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害一方

文章來源：AEON    作者：James Palmer    翻譯：雯熙她爸

< James Palmer是一位與中國新聞工作者密切合作的英國作家、編輯。他的最新書是《The Death of Mao》（2012）。他生活在北京。 >

一位北京病人真在接受面部針灸。攝影 Justin Jin/Panos

傳統中醫藥是一團古怪的、危險的是是非非的混合物。它在現代中國還能續存嗎？

在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的一家醫院裡，25歲的張明娟在接受了中藥注射劑的幾分鐘後開始呼吸急促。之前她只不過是低燒，但是她想嘗試一下傳統醫藥和注射劑速效的誘人組合。現在她覺得自己快不行了，然後她昏迷了。

她在醫院急救室中醒來，被告知是應急治療救了她的命——草藥和不明抗生素的混合物注射劑使她產生了過敏反應。然後，醫生告訴她只要堅持喝熱水和服用阿司匹林她就會好起來。

傳統醫藥和現代醫療設施的組合，偽科學和真正的救命措施的共存，可能看起來很奇怪。但是在現代中國，傳統中醫藥（TCM）並非私人愛好者、精神導師 和赤腳醫生的領域。它已經被制度化，被併入了國家醫療體系，在大學裡被給予全面支持，並由國家管理了。在2012年，傳統中醫藥機構和公司在常規預算之 外，還獲得了額外10億美元的政府資助。傳統中醫藥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是一項總額600億美元的產業。

在藥房裡，傳統中醫處方藥和常規藥物一道混雜在貨架上。藥房職員常常看着處方上的藥和其他藥的細微差別，並不告知患者他們接受的是傳統中醫藥治療還是常規治療。大約12%的國家健康保障服務是由傳統中醫藥提供的，雖然這個數字還包括了傳統中醫藥機構做出的常規醫療。

中國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一所傳統中醫醫院和中醫大學。雖然民間中藥店凌亂的就像鍊金術師的巢穴，制度化的傳統中醫藥機構的外觀已經顯得乾淨、整潔和科學，職員和管理者甚至已經穿着白大褂忙裡忙外。多數的傳統中藥已經以水泡眼包裝和光鮮的膠囊包裝出售。

儘管看起來精妙美好，這些理論和我們這個由長期隨機進化拼湊出來的身體的繁雜事實並不相符合。

但是這些中醫醫療手段的理論基礎本質上是原始的。傳統中醫理論認為人體由相互作用的不同元素、過程和液體組成：金、木、水、火、土元素；陰、陽、 “氣”（生命力）的相互作用。其中每一項都有自己的一套說辭：比如火屬南，性赤熱，意心舌。身體的微觀世界對應宇宙的宏觀世界，宏大的設計具現於每個人的 軀體之內。

當元素盈虧失衡，則疾病出現，以風、火、寒、熱、干、濕表述。自然會為能調理這些失衡的手段提供象徵性的線索：外形看起來像心臟、像手、像陰莖的草 藥能治療身體相應部位的疾病。動物也能入藥：虎咆之猛力，可萃於其骨；公牛之雄威，乃源自其黃（牛黃為牛膽結石）。這些思想在原始的西方也有：蓋倫的四體 液學說或者修道院植物標本館原則對中國醫者而言並不陌生。萊昂納多·達芬奇的“維特魯威人”，肢體向外伸展，將宇宙的比例包容於人體，也能在中醫的經典中 找到其相似之處。人類尋找範式，尋找自身在宇宙中的投影。

但是，儘管看起來精妙美好，這些理論和我們這個由長期隨機進化拼湊出來的身體的繁雜事實並不相符合。人體並非被完美設計的機器，也不反映宇宙的現 實，而是一個充滿缺陷和冗餘的笨拙的即興之作。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認為占星學和其他原始科學中存在的問題，中醫理論中也有：“這個思想很好，但不自然 也不真實，”15世紀的哲學家米蘭德拉如是說。就像體液學說，同樣無法測量的陰、陽和氣，還有身體的“子午線”，屬於精神和心理行為的領域，不屬於科學問 題。並不是說精神和心理行為不真實，但對於生物理論來說卻是不可靠的基礎。

還有，即使傳統醫藥理論沒有描述身體的現實，他們在其他形式上仍是有重要性的。比如疾病可能是身體缺乏平衡的表現，這種思想很能引起人的共鳴。西方 文化中仍然充斥着各種形式的靈魂理論，但靈魂和氣一樣沒法測量，也一樣不容易摒棄：Robert Burton的《憂鬱的解剖》（1721）里滿是體液學說、占星學和惡魔，但它仍然是一本有智慧和洞察力的書——對於我們自身和Burton時代的人來說 都是。

中國古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關於醫藥的精神和心理認知仍然是有意義的，它們能為我們提供解讀中國過去的偉大典籍的線索。就像研究莎士比亞的學生需要了解 蓋倫醫學——“我抑制了她的瘋狂任性體液，”《馴悍記》中膽汁質的彼特魯喬這樣描述他同樣脾氣多變的新婚妻子——研究中國經典譬如《紅樓夢》（1791） 的同樣需要了解中醫。但是，雖然這些認識可能表達了好的醫療行為，或是我們對待自己身體的方法，但他們不能作為科學，或者可重複的治療手段的基礎。

儘管如此，傳統中醫思想還是充斥於中國民間對健康的認知之中，而且有一股極強的防禦力與其相關聯。對傳統中醫的反對會使一個人顯得突兀，即便批評的 聲音出現在中國文化內部亦是如此。社交網絡豆瓣的反中醫小組的標誌是一個被打了叉的陰陽符號，組員在其中能分享痛苦的家庭爭論經歷。25歲的吳孟是堅定的 反中醫者。“我真的喜歡【科學鬥士】方舟子的書，”她告訴我，“任何會思考的人都能明白中醫是垃圾，根本就不科學。但甚至受過教育的人也會相信中醫。我的 男友是金融行業的，非常聰明，但他有一整抽屜的這些廢物。我媽媽是個【正規】醫生，但我家裡認為我反中醫是在鑽牛角尖，他們認為我會改變想法的。”

在公開層面的反對，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張功耀，56歲，1974年作為一個“直接從高校出來的農民”開始學習傳統中醫，“因為文化大革命，我對可靠 的未來失去了希望，因此我懷着對可靠未來的希望學習實踐中醫。”這些年來他對中醫不再信任，特別是在制度化體系中。他當上了湖南省中南大學醫學史專業的教 授，2006年他在網上發起了一項請願，請求將中醫退出政府醫療體系。儘管請願獲得了超過10000人的簽名，但是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SATCM）當做 一場“鬧劇”駁回，張功耀本人則被當做“無知者”。

在一個事實上其他傳統都被付之一炬的時代，中醫從業者卻有着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和政府方面的保護傘

“從那以後，”他說，“我經受了來自政府，來自學校，和來自現有的中醫藥機構各方面的壓力。我不能自由發表我的文章；評職稱加工資都受到阻礙；我甚 至不能正常給我的學生作授課。”張功耀的經歷，對於在中國挑戰一個政府機構的人來說並不特別，無論是在什麼領域。但是，當諸如韓國日本等鄰國對傳統醫學都 邊緣化的時候，為何中醫在民間和官方都還有着這麼大的力量和影響呢？

傳統中醫的制度化並非不可避免。它起源於中國對抗西方的失敗，起源於三十年代意識形態的鬥爭和建國早期的政治需要。就像從蘇格蘭方格呢短裙到聖誕樹之類的多數傳統一樣，中醫制度化的歷史比人們認為的要短得多。

直到19世紀，中國都沒有“中”醫藥這回事，只有醫藥。醫藥包含了一些兼收並蓄且多變的治療手段和措施，一般都來源於古代醫學典籍，比如《黃帝內 經》，但是當時的醫藥也是願意實驗和革新的。就像歐洲的醫藥，它是經驗性的而且有求知慾的：比如《內經》也強調記錄病歷的重要性。考慮到理論是沿着絲綢之 路從歐洲、印度和中東傳播而來，反之亦然，傳統中醫藥和中世紀歐洲醫藥的相似之處可能並非是平行發展的。

當中國醫生初次領略歐洲醫藥理念時，他們也是同樣的好奇的，他們同意新來者有過人之處，但也意識到有些其他手段和措施落後於中國。在19世紀中期以 前，病人去看中國醫生可能比看西方醫生結果要好；因為無論看哪邊，有幫助的幾率都是微小的，但是由於鄙視對人體內部進行干涉的緣故，中國醫生最起碼不會用 未消毒的器械把病人的身體切開。

但是在中國關於其世界地位的不安日漸增長的同時，西方醫學隨着細菌理論、麻醉學、和公共衛生的發展出現了革命性的進步，中醫和西醫間的鴻溝就擴大 了。在鴉片戰爭（1839-1842，和1856-1860）中受辱，外受威脅內部奔潰，中國知識分子前進的道路舉步維艱。有人想光復往日的輝煌，有人想 拋棄過往迎接新進的高級的方法。“詳證西學源於中華之理，”1900年科舉改革後一道公務員考試題這樣問，但另一題又問“解釋西方科學為何日漸精細確 切”。

1890年，清代學者俞樾在妻、子喪於疾病之後，發表了《廢醫論》猛烈抨擊傳統中醫。1896年，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目睹其父之死，家產被昂 貴罕見的傳統治療手段消耗殆盡之後，為對抗被其稱為“有意或無意的騙子”的傳統中醫，遠赴日本學習西醫。在他的一個最悲涼的故事《藥》（1919）中，一 個絕望求醫的家庭將被行刑的革命者的血當做神藥。

1920年間的國民政府非常重視公眾健康，將其作為中國復興的重要部分。個體強則國體強，不再被視為“東亞病夫”。隨之而來的需求是組織和管理醫 生。但是中醫和西醫形成了各自分離的聯合會，雙方都強調自身的重要性。1929年，當衛生部提出完全廢除中醫的時候，中醫醫生立即組織了一次全國範圍的罷 工，關閉了藥房和門診。結果，產生了二個獨立平行的政府機構來處理醫生——一個“中醫”一個“西醫”。儘管政府在1929年曾推動廢除中醫，但國民黨議會 1935年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平等對待西醫和中醫”。

在一個從餃子到嬰兒乳品到河水什麼東西都可能有毒的國家，中醫聲稱自己‘純天然’是相當有吸引力的

1949年，儘管毛主席認為中醫從業者是“玩雜耍的、賣蛇油的和街上的販子”而不理會中醫，新生的共產黨政府還是保留了這一立法結構。在這個因飽受 戰火而缺醫少藥的國家，大量的傳統中醫和已經到位的機構和管理是有價值的資源。創造出傳統中醫藥這個概念的正是共產黨政府本身，1954年正式成立了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隨後的幾年建立了許多新的中醫藥大學和機構，從此傳統中醫藥剝離了最明顯的“迷信”元素，比如占星和相面。持續大肆宣揚中醫“科學化”—— 相信中醫大部分能系統化為一種“西方醫學”的替代理論，甚至被整合為一種更廣泛的醫學理論。

制度化使得中醫倖存於文化大革命和早期的傳統文化肅清運動。在一個事實上其他傳統活動——從宗教到音樂到文學——都被付之一炬的時代，中醫從業者卻 有着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和政府方面的保護傘。SATCM庇護之外的游醫和獨立從業者未能逃過受辱和囚禁，同時還有著名教授受到文革前言行的牽連。中醫大學也 和其他學校大學一樣，從1966年開始關閉了10年，讓學生自由參加“革命鬥爭”。但由於不再重視“傳統”部分改而重視其“中華屬性”，中醫提倡者們借着 對“人民的科學”的熱情渡過了難關。

茜茜（音），23歲，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研究生，戴着粉紅口罩和粉紅眼鏡的她一邊偷瞄我，一邊解釋她自己決定學習中醫的理由。“我生長在儒家思想的 誕生地山東，因此我對儒家思想和一般的傳統文化都很有興趣。我喜歡’一事與百事相聯’的理念。我的父母由於文化大革命失去了探索傳統文化的機會，因此他們 對我的選擇非常支持。”對於茜茜和許多現代中國人來說，中醫代表着文化的延續，能引起尋求復古的人們的強烈共鳴。

耐久的生存能力是現今中醫流行的原因之一。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的每個其他方面都被粉碎了，有時已無法補救。完整的一代或者更多都已遺失，那種空虛感，那種心碎的撕裂感，依然迴蕩於當代的中國。

雖然經濟有了巨大的增長，中國依然是一個深具不確定性的國家，特別是面臨其世界地位的時候。相信中醫是一個令人欣慰的國家神話。西方可能發明了現代 醫學，但天朝也有一樣好的東西！這種驕傲能混合進純粹的民族國家主義之中：我已經二次被告知“西方人不信中醫的理由是中醫只對中國人的體質有效。”

在一個從餃子到嬰兒乳品到河水什麼東西都可能有毒的國家，中醫聲稱自己“純天然”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在和一個針灸學生交談的時候，我說科學能辨認出草藥中的化學物質。“草藥不含化學物質！”她尖銳地抗議道。“化學物質都是工廠里來的！”

工人在製備中草藥。 攝影 Natalie Behringer/Panos

中藥的流行還有更實際的原因。如果回溯到以前，中國曾經有一個公正的醫療制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報告，當時中國公用醫療世界排名第 144位。中醫也能昂貴，但對於常規醫療來說還是相當便宜的，特別是涉及到手術或者掃描的時候。對於窮人，中藥或民間醫藥在常規醫療大門緊閉的時候提供了 希望。爐子上一罐沸騰的草藥可能救不了白血病患者也替代不了昂貴的透析，但人們至少因為幹了點啥而得到了小小的安慰。

對現代的恐懼也悄然蔓延：新手媽媽被告知不能淋浴不能看電視

中國公眾對常規醫生不信任，是有原因的。常規醫療系統中，新人的教育和訓練程度低的驚人。中國醫院裡只有大約15%的‘醫生’有醫學博士學位，另外 20%–25%有醫學碩士學位，剩下的大部分只有與醫療或生物相關的學士學位。由於醫生薪酬低廉，賄賂相當普遍，多開藥、多做昂貴治療甚至有時開假藥的行 為處處皆是。公憤此起彼伏，從網上對由於費用糾紛而殺醫的患者的喝彩，到2006年四川省廣安的一家醫院，一個三歲小孩因為吞下殺蟲劑，但因其祖父隨身現 金不足而被醫院拒絕治療，憤怒的群眾圍堵並摧毀了醫院。

除非你花大錢或者開後門，中國的醫院就是一場官僚的噩夢，排長隊，請求醫生關照。前些年，我由於食物中毒進了一家北京的中檔醫院。看病就是到服務前 台，交個費，然後被告知另一樓層一個醫生的姓名，然後去找到他，交個費，然後在其他病人在我們中間嚷嚷着要看病的同時和他談個二分鐘，然後一個護士給我抽 個血，再交個費，然後去檢測中心檢測血樣，交個費，然後帶着我的血樣瓶回到醫生那裡，擠過其他的病人，然後被開點藥掛上點滴瓶，在醫院走廊的硬塑料座位上 坐三個小時。這座位是我交了費的。

與之相對比的，看中醫更像去西方替代醫療從業者那裡看病。你花個半小時或更長時間和一個看起來優雅、和藹、可能很睿智的人談論你的健康，你的生活方式，你承受的壓力，然後他們給你一些關於餐飲、自我保健的合理化建議，可能還有一劑心靈上的指導。

儘管有着制度化、文化和流行的基礎，中醫總是遭受着常規醫藥的競爭優勢的威脅。雖然有給癌症開中藥的那種明擺着的騙子，但是和我交談的中醫從業者全 都說對於重症，有可觀察到的急性症狀的，他們還是寧願病人去接受常規治療。在北京中醫院，常規治療是主體。中醫強於常規治療弱的地方——慢性背痛、偏頭 痛、持久性疲勞：那些缺乏直接原因的疑難雜症，比如腫瘤，對於多數醫生而言都會退而求其次並轉向一般生活方式和飲食建議的狀況。但是不像中醫，循證醫學進 步的突然而且確定。

幾十年來，陽痿治療構成了中藥國內外市場的很大一部分。但是隨着21世紀前期“萬艾可”進入中國市場，中藥迅速萎縮了。2005年香港一項研究發 現，一大部分接受調查的中藥用戶換用了萬艾可，儘管其他的日常小病他們還是在用中藥。曾經被認為最有價值的“靈藥”海狗鞭則價格劇降。

但是在過去的30年間，一些行為湧現出來——在原始農業社會的前提下這些行為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今確實是有害，這些行為混合着對現代化的錯覺，被 包裝成一種必要的醫療手段。堅持“坐月子”或者“黃金月”，就是產後的婦女臥床休息41天。在婦女從事大量田間勞作的農業社會，這是一個預防感染的措施， 一種讓產婦避免過早被迫回到體力勞動狀態的手段。在西歐也存在着相似的行為，比如自《聖經》時代流傳下來的“婦女安產感謝禮”，一種給予產後40天的母親 祝福的儀式，後來變化成為19十九世紀的“產期”或者“分娩期”。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西方婦科醫生們——新發現了由於靜臥引起的血栓的危險——拋棄了坐月子。與此同時，在現代中國，這一行為卻被盡心竭力地實施了： 不僅有好多從中醫理論而來的禁忌，而且患癌的風險被用來恐嚇不信者。“俺娘就因為沒坐月子，”我一個30多歲的前同事淚汪汪地對我說，“生下我的15年 後，年紀輕輕的就因為癌症走了。”對現代的恐懼也悄然蔓延：新手媽媽被告知不能淋浴不能看電視。

另一項中興的行為，就是文章開頭我們看到張明娟的遭遇，給予“中藥注射劑”，這一行為提供了雙倍的安慰劑效果，既有假想的草藥好處又有注射帶來的放 心感。這一舉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政府強推中醫時被大力推廣。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樊民勝說：“那時候，他們把中藥注射劑投放市場之前，都沒有經過西藥必須 的測試程序。”在2012年，根據中國權威發布的數據，中藥注射液造成了170000多起藥物不良反應。

的確，中藥最明顯的危害是副作用——以及整個產業和個體醫生對此的置若罔聞而且從不告知患者。中藥的慣例是聲稱副作用少於‘西藥’，或者根本沒有副 作用；對於前者最樂觀的情況也是沒有證據，後者則是赤裸的謊言，但是儘管如此這居然是最常出現於有經驗的醫生的話語中。Sara Nash，一位以色列祖母，最近在香港接受了一周的慢性背痛的中醫治療。然而，當醫生給她開了一系列草藥並堅持說不僅副作用少而且可以一點副作用都沒有的 時候，即使是她也猶豫了。

實際上，正規醫院經常會遇到中藥不良反應的病例。“我個人每周至少會遇到一例中藥不良反應病例，”北大附屬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我。我曾親自目睹一位 友人在接受中醫治療後，瘀青的腳詭異地腫的就像電影《異形》裡的特效。結果他在正規醫院裡躺了二個星期。我的同事Kath Naday，在因腹瀉被給予中醫治療後，遭受了喉嚨和胃部局部麻痹，那令她難以言明的痛苦直到她把中藥全部嘔吐出來才得以緩解。

掛着中醫名頭的騙子們能造成更大的傷害。胡萬林，1993年因行醫過失殺人被判入獄。1997年被釋放以後，他又在陝西和河南開設了醫院。他的那些 含有致命劑量的芒硝的“靈藥”，被懷疑光在陝西終南山醫院就害死了146人，1999年他終於被逮捕。他因謀殺被判刑15年，現在仍在服刑。

可恥的是，如果不出所料的話，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發布中醫藥毒性危險性警報所做的舉措比香港和英國的權威要少得多。舉幾個過去四年以來的例子，用於治 療失眠的安神補腦片，汞含量超過中國大陸法定極限的55倍。常用於治療偏頭痛的正天丸，含有烏頭鹼，會導致致命的心顫和腎衰竭。據一個政府許可的行業組 織，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說，中國60%的中藥被禁止出口。

“我們在哪能買到動物？”他偷偷的問我，“老虎，鷹，蛇？當藥啊！為了男人的健康嘛！”

根據英國和美國的研究，有大約30—35%的中藥含有常規藥物。和我交談過的一位體貼的北京中年藥劑師直率地肯定了這一點。“西藥讓人快速緩解病痛，”告訴我，“但是中藥解決之後可能會有的長期問題。”

但是他無法告訴我他售賣的的中藥里所含的常規藥物的確切成分。常規藥物沒有被標識，通常劑量遠大於正常用量，或者含有隻有處方藥才能使用的成分。最 常見的是止痛片，但是中藥皮膚霜劑常常含有對幼兒有害的強力激素。而且為了重占市場，現代中藥治療陽痿的產品被發現含有四倍於萬艾可競爭對手犀利士常用劑 量的壯陽成分。

對中藥神奇成分的追求對亞洲野生動物也帶來了嚴重的打擊。雖然中藥機構官方禁止使用瀕危動物，但是明知故犯的行為屢禁不止。2003年，我帶領一幫 中國佛教徒參加一個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辦的有關佛教和環境的會議。他們到達的那天有一個人把我拉到一邊，“我們在哪能買到動物？”他偷偷的問我，“老虎， 鷹，蛇？當藥啊！為了男人的健康嘛！”

這些問題的官方答案則更“科學化”。大部分給予中醫藥的政府資金都去往“科研機構”，每年都發表了數以百計的中醫藥實驗。但正如反中醫鬥士張功耀所 言：“現在所謂的中醫科學化已經進展了80年了，一點正面的結果都沒有。有些研究人員就是想從政府撈錢，科學化正是個好幌子。”

但科學的，或者說“科學化的”治療無法滿足像中醫能做到的那種情感上的或象徵意義上的需要。熊膽的活性成分熊去氧膽酸早已被確認與人工合成，是一種 被證實的治療膽結石的有效藥物。但是成千上萬的大陸消費者仍然堅持購買昂貴且痛苦的活熊取膽方法製造的熊膽產品。他們聽信像SATCM主任王國強這類官員 的荒謬言論，2012年王國強聲稱活熊取膽方法不可替代。除此之外，對於中藥消費者來說，與熊的力量之間的神秘聯繫還有產品的“純天然”是比藥的實際效果 更重要的。

真正的證據需要嚴謹的實驗工作方面的大規模改善。對於研究方法論來說，我充其量是一個懷有興趣的業餘愛好者，但是當我閱讀到一手的中藥實驗報告中諸 如：“我們把對照組的規模設定為實驗組的一半，因為不給於更多的人有效的治療是不人道的。”的句子時，我的臉都在抽搐。在大陸發表的中藥試驗中，負面的結 果極其罕見。2009年考克蘭協作組織開展的一項對於中醫藥實驗的系統評價發現絕大多數實驗的數據粗劣或不完整，而且表達出對方法性錯誤的嚴重關注。

在一項評價中，7422項中醫藥實驗的JADAD量表（一種標準質量評價體系）平均值只有1.03分，而滿分是5分，不包括已入選臨床評論的絕大部分試驗。另一項完全由中國研究人員開展的評價發現，3000項中醫藥實驗中只有4%採用了充分的雙盲方法。

埃克塞特大學補充醫學名譽教授Edzard Ernst說：“最基本的問題在於中醫藥研究人員不是在用科學測試他們的結論，而是在用科學證實他們的結論。嚴格來說，這相當於對科學的濫用。它導致了各種層面上的偏見，以至於經常到了基於已發表的研究根本就無法確認的程度。”

我了解到一項中國省級大學的中醫藥研究案例中，一位博士研究生根據導師的要求測試某項他急於推廣的延緩老鼠癌症發展的治療方案。當方案被證明在老鼠身上無效時，他強迫她偽造實驗結果。

拙劣的方法先放一邊，還有更基礎，更哲學的問題：如果傳統中國療法或藥物被證明有效，那麼它們就不再是中醫而只是簡單的成為了全球循證醫學資料庫的一部分。如同一位筆名毓賢（音）的醫生在1933年恰當的描述：“中醫科學化的那天就是中醫國際化的那天。”

對我來說，通過證據的篩子篩選海量的中國傳統療法的景象——區別非安慰劑與安慰劑，辨識活性成分，認識副作用——似乎像一場崇高的全國性計劃，一項 將中國置於科學地圖中而造福全人類的計劃。但是運用嚴格的循證方法的理念，最終會消滅掉獨立的中醫本身，對於制度化的中醫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在中醫科學 化研究人員中，絕大多數人拒絕對他們的實驗結果套用’西方科學標準’，因為他們認為那’不適合’中醫，”張功耀教授在給我的信件中沮喪的寫道，“中醫藥研 究者沒有興趣消除他們試驗工作中的安慰劑效果”。

也有人說標準研究方法就是不適用於中醫，因為“必須對每個人辯證施治”，或者因為“合適的安慰劑不能用”。這一點極大的低估了循證研究者們在設計有 生命力的、可重複的實驗測試方面的聰明才智。2001年德國的研究人員設計了一種“假針灸”的針，證明了可信的安慰劑效應，還有為數眾多的測試組成了個性 化的草藥療法。“有許多實驗設計的改編版使我們實質上能涵蓋中藥的所有需求。”Edzard Ernst提道。

其他的從業者仍然純粹從哲學上反對“西方標準”是唯一的醫學標準。但是在我的廣泛閱讀和某些令人沮喪的咬牙切齒的談話中，我從未聽到或見到可行的替代方法被啟發式的提出。

最常見的建議是中藥是純“經驗的”，其功效可通過經驗和慣例判斷。全部依賴於醫生的“經驗”，個人化本土化，由師傅傳授給喜愛的徒弟。將近乎神奇的直覺歸因於個體醫生的智慧和技巧，忽視治療中可測的事實。

但是話說回來，經驗也不該被拋棄。無論中醫多麼失敗，個體醫生對待和安撫病人的技巧是看得到的，就算沒能治好他們。對於普通中國人的生命和健康來 說，好的中醫從業者的個體經驗對醫生來說可以是有價值的資源，不論是在跨越文化橋梁方面，還是在指出日常因素和信念是否阻礙或有利於治療方面。

但這些東西和中醫藥所擁有的其他好東西一樣，只要中醫還在假裝自己是正確的科學理論，那就是不能實現的。中國傳統可以很精彩。它們可以教給所有的 人，不僅僅是中國人，思考怎樣生活和怎樣看待自己的身體的方法，思考我們和世界的關係以及我們相互之間關係的方法。中國醫藥也可以很精彩。它能總結豐富的 試驗和求知的歷史，廣博的藥典，對貧弱人民的深切關懷，當然所有這些都要用現代方法來調和。二者都能充實人類自身並同時成為民族自豪感的來源。但想要實現 這些，中國的傳統和中國的醫藥都必須從中醫渣滓中解放出來。

發表於201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