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組“肇事照片”拍攝於2014年8月15日。缺乏具體情境交待的照片，讓拍照醫生被抬上了輿論的“手術台”，網上的一片指責聲就像手術刀一樣刺向醫生。後來有人解釋說，因手術室即將搬遷，這是醫生在成功完成手術後拍照留念。

這種特殊情境很快得到網民的理解。但一些站在同情醫生角度的輿論開始將矛頭指向媒體——認為“媒體不能只顧點擊率與影響力，斷章取義、無事生非，而是要進一步負起社會責任，還原事實，給大眾展現事情的全貌，真正的向全社會傳播正能量。”

醫患關係緣何屢屢成為“輿論大餐”，而這次拍照事件還被演繹成為了“醫媒關係”，這靠譜嗎？

醫生：職業行為更須嚴謹

談及這場在網絡輿論場裡爭得沸沸揚揚的拍照事件，中南大學湘雅附二醫院教授趙延述表示，醫生在手術室拍照，還是存在職業素質的問題。

他認為，至少應該將病人轉移出手術室之後，你再來拍照留念不遲。

他並沒有太關注這件事，只是“偶爾在網上瞄了一眼”。對於這些年來不斷發生的因醫患糾紛而導致的輿論事件，他也表示“習以為常”了，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他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相信醫生的辛苦。但理解往往需要雙向互動，醫生也要以自己的職業精神、職業規範和職業態度贏得人們的理解和尊重。

當“拍照”事件持續發酵時，來自醫療行業內部的聲音，很多人將矛頭指向了媒體。而在趙延述看來，醫生這個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從業者必須嚴格自律。

醫患關係日趨緊張，一些醫生的個別行為，例如，亂開處方，小病大治等，抹黑了整個醫生群體，也在逐漸稀釋“醫者仁心”的含金量。作為醫生，無論是出於何種理由，做出輕率地超出行業自身的舉動，是不合時宜的。

這就像有的輿論所指出的，手術室畢竟不是戰場，病人也不是“戰利品”，不能像打完勝仗那樣大肆慶祝。

趙教授也站在醫患雙方各自需要做出反思的角度，來理解醫患關係為何會一再成為輿論熱點。他說，如果要追索醫患關繫緊張的深層次原因，那必須從制度和文化上來思考問題。

這位三甲醫院的骨幹專家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存在醫療資源緊缺與過度使用的雙重悖論。

分層診療制度並沒有建立，人們即使看一個小病也會湧入大醫院，這不僅加重了大醫院醫生的診療負擔，也使醫生陷入兩難境地。

長沙秋實心理諮詢中心主任專家丹妮認為，極端傷醫者的認知系統大多不夠健全，他們一方面偏執地認為醫生都是騙子，把醫生的善意解讀成惡意，另一方面，由於醫學素養的不足，不自覺地又把醫生神化，認為醫生無所不能。在這種矛盾的認知中，當治療結果與期望不符，暴力往往不期而至。

很多醫患糾紛的發生，都是因為少數人因為信息不對稱或者缺乏基本的知識素養而導致，既有醫院、也有醫生還有病人的責任。

“經濟水平、醫療制度、醫療技術的局限是醫患關係持續緊張的根本原因。”湖南省腫瘤醫院黨委副書記劉曉紅兼任省臨床心靈關懷管理專業委員會主委一職，談及醫患關係問題時說：“患者總說聽不懂醫生說什麼，認為醫生要害他們，這裡面存在信息不對等的問題。但更糟的是，雙方理解上的不對等，患者完全把醫院當成了醫生的斂財之地，而一些看慣了生老病死的醫護人員也很少與患者真誠溝通。”

這值得各方深入思考而不是片面指責醫院或媒體。

記者：醫患關係成為雷區

“現在輿論製造者有一種慣性思維，對於醫患關係的報道者，橫加指責。在自拍事情上，網絡已經形成熱點，媒體報道這個事情是沒有問題的，但有傾向性的媒體報道會被人批評。”跑口醫療衛生的新華社記者帥才認為，“現在醫患問題已經成為媒體報道領域的雷區，一點兒不小心就會引火燒身。”

對於民眾對醫院的抱怨，帥才站在雙方的角度，進行過很多深入和客觀的採訪報道。她表示，“切忌站在一方立場簡單指責另一方。”

2014年6月，帥才的父親因高血壓、糖尿病併發症入院治療，在醫院照顧他的半個月裡，她看到病人完整的住院狀態，看到醫生一點點的關懷和鼓勵，可以對病人的心情起到決定性的影響。於是，“我意識到醫生對病人的態度十分重要，如何告訴病人病情、安慰病人，更是現在醫生可能較為缺乏的部分。什麼樣的醫生是好醫生？我以為，真正關心病人的醫生是好醫生，跟收不收紅包沒有關係。”

帥才隨後在一篇報道中提出：醫院和醫生是改善醫患關係的“主角”。

她描述了這樣的狀況：“一些病友告訴記者，‘一般一天能見主治醫生1分鐘，就是早上八點半查房的時候，主治醫生帶一幫實習醫生，在每個病床前逗留一下，問一下病情並詢問是否做了檢查，沒有做就催着做檢查。’”

一般來說，每個住院病人都有一個主治醫生負責，主治醫生上級是主管醫生，最上級是科室主任。

而採訪中，她了解到，住院病人每周有一次機會見到主任醫生，就是治療科室的主任。在每周的某一天早上，科室主任在一幫主治醫生和一群實習生的簇擁下來到病房查房，雖說陣勢“浩浩蕩蕩”，但每個病人見到主任醫生的時間每周每次不超過1分鐘。而對於排隊看門診的病人來說，最易讓人抱怨的就是“113”現象，即排隊一小時、檢查一小時、見醫生3分鐘。

帥才援引一位“資深”病人的話描述道：“有點像行為藝術，一幫穿着白大褂的人在某天玩了一個‘秒閃’。她在調查中發現，部分醫院醫生“秒閃”現象的出現與醫院對科室的考核體系，以及對醫生的晉升評價體系息息相關。醫生的職稱晉升制度過於側重“是否發表論文、是否有科研項目”，導致部分臨床醫生忽略了病人，一心想着“發論文、找項目”。

顯然，無論醫患關係還是醫媒關係，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還在於要構建更透明的信息溝通平台。人們既沒有必要談及醫患關係就上綱上線，醫院也沒有必要責怪公眾的語言暴力，而媒體，則當然在客觀的基礎上，也可能需要審慎評估報道的導向。

正如有人用“危險的自拍”來分析這次醫生自拍導致的輿論事件。該文認為，“在習慣性的抱怨制度害人之前，我們都可以多一點職業精神”。

文章也提出一個尖銳課題：“媒體、醫生、警察、教師、公務員，這些帶有強烈公共屬性的從業人員，他們的自拍底線、言論底線到底是什麼？”

在作者看來，答案顯然是——規範自己的言行舉止，不因為見過了太多的事故、做過太多手術、處理過太多命案、見過太多熊孩子、身邊太多潛規則就讓自己麻木，讓自己的工作對象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商品……他們都是一個個生命，要時刻提醒自己，尊重每一個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