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张文宏教授：全球抗疫曙光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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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前景仍不明朗，青岛局部疫情也在国内撩起了一波紧张的情绪。展望未来，全球疫情将是怎样的走势？人类与新冠病毒斗争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今后从公共卫生的策略来讲，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如何来平衡资源分配？ 

针对以上问题，《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及代谢网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看看他是怎样的观点？

刘建民教授：最近您有一篇博文讲全球抗疫曙光乍现，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张文宏教授：面对全球疫情的不断蔓延，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疫情没有终结的可能性。全球范围内的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新冠病毒已经具备了在人类当中长期存在的条件和能力，这种情况下大众对抗疫的前景非常悲观。最近有报道声称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抗体在体内维持的时间可能不到两个月，大众可能会认为将来哪怕是打了疫苗，效果也不一定很好。这也是大众产生悲观情绪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有很多正面的因素被我们忽略了。一是关于病毒的抗体，目前根据两个方面的数据，国际上对整个冰岛所有患者血清抗体进行了检测，发现血清中抗体持续的时间非常长，4个月以上还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衰减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预测可以维持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现在也有一系列的灭活疫苗已经进入临床三期试验，有184位自愿接种的志愿者进行了定期的血浆抗体检测，发现6个月以上仍然维持非常高的抗体水平。所以，无论是感染新冠病毒还是在疫苗接种以后，抗体都可以维持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个，中国第一阶段疫苗的临床研究到目前为止显示出比较好的态势。国际上一些核酸疫苗，包括mRNA疫苗和DNA疫苗以及载体疫苗也都有良好的进展。所以，从抗体的水平和疫苗的进展来看，我们认为随着疫苗的上市，有可能给广大的高危人群提供保护，到时全世界的疾病病死率就会大幅度地下降，世界重启的曙光也就不远了。

刘建民教授：作为传染病专家，您能否给我们展望一下，今后从公共卫生的策略来讲，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如何来平衡资源分配？

张文宏教授：事实上，在建国之初我们面临着传染病的流行，包括血吸虫病、肝炎、结核病等。建国以来，我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管控，我们也看到控制得非常好，但是事实上这些传染病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比如说病毒性肝炎，像乙肝、丙肝，还有结核病，实际上一直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最近我们也看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就是丙型肝炎病毒发现者。感染性疾病其实每年都有，只不过它的覆盖面没有那么广，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流感的发生，但是真正得流感的人只是一部分，所以并没有引起恐慌。

另外像细菌耐药在医院内是非常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但是因为这些病人分布于各个科室，所以有时候虽然死于细菌感染，但是可能感觉不到它是个感染性疾病。所以这次新冠疫情也是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以微生物为主导的疾病一直都没有消失。

这次新冠病毒为什么特别严重呢？因为以前的SARS也好，H7N9也好，它影响的范围都是非常小的，这次新冠病毒既可以广泛地传播，而且它的病死率又相当的高，这两个特征组合以后就使得这一次的病毒感染杀伤力特别强。我们现在也不能保证将来在人类社会当中可以完全避免自然界有这类病毒的存在，因为现在已知的病毒大概5000种，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有几十万种，人类社会随时有可能会遭受到自然界病毒的侵袭，所以我们公共卫生的整体防控策略，感染科或者传染病科这些科室的诊治能力要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人口进入老龄化，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将来随着人类不断地获得更长的生存期，今年也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当中病死率最高的是老年人，所以无论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感染性疾病还是非传染性疾病，事实上都值得我们关注，政府在医疗资源的投入方面，实际上还得做相当大的平衡。

刘建民教授：能否请您谈一下人类和病毒的斗争，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局？

张文宏教授：其实从进化的角度来讲，人和病毒不应该对立起来，因为在整个自然界的进化过程当中，最早并没有人类，而病毒的历史却与地球的历史相当，也就是说病毒是最早产生的生物体，它介于生物体和非生物体之间。因为它本身不能自己进行独立的复制和传递基因，但是有单细胞生物产生以后，它可以通过寄居在生物体上面获得复制的能力，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原始生命。在自然界当中它的品种非常多，而且在整个进化历史当中，它不断地把自己的基因输送给这些生物体，使得这些生物体获得净化基因的力量。

人类的进化过程走到今天，事实上也离不开病毒，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把自己跟病毒之间对立。如果人类要跟自然界作对，我们显得更加单薄，因为我们人类就一个物种，而整个自然界就病毒来讲，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鉴定出来的就有几十万种，所以怎么面对这么大的自然界。以前非常有名的微生物学家叫巴斯德，他曾经说过，我们人类的命运将会掌握在微生物手中，当然他讲这句话的原因也是看到了微生物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

回过头来我们看到2003年SARS的致病性非常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不具备诊断的能力，一直拖了接近几个月的时间，人类才识别了这种病毒。如果当时这个病毒的杀伤力非常强，事实上我们人类面临的风险会更高，所以在很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如果说要战胜它，事实上是非常困难。我觉得还不如大家学着如何与病毒和平相处，像这些在自然界的病毒，我们不要去过分地侵犯到自然界的领域，我们人类就可以保持自己比较安全的范畴，这样来讲会更加好一点。

当然在人类历史这么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真正哪一次瘟疫彻底把人类打败，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应该学会更加智慧地与整个微生物界共存。

刘建民教授：我们应该怎么样把科研和科普结合起来，把科普做好，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

张文宏教授：事实上我们在学术上经常有所体会，如果进入另外一个领域，虽然能够明白你讲的每一句话，但是很难去理解你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也就是说两个领域之间的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要用一些共同的语言。我们跟大众交流，其实大众在整体上的智慧和能力不比专家差，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专家，哪怕他不识字，但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很厉害的专家。

对于科普来讲，你就是要以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比如说这次病毒大家都提到在学术语言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病毒给控制住，我们喜欢讲社交距离，你说如果社交距离维持的时间足够长，病毒就没有时间把自己再传给下一代的病毒，那么这样连着隔离几代以后，病毒就传不下去了，那么这个疫情就被控制住了。

这时候老百姓其实还是很难理解，那我们就说你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待在家里不出去，就闷在家里，病毒也就出不去了，病毒也就被闷死了，病毒必须出去才能传播，你不出去病毒就不能传播，就等于被你闷死了。所谓科普，你可能还得要讲一些比喻，或者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情，大家会觉得科学其实没有这么深奥。我们专家要善于把自己理解的内容，用一些生活当中同类的事情进行一些比较，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的传播对象，这个事情也就没有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