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晨蕊

让我吃惊的一切来自于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同学聚会。那一天因为我从美国返京，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一吆喝，一顿饭局就攒定了。

大家围成一圈都吃了一通了才见一直答应出席的这位同学出场。只见他神情有些凝重地坐在了早就给他预留出的空位上。

“今儿可是有规矩的啊，迟到者要自罚三杯！”一位同学叫道。

“这可是不行！我一个月前刚刚做了心脏支架”，中学曾经外号叫“小不点”的这位同学说，“刚才一路过来我都不能快走。”

听到“心脏支架”这个词，同学们便都被吓住了一样，没人再提罚酒的事，无比同情地询问起他现在还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

听到他说不能正常运动，我感到非常奇怪，就忍不住开口了：“你知道我在美国早就做了心脏支架了吗（后来细算一下是6年多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做了支架要像你这样生活呀！”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老同学的话题就转为一场中美心脏支架之后不同医嘱的大讨论，我们也才发现同班同学中做过心脏支架的可不止两三个人。而且在中国医生的嘱咐是基本相同的。开始时我以为是不是哪个不够专业的小医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经核实才知道“小不点儿”的手术和医嘱竟都是在中国号称心脏科最权威的医院之一北京阜外医院做的！这让我在惊讶的同时也意识到这应该又象我在美国治痛风一样的是一个中美两国医术的不同了。

我不是学医的，不必从专业的角度做一个中美医生谁对谁错的评判。我只是从我亲身经历中感觉到，这些在中国做了支架且听从中国医嘱的同学的生活是多么谨小慎微且令人同情，而他们在和我一样的年龄——才五十多岁就失去了和我一样的生活质量是多么令人悲哀！

六年前当我在我美国的家庭医生包炜提醒下查出心血管有堵塞时，我有幸转到了发明人造心脏的医生给我看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他手持一个心脏模型走进诊室给我讲解心血管堵塞的道理和手术的过程。四十多分钟不间断的交流和答疑使原本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惊慌的我心情释然，在我告别他时我已感觉把我的心脏交给他来处理是一件多么让人放心的事。

之后我就顺利地做了一个支架，出院前得到了如下医嘱：一个月内不能过机场安检仪，六个月内每天服药（忘了药名），到六个月时回来复查，如一切正常就以后每天服一片阿司匹林即可。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出院时担心地问医生：“我还能打羽毛球吗？我知道在我的年纪这一定算是剧烈运动了，因为每次打完都会通身是汗”。

医生答复：“为什么不能？你做支架不就是为了恢复正常？原来不畅通的血管现在己经畅通了，一个正常人能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

太棒了！这个答复令我兴奋不已！因为运动实在是我快乐的源泉。而且二十多年来每周三次的羽毛球活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这样六年多来我这种剧烈运动从未间断，因为我一直铭记美国医生的话—我是一个“正常的人”。现在看到老同学的这番遭遇，我止不住一阵唏嘘。我也不由得起了一份好奇心，告诉同学：“回头你把阜外医院的医嘱给我看一下吧。”

医嘱拿来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八条如此复杂的医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记住的，要想一丝不苟的执行除非每天照单诵读一遍（参见备注）。

只看八条中的第一条就让我有太多困惑之处——

【注意休息】——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注意了，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 

【避免劳累及情绪激动】——这条算是容易理解和执行。

【保持大便通畅】——不知道怎样保持法，任何正常人难道不一样需要保持大便通畅？

【适当锻炼】——何为适当？是早起散散步还是不到上气不接下气即可？完全不知如何实施。

【禁烟酒】——美国医生说心脏不做支架也应禁烟。但从未说禁酒，而且还鼓励每天喝些红酒。

【低盐低脂饮食】——所有人都应注意的常规健康指南。

【控制体重】——这条算是好理解易执行。

不知道是什么思维什么习惯使中国的医嘱要写成这个样子！是文字表达能力过低还是想逃脱责任的意识太高？总之是不以人为本不以病人为本。

因为不堪忍受中国医生的医术和医德，我是多少年来一直拒绝在中国就医。所以无法比较在中国看心脏医生与美国有多少不同。但我可以把最近一次看心脏的经过记录下来，供大家自己去比较——

几年前在我做心脏支架前查出我三根心血管都有堵塞，但医生只选了那个堵塞最严重的做了一个支架。当时他说另两处只堵到30%到40%，所以没必要放支架。

手术后我像换了一个人，活蹦乱跳，游泳打球从不控制运动量，手术后遵医嘱一日一颗的药也在六个月后就停止服用了。我也再没有感觉到胸闷气短，更不用说胸痛。

然而好景不长，去年起所有症状全都重现，连续几天过去了，丝毫不见减轻。这让我心情一下沉重起来——一定是那两根原有堵塞的血管已经像先前那根一样堵到了70%，看来这次又得动手术做支架了。

我的家庭医生一听我的症状一刻不敢耽误地给我开了做了仪器检查的单子，并注上“紧急”一词，又打电话催促检查机构当天处理……

结果出来了，果不其然，一根血管堵塞约70%！——需马上转诊到心脏专科，于是我再次约好了三年前的那位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心想这回还必须找他做。上次手术前他给我的解说和手术实操的顺利实在是让我只相信他。

就这样，带着胸闷，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找这个医生，我心中不禁有几分悲凉—难道我这辈子就永远摆脱不了不断做支架的命运了？这次要做，什么时候才能排上让这个我最信任的医生做？一做手术我这千头万绪的工作日程安排会受多少影响？

寒暄过后我单刀直入：“您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做手术？”

医生听我这话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咱不是还没看呢吗？”随即他又说：“当然我可以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有必要做我明天就可以给你做呀？[A2] （这话听起来真像我的私人医生，好像没有其他病人，只给我一人看病一样）”。

我把心脏检查报告递到他手中，“又堵到70%了。”

“你稍等一下我来看看”，医生拿过报告读了起来。只见他的表情越来越疑惑。三分钟后他开口了：“我不相信这个报告”。

这话真让我惊着了！—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医生这么断然否定一个医疗仪器检查的结果。我马上问：“为什么呀？”心想，还能有这种道理？

“因为检查是有可能出现偏差的！”

“怎么样的出现法？”

“两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偏差结果，1，检查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可能导致检查结果发生误差；2，结果出来后医生对影像的解读不对。”

“那您怎么断定这70%的堵塞就一定不对呢？”

“因为所有研究数据都不支持这个结论。”说话间医生已调出了我三年前我手术后超声心动的影像，那个被放大了的心脏在显示屏上一下一下地跳动着。医生指着那血管处对我说：“看到了吧，你这一处血管那时的堵塞是零，研究显示没有任何人的血管可以在三年的时间堵塞从零变成70%！”

听到这话我真是又高兴又疑惑。只听医生接着说：“你最近一次体验是在什么时间？”

“四周前。”我回答。

“那我要你的血检报告。”说话间他让助理接通了我的家庭医生电话，要他们传真发来那份血检报告。”

“我还需要这个给你做心脏检查的机构给我快递一个DVD来，我要看动态的显示。你先把这份授权书签字，我给他们传真过去。”

“如果没有堵塞70%，那又为什么我会像上次做手术之前那样感到胸闷气短和胸痛呢？”我不解地问。

“那可能是由很多其他原因造成的。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等都可能导致这种症状。”他又像以前那样聊家常般地说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话一字也不敢漏。因为我知道这对于他来说的常识对于我就是关乎生命的判断—“90%的胸痛与心脏无关，但人们100%都要从心脏查起，因为心脏是致命的。”

他说话间顺手打开身边洗手池中的水龙头，让我伸头看着池中的水流，他指着池中心那个金属的小网眼，“看到了吧，这也是堵塞，但没有对水的下流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不要一听堵塞就觉得要出大事。你知道吗？心血管堵塞不到70%都还可以跑马拉松呢！

啊？！—这话真让我惊着了，对于我这个在21岁时就跑过全程马拉松的人我再清楚不过马拉松对身体承受能力的要求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得真是太不正确了。

“那我这样还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吗？”——刚结婚不久的我正加紧努力要孩子，因此对这事格外关心。

“不应该有问题呀？”“不过来跟我做一个测试吧。”说话间他带我进入走廊，顺手推开了通向楼道的侧门，“看到了，就是这个楼梯，你跟我跑一下吧”，他穿着白大袿在前面领着，一溜小跑地上了一层楼梯。只见他气喘吁吁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而随后跟上的我的反应却远比他小，只是心跳有些加快。

他伸出手与我相握，“祝贺你，没有任何问题。告诉你，刚才小跑这一层楼对心血管功能的要求就相当一次性生活。你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走回他的屋中，他一边用电脑做着记录，一边说：“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其实在见到他后我就一直搜肠刮肚地想任何可能有的问题，但到此时我已经想不到任何可问的了。我看了看表—这次看诊总共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说，“没有了，谢谢你！”

就这样我来时沉重无比的心情都被他专业、具体、形象的回答化解了。我感到心情无比轻松。但我也还是有点存疑——难道我的这种症状真的只是别的因素引起的一时现象？

这次看诊半年过去了，这个过程中我再没出现胸闷气短的现象。这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时的症状不是因为血管又堵塞到了70%，而是因为他说的其他临时性的原因。

回想那时悲观的状态，我从心里感激这位医生。我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个医生呵护，把关，使我的身体免遭风险和痛苦。但我在中国的广大同胞呢？假如他们也拿着这样一份检查结果找到中国的医生，又会是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