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中醫療效”既是求醫者的健康所託與心理期盼，同時也是中醫人的責任所擔與價 值實現。所以，對於求醫者來說，中醫療效是其“慕名而來”與“健康所託”；對於中醫人來說，中醫療效是其“醫藥為用，性命所系”；對於中醫學來說，中醫療 效則關繫到中國傳統醫學的“繼往開來”與“生死存亡”。這就說明，“中醫療效”是中醫人與求醫者之間的一個紐帶，它維繫着中國傳統醫學與中國百姓千百年來 的生死情與民族意：中國百姓的疾苦依靠中醫“療效”的解救而相信與擁護中醫，中醫學則以普救眾生的“療效”根植於中國百姓之中而得以生存與發展。所以， “中醫療效”歷來受到中國百姓與中醫同仁的重視，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受青睞的一個永恆話題。為此，我們不防從中醫臨床的醫患角度，即從中醫人的視野與 患者的認知，去探討關於“中醫療效”多層面的具體問題，以期對中醫的藥物“療效”有一個正確的把握與評判，這有利於求醫者對中醫及其療效的正確認知，以避 免誤判，進而去遵循中醫的藥效規律，增強求醫者的信心，以利疾病的早日康復。

 

在臨床中，影響與誤判中醫療效的因素較多，但總歸其要，它既有中醫人的醫術問題，但也有患者對中醫療效的認知問題。扼要如下：

 

 

就宏觀的中醫整體領域而言，中醫濟世救人的整體“療效”，有賴於整體中醫人的診療水 平，而中醫整體水平“療效”的提高，則有賴於每個具體的中醫人去臨證發揮與體現。然而，博大精深的中醫學，可因其時代的不同、傳承方式的變更、個人造詣的 差異等因素，從而形成了中醫整體“療效”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變數與時代差異。但是，中華大地歷代並不乏熱戀中華傳統醫學而孜孜以求的中 醫人，他們將“聖醫”與“上工”作為中醫人的理想人格，將治“未病”與“守神”作為中醫人的學術境界，從而構成了中醫做人與治學、理想人格與學術境界的價 值目標與人生追求。同時，他們對中醫領域中的那些盜名欺世、唯利是圖、不學無術的庸醫嗤之以鼻，並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鞭韃，怒斥他們是膚淺、孟浪、便佞、 貪悻、欺詐之流。所以，在中醫領域，人們歷來崇尚先賢，將那些醫術高明的醫人稱為大醫、國醫、良醫、上工，而將那些醫術低劣的醫人稱為粗工、廖工、庸工、 下工。這就是說，中醫歷代就存在着“神聖”與“粗庸”的醫術差異，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醫領域的良莠不分與魚龍混雜仍是個不爭的事實，中醫界也不 乏有濫竽充數的下工、盜名欺世的庸醫及其欺詐之流。

 

以上說明並提示，作為一個求醫者，在面對當今良莠不分、魚龍混雜的醫療市場時，患者不 可不察，不可不審，不可將自已寶貴的生命委付於凡醫、庸醫。這就是說，一個求醫者要想達到解救自已的目的，首先要解決問題就是：求什麼樣的醫人，任用與延 請什麼樣的醫生，求醫者是否真正了解你所求的醫生？這就是前人強調的“任醫、延醫、知醫”的這個大問題了。

 

求醫者為什麼要如此地慎重任醫呢？因為求醫者是“任醫如任將，皆安危之所關”。這就是 說，作戰任將與治疾任醫的道理是一樣的：作戰任將要任良將，治疾任醫也要任良醫，它們都是關乎性命安危與成敗的大事，如果求醫者“知醫不真”而任醫錯誤， 不但談不上醫藥的“療效”，反而會延誤病情而有害自已的健康。所以，求醫者對於有關自已健康與疾病的這個首要的“任醫”大問題上，要慎之又慎。

 

對於患者求醫“任醫”這個難題的解決，明代醫家張介賓提出了他的“病家兩要說”，即患 者擇醫“任醫”的兩個要點。其“兩要”是：一是忌浮言，因浮言真中有假，似是而非，病家一旦信之，必致誤事。“忌浮言”，如果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要聽信 道聽途說，不要被現代滿天飛的媒體、廣告、招牌所蒙蔽與忽悠。二是知真醫，認為知真醫就必須熟察於平時，方能識別真醫而延到真醫。也就是說，“知真醫”就 不能盲目就醫，而是要調查於就醫之前，甚至要作一番實地考察，才能選擇到真才實學的醫人。

 

張氏的“病家兩要說” 旨在提醒患者，能延真醫則能愈難病，能延非常之醫，則能愈非常之疾。所以，他推薦給患者的擇醫思維是：“能愈難病”的“真醫”，能療“非常之病”的“非常 之醫”。因此，對於患者來說，是“病不貴於能延醫，而貴於能延真醫”；對於醫生來說，是“醫不貴於能愈病，而貴於能愈難病”。如果求醫者得的不是一般的常 見病，那就必需延請那些“必有非常之醫，而後可療非常之病”的醫人。這就是說，患者的病有輕重急危之分，醫者的術有神聖高下之異，因而求醫者不得相信浮言 的誤導，只有進行正確的選科擇醫，方能收到理想的中醫療效。

 

總之，中醫學是永恆與博大精深的，中醫療效是長存與無可非議的。但是，中醫人的學術造詣與臨證水平確有高下、良莠之分，求醫者要慎而察之，以求醫藥之效。

 

 

在中醫臨床中，到中醫醫院的求治者，多為一些慢性症病患者，這類患者在就診前，大多是 經過西醫或中西結合醫的多年、多學科的治療而延綿不愈的病人。如果按照中醫歸類，這類患者多屬於中醫臨床中的慢病雜疾、或久病宿疾、或頑固難治性疾病。這 就是說，中醫接診的患者多為久病入深、病理層次深、症機複雜、盤根錯節、常法難醫的一些病人。

 

在中醫人看來，大凡人之患疾，其初病在氣，久病入血；初病在經，久病入絡；初病在肝， 久病及腎。這就是說，人之疾病若遷廷日久，其病邪也就會由氣入血、由經入絡、由淺入深、由表入里，故其病位多在里，病理層次幽深，疾病潛藏隱變而錯綜復 雜。但這類疑難雜症患者複雜因機的千變萬化，最終是異途同歸------入血入絡，血脈凝滯，血瘀絡阻。這種血、脈、絡的病理變化，可導至患者組織器官或 皮、肉、筋、脈、骨、髓、竅等失其溫通與濡養，其結果是造成這類患者組織器官的生理功能障礙與退化及衰變。這樣，就形成了患者“非尋常”的臨床特徵，同時 也要求醫生去尋求“非尋常”的應對治法。

 

何謂患者“非尋常”的臨床特徵？何謂醫生“非尋常”的應對治法？答曰：

 

患者“非尋常”的臨床特徵：一是患者往往以一症一病求醫，他們所要解決的是當下最困繞 他們的病痛，諸如失眠、或頭痛、或頭昏等單個看似簡單的症病。然而，他們的一症一病，已是“一發動全身”的牽涉到患者機體多器官與多系統的疾病，甚至表現 為患者整體生理機能的失調與退變。所以，在中醫人看來，他們往往已是“八綱”有錯雜，證候掩真假，標本時轉化，其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正氣與邪氣、病 因與症狀、舊疾與新病、原發病與繼發病等，已經是相互交錯混雜。二是這類患者的“久病入血”與“久病入絡”，非一般的草本之藥所能及；這類患者久病導至的 多臟器、多系統的虛損，又不能一味過用藥性或大滋大補；其久病服藥所造成的藥物耐受性，又考驗着醫生臨床醫藥之用的“藝高人膽大”。因而，他們“非尋常” 的臨床特徵往往是“虛”而不受“補”，“實”又不經“瀉”；藥用性味輕則治疾無功，藥用性味重又病不受藥。

 

醫者“非尋常”的應對治法：一是要求醫生要有大醫治國的宏觀掌控能力，要透過患者主訴 的一症一病去分析其深層次的主要病因。二是醫生在面對每個具體的病人時，對患者的理、法、方、藥的思考，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去深思熟慮，不能有失 之毫釐而差之千里的想當然的誤判。三是醫生的總體治法要靈活，醫生要圍着病人轉，即中醫人的立法要隨着病人的證候轉，不能拘於一般的常法、常方、常藥。也 就是說，中醫人必須要有“療非常之病”而“必有非常之醫”的應對能力，去尋求非常規的理、法、方、藥，去運籌帷幄地靈活應對。總之，中醫人要對患者的兼證 並病、宿疾新病要全盤統考，或標本兼治、或糾偏救弊，在治其主病、主證的同時又不可小視兼、並、雜、變之證。

 

由此可知，對於一些慢病或難治性疾病來說，患者是“害成於微”、病已入深，但醫生卻又 不能“救之於著”，醫生只有根據患者所存在的非尋常臨床特徵，去尋求醫治患者非尋常的辯治方法，去統籌兼顧地隨證治之，或祛邪以扶正，或扶正以祛邪，去進 行標本兼顧的慢治緩調。對於患者來說，對自已的沉疴痼疾則不能急於求成，而只有安心靜養、靜候功效。如果患者貪功求成而有焦慮之情、或責難於醫生而任醫不 專、或信心不足而中止治療，最終只能是欲速不達、功潰一籌而成無功之治。

 

 

中醫學歷來調強體質，自秦漢時期的《內經》就有陰陽五行體質分類法。一般認為，人的體 質是因其稟賦的厚薄、飲食的偏嗜、地域的差異等因素所形成的。所以，體質是指人在其生命形成、生長、發育過程中的先天稟賦和後天獲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形態 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狀態方面綜合而相對穩定的固有特質。因此，不同體質的人在其生理狀態下，對外界的刺激反應和適應上不僅存在着某些差異性，而且對某些 致病因子與疾病也存在着易罹性與傾向性。

 

這就是說，一定體質類型的人，就可能形成相應的某些疾病；不同體質類型的人，則形成相 應的不同疾病。例如，形瘦虛寒體質的人，易患胃腸病與內臟下垂諸疾；體胖濕熱瘀體質的人，易患“三高症”與心腦血管疾病；氣鬱或敏感體質的人，易患過敏之 疾、或抑鬱、焦慮、恐懼等神經症與失眠等症等。人的某一體質類型偏向，還可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漸趨顯露出來；如果某一體質類型與相應的疾病一旦形成，就可能 伴隨人的一生，從而形成所患疾病的慢性遷延與醫藥防治的連續性與持久性。

 

中醫認為，人的體質是可調的。中醫對體質的調整是在對體質辨識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個 體的體質特徵，並針對其體質特徵採取相應的治療措施進行預防干預。中醫中藥的預防干預，是通過改善其體質偏向、調整其功能狀態，以預防體質偏向，從而達到 末病先防的“治末病”目的；如果某一體質偏向的疾病已經形成，中醫也可通過辯證施治，同樣可以進行有效的治療，改善臨床症狀，進行“已病”早治，阻斷其病 理變化的入深與發展。

 

以上說明，一定體質類型的人易患某種疾病，中醫藥優勢則可對其調治。但是，中醫藥的調治無論是糾正體質偏差“治末病”的預防，還是着手對已顯露疾病“已病”的辯治，都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時間。為什麼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時間？這是因為：

 

其一、體質是人生穩定的固有特質，它伴隨着人的一生。因此，對於因體質偏差而出現的諸 如“亞健康”狀態的“末病”或“欲病”者來說，醫生的務任是透過“亞健康”表露於外的眾多症狀現象，在遵重患者“固有特質”的前提下，去着眼於對體質偏差 的“改良”與“修正”。然而，這種人體“改良”與“修正”的工程，需要醫患雙方長期的互動與耐心的耕耘，才能達到末病早防與延年益壽的目的。

 

其二、對於“體質”與“疾病”來說，它們必竟是一種“前因”與“後果”的關係。對於 “治病求本”的中醫學來說，“體質”的“前因”是“求本”，“疾病”的“後果”是“治標”。因此，要想消減“體質”根基中長生出來的“疾病”之果，中醫人 也要遵重患者身體的“固有特質”，去辨識其“體質”類型，去進行辨體施治，或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急者緩之、郁者疏之……，即順應體 勢，因勢利導，平和陰陽，持之以恆，以達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以上說明，如果患者對自已的體質特性與相關症病的關係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誤“以覺痛 之日，為受病之始”，期望醫生能速戰速決，這顯然是不符合醫學常理的。如果求治者對此不能覺悟，迷茫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急功近利的“治標”之中，這 不僅是車薪杯水的無功之治，而且潛藏着多岐亡羊之慮，最終難免有敗危之險。

 

 

中醫學的形神學說認為，人的“形體”與“精神”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的，這二者是“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的存則俱存、傷則俱傷、損則俱損的同一關係。因此，中醫學將這二者合而為一的形神關係概括為“形神合一”或“形神一體”。

 

在中醫學的養生理論中，歷來重視精神對形體的反作用。例如，三國魏·稽康在其《養生 論》在談到情緒對形體的影響時說：“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壯士之怒，赫然殊觀”。他觀察到：愧情與 流汗、哀傷與厭食、內憂與失眠、大怒與面赤的心身關係。因此，他提醒人們要“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認為一次又一次的“神燥於中”，就會累積成 “形喪於外”的疾病，他為此強調人的“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並指出了“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的養生原則。

 

對人的健康與疾病而言，人的“形體”與“精神”這兩個層面是相互影響的：即軀體或內臟 器官病理變化的不良刺激與感受，可以直接影響人的精神與情緒；而焦慮、緊張、懷疑等不良的精神與情緒，反過來又可加重軀體或內臟器官的生理病理變化而加重 其症征。這樣心與身的相互干預，就會形成形體——精神——形體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因此，對於身體有病的患者來說，就要“既來之，則安之”地安心靜養，使 形神互持，心身互動，良性循環，以促使疾病的早日康復；即使是患上了難治性疾病，也要正確對待，使憂不留於意，保持愉悅的情緒，以安心全命。

 

但是，在臨床中經常有這樣的患病人群，他們處身立世雄心勃勃，期求第一，一旦心身疲 憊，就將自已陷入一場身體嚇心理，心理猜身體的一場自我戰爭。他們心身已病的身體一旦求助於醫生，他們又帶着疑惑與期盼的複雜心情考驗着醫生，關注着醫生 的每一次診治。他們在認真服用中藥的同時，也深情牽掛着每一劑中藥的藥效，急切地期待着中藥藥效的立竿見影。如果中藥的藥效不是他們所期待的有如西藥“去 痛片”與“舒樂安定”的立竿見影，他們又進而懷疑醫生的水平而責難醫生，同時也懷疑自已有“不可治”的疾病。總之，他們以多種不良的情緒與行為，去對待自 已軀體上的疾病。例如：

 

性急焦慮者，任醫不專、更醫雜投、四處求醫、以求速成；

 

緊張恐懼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大敵、自已嚇自已；

 

內憂善疑者，草木皆兵、以心猜身、身心交粹、疑有隱匿末檢查出的疾病；

 

抑鬱低落者，心身疲憊、消極應世、被動延醫、漠視生命而難挽敗危。

 

在臨床中，患者的上述不良情緒往往是綜合的。患者往往用多種的不良情緒去應對自已軀體 上的某個症病，這不但進而形成患者“心” 與“身”的自我交爭，同時也形成了“心力”與“藥力”的相互較量，最終導致“不良情緒”與“中藥藥效”的相持相爭。這類患者的就醫服藥行為，即使他們遇上 了高明的醫人，也會使大醫失色而良藥難醫。

 

 

中醫有“藥食同源”之說，說的是藥與食同“性”（寒、熱、溫、涼），藥與食同“味” （苦、酸、甘、辛、咸）。由於藥與食有相同的“性”與“味”，它們憑藉其“性味”與臟器的“各走所喜”與“各有所入”，發揮其對人體臟器的“性味功效”而 起到卻病延年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因為藥與食的相同“性味”對人體健康與疾病起着相似的作用，它們在臨床中也就形成了藥食同源、藥食一理、藥食同效的同盟 關係。這就是說，五味之美的飲食物除了提供人體的營養外，它們同樣有藥物的功效，起到對人體健康與疾病“醫寓於食”的調治作用。

 

中醫學基於藥食同源、藥食一理、藥食同效的同盟關係，歷來重視患者的“飲食宜忌”，並特別強調患者在服藥治病期間的飲食問題。中醫其所以特別強調在服藥期間的“飲食宜忌”，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要杜絕患者“藥”與“食”不同“性味”的相爭，以避免因“藥”與“食”性味的 不同而影響中藥的藥效。也就是說，倘若醫者辨證某一患者當用藥物清瀉，而該患者飲食的吃卻在溫補，或醫者用藥補之而患者用食瀉之、醫者用藥疏之而患者用食 塞之，這就猶如患者在改寫醫生的處方，是患者自覺與不自覺地與醫生對着幹。患者如此的“倒行逆施”，有時甚至犯了中醫學的“虛虛實實”之戒，使虛者更虛、 實者更實。

 

其二，一些患有消化系統疾病的患者，他們的胃腸、肝膽、胰腺等疾，正是由於他們長期的 不良飲食習慣，如生、冷、酸、辣、硬、肥、甘等飲食物的不節與過食所形成。所以，醫生在調治這類疾病時，往往要再三叮囑患者的“飲食宜忌”。其所以要再三 叮囑，是因為醫生所施方藥不僅要解決患者天長日久的飲食偏愛所造成的宿疾，況且醫生在相應時限所開方藥“調治的藥效”，終究比不過患者日常不良飲食“吃喝 的嘴巴”。

 

然而，醫者的藥與患者的食這個古老話題，並末因中醫學“飲食宜忌”的千年規定而停頓下來，它反而因現代社會滋長出的諸多不良生活行為，使得中醫學的“飲食宜忌”規定及其醫囑變得蒼白無力。例如：

 

對如“吃的享受”者來說，他們遵循着“不吃白不吃”的法則，追求着五味“口福”的享受，服從於“民以食為天”的吃的本能；

 

對如“吃的人情”者來說，他們遵循着社會吃喝“套近乎”世俗行為，應酬着“社會關係”非吃不可的人情，服從於“人情大於天”的社會法則；

 

對如“吃的習慣”者來說，他們服從於飲食偏好的“習慣勢力”，不由自主地與天長日久地遷就於自已味覺的偏愛。

 

由此可見，對於這類人群來說，飲食的吃喝幾乎等於是要絕對服從的“無聲命令”，中醫人 的“飲食宜忌”對於他們來說，不過是聽之任之而毫無約束力的醫囑。由是觀之，中醫人有限的“藥效”對於患者無限的“吃喝”來說，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終 究治效難收。請問？其治效難收，是中醫人的藥乎?亦或是患者的食乎?

 

 

經常聽到有人對中藥的療效有這樣評價：“中藥效果慢”。這種“中藥效果慢”的評價，往往是人們通過中、西藥的相對比較而得出的。

 

對於中、西藥效的比較，如果從現象上看，中藥是乎是要“慢”一些，但是，中藥的藥效是 不能同西藥的藥效同日而語的。因為，西藥之效是針對人體疾病某個特定的“病灶”，去進行物理化學的殺滅與干預，其見效也快，但也易反覆發作或延綿不愈，故 其藥效實為“慢”。中藥之效則不然，它是因人因證因病的辯證論治與整體調治，在它整體調治的框架內，它改善或改變了“病灶”在人體內賴以生存的環境，從而 達到治病求本的作用，其見效是乎慢，但其功效深厚而不易反覆，故其藥效實為“快”。所以，相對中、西藥的藥效來說，西藥之效的“快”是一種是人體疾病的治 病應急，中藥之效的“慢”是人體疾病的長治久安。

 

如此說來，中醫的藥效是一種“治病求本”與“長治久安”。 如果既括中醫藥效的特徵，那就是：如細雨潤物、藥效徐緩、功效深厚。如果結合臨床觀察，中醫藥效的臨床特點一般為：

 

對外感熱病類症病而言，其藥效是腠理髮泄、微微汗出，或汗出溱溱，汗出熱退，熱退症減，病從汗解，汗出而病癒。

 

對慢性疼痛類症病而言，其藥效是初診服藥可有效或無效，二診服藥可痛緩有效、或疼痛程度減輕、或疼痛時間延長，三診、四診之後，痛證可明顯減輕，或基本不痛，或發作次數明顯減少，即使發作其疼痛程度明顯減輕。

 

對睡眠障礙者來說，其藥效是初診服藥或僅有睡意與淺睡眠、或一周內能寐1～2晚，二診、三診後，一周內可有3～4晚或4～5晚的睡眠，隨着服藥的時間延長，其睡眠的晚次也不斷的增加，睡眠的質量也隨之不斷地提高。

 

其它諸如頭昏、倦怠、汗症、抑鬱症、胃腸等疾病之類的慢性症病，也都有上述類似的藥效特點。

 

當然，上述舉例的病例中，也有一些頑固、難愈性的病例。審其原因，這類患者多因機復 雜，多有舊病宿疾、病理層次深。因此，患者往往認為是簡單或單純的失眠、頭身痛、眩暈等症病，但實際上，其深層次的病因可能就是他們所忽視的諸如心腦血管 疾病，如腦動脈硬化、腦中風后遺症，或糖尿病，或慢性消化系疾病等的並症兼病，或體質使然、或深情內憂等，因而需要“治病求本”的較長時間的調治，方能收 到漸進性的療效。

 

懂得中醫藥效的特點，患者就能避免對中醫療效的誤判，避免對藥效的心理期待，做到心中有數，增強信心，以收穫每一次漸進性藥效的喜悅，促使疾病的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