫能和現代醫學的預防醫學的成就和能力比嗎？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各種疫苗不是在治未病嗎？全世界呼之欲出的艾滋病疫苗一旦問世將給人類的健康帶來多大的幫助，中醫參與過其中的一點工作嗎？美國肺癌，乳房癌和大腸癌是美國人的最常見癌症，為了“治未病”，美國大力推行禁吸煙，乳房X光年檢，大腸鏡年檢等，終於自2005年開始，美國每年因癌症致死的絕對人數開始下降。中醫以為中國缺的就是他們的“創新”方向，天天在看“天氣預報”，看哪兒又“缺雨了”，好向中國缺的地方轉移。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中醫。中醫又琢磨着要開展中醫心理學。中國心理學服務不到位是因為過去50多年不好好向先進國家學習， 並不等於國際現代心理學內容睏乏，需要中醫去補充。

心理學中有一個現象，叫“遷怒displacement”。一個人在公司被老闆訓了一頓，有氣沒處發泄，回到家後就使勁兒踢他家的狗。這就是遷怒。中國醫學界占絕大多數的現代醫學工作者，在這次中醫遜位的討論中保持沉默。50多年中醫荒唐事，他們歷歷在目，他們真的沒有話說嗎？可是他們不能說，因為他們有“被當權者迫害的恐懼感”。他們現階段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工作，職務，和能力範圍內，“狠狠地踢那條狗。”

中醫政策是不是1949年以來的重大失誤，是關乎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每一個與此利益和興趣有關的中國人，天天在心裡拷問自己，“是”還是“不是？”由此而產生了2006年全國的熱烈討論。面對這樣一個只能回答“是”還是“不是”的重大問題，居然還有像袁鍾這樣的糊塗人，“曾經愛過，還念着他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