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是该谈谈这个话题了。特别是在今年的一个月内先后接到至亲、同学、好友逝世的消息后，我想是时候谈谈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死问题了。

        五年前的那天傍晚，准确说是2015年7月12日的傍晚，我真的几乎死过一次。

        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妻子站在我面前问我什么，她的声音却彷佛很远很远，来自很高的一个地方，而我，则正在往下坠，坠入一片永恒的安静之中。

        妻子往我嘴里塞了速效救心丸，我的感觉开始有些恢复了，窗外是夕阳落山后的柔和光线，把街上的景色衬托的很美丽，但是我却觉得这一切很快都会跟我没关系了。

        后来我们去了2公里之外的医院急诊室。接诊台前排了很长的队，但接诊护士听妻子说了我情况后，立即推来轮椅让我坐下，把我推到了里面。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清醒了，恍惚间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刚才那种濒死的感觉是不是一种错觉？因为我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大学时是学校田径队的一员，训练中长跑。体育教研室负责中长跑队的吴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醒来起床之前测量心跳脉搏，我的晨起心跳是47/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条件练习中长跑其实并不占优势，倒是更适合练习拳击或举重，但是吴老师说我的最大优势就是心脏好，特别有力量，在中长跑的后半程会占据优势。其实后来我在中长跑队没出什么好成绩，因为那时的社会活动太多，总是耽误训练，让吴老师很失望。不过，在这次发病后，从医生的话里，佐证了当年吴老师对我心脏力量的判断是准确的。

        在医院住了两天，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做了各种检查后，医生决定送我到另外一家具有心脏外科优势的医院去接受心脏血管照影。两个急救员来病房接我，把我绑在急救运送床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急救车，看着车窗外不断闪烁的急救灯光，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荒诞感受，越来越觉得这是一次误会。

        做心脏造影之前，医生拿个表格来让我签字，并不是让家属签。医生告诉我，这是一次介入手术，当然是有风险的，有2%的病人在接受这种介入手术时会发生意外。医生还说，签字的内容里包括同意在介入检查的过程中如有必要可以在心脏的血管中放置支架。签字后，我就被推到了一间手术室，进行了全身麻醉。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简单地告诉我，支架没有放，具体原因一会儿到病房再解释。我当时心里高兴极了，认为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次发病就是一次偶然，整个病情都是一场误会。所以，当我被推回在这家手术医院的病房时，内心有一种卸下重负的轻松感。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马上让我的感受降到了冰点：介入检查手术医生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造影图指给我看，说我的心脏血管堵塞程度极其严重，三条主动脉血管，一条堵了100%，另两条各自堵了90%，在这些堵塞的上方和下方还有三个堵塞点，分别是50%、50%、40%。共有6处堵塞，已经失去了做血管支架的条件，只剩一条路，做心脏搭桥。而且，他们已经按程序约好了心脏搭桥的手术医生。现在那位医生还在手术中，手术结束后就来见我。

        从轻松的解放感一下子再次被泰山压顶，我当时的心情除了沮丧就是无奈，能做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等待心脏搭桥手术医生的到来。

        到了夜里零点左右，医生才从手术台下来，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白人中年男子，疲倦中沉淀着稳重，自我介绍是负责为我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医生，然后耐心而详细地向我和妻子解释了关于手术的各种问题，说是手术需要把胸骨打开，把心脏从胸膛中取出来搭桥，而身体血液则暂时用机器代为循环。搭桥的血管从腿部取，可以保持十年的使用期。妻子问：那十年之后呢？医生怔了一下，解释说：十年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重新来做手术。妻子有些不甘心，追问道：现在这种情况，除了搭桥手术，还有别的办法吗？医生很坚决地说：没有，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手术，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说到手术有5%的意外危险，马上又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心脏肌肉好，跳动很有力量，手术的条件很好。很多条件不如你的病人手术也很成功。

        这天是7月15日，周三，手术医生让我做一下准备，下周一就为我做手术。急救车把我送回了原来住院的医院后，怎么也睡不着觉，心想，大学时的中长跑教练吴老师说的我的心脏好，原来是心脏肌肉好。看来，多么有力的心脏肌肉，也挡不住血管的堵塞。

        第二天上午，我的住院医生来病房看我，医生姓施特劳斯，一个德国姓氏，年纪有六十岁开外的样子，拿出一个表格让我签字。他先给我介绍了昨晚见过面的那位心脏手术医生，说是很优秀也很有经验，让我尽可放心签字。我把表格留下来，说要考虑考虑，问他还有没有不做手术的治疗机会。施特劳斯医生很严肃很坚决地告诉我：没有！并且警告我说：你现在很危险，随时就可能——他打了响指来代替下面要说的话。我当然明白，不就是北京话里常说的“嗝屁”的意思吗？但是我还是不甘心，说还要想一想。

        第二天，施特劳斯医生要去美国的一个城市去开会，临行前把我托付给一位香港裔的姓郭的医生，也有五十多岁了。郭医生同样打了个响指警告我，并且更明确地告知，如果你拒绝手术，你今天走出医院，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护士是个华裔姑娘，等医生走了之后，护士问我：先生是来旅行或访问的吗？我说不是，我就是这里的居民。她很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拒绝手术呢？你自己又不用花钱。我只能对她笑笑。我当然知道手术不花钱，而且从我入院起包括吃饭在内的所有花费都不需要我自己掏。但是我就是不甘心。我让妻子把电脑从家里给我拿来，在网上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和病例。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但所有病例的手术都是成功的，而且有一位竟然术后三个小时就下床到医院大厅里溜达，还帮着新来的病人做向导。为什么没有那不成功的5%的病例呢？也许是他们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吧？

        考虑再三，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做手术。我对医生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不做手术、自我调整的机会。郭医生有些气恼地说：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我请你为了自己的生命不要放弃现在做手术的机会！但我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当然不会轻易反悔。郭医生无奈地拿眼看向我妻子，妻子只能对他抱歉地笑笑，她当然知道我的性格。

        就这样，我出院了。出院前，郭医生把斯特劳斯医生的名字写在心脏血管造影那张纸的背面，叮嘱我说：这张纸要随时带在身上，如果有任何不适，马上去最近的医院，只要拿出这张纸，无论哪个医院的医生都会马上收治你。

        出院时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过去在家里我都是劳力角色，这次出院妻子却连装着一本书的袋子也不肯让我拿了，彷佛我整个人就是个纸糊的，一点重量都能把我压扁。

        出院后的第二天，除了定时服用医生开的降血压、稀释血液、保护心脏跳动、降胆固醇的药之外，我便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心脏康复之旅。

        当我决定抗拒医生的安排、不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刻，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改变自己，从精神生活、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习惯等诸方面全方位地改变自己，彻底的“洗心革面”。

        首先，我要改变的是自己的精神生活，具体来说，就是脾气。我是一个暴脾气的人，从小就是，动不动就与人发生冲突，在跟家人的相处中也爱生气。打从出院的那一天，我就决定今后要做一个好脾气的人，微笑着面对眼前的一切。另外，就是寻找更多的精神快乐，在网上找段子、听相声、讲笑话，总之要让自己多笑，而且要笑出声来。

        因为在医院的检查中查出我的三个月平均血糖高达7.0以上，家庭医生又为我做了血液检验，诊断已经是2期糖尿病，但还没有发展到必须服药的阶段。我决定戒掉甜食，也戒掉肉食，吃一个阶段的素食。比蛋奶素那种还要素一些，每天只吃一个鸡蛋，牛奶、白米和白面则都戒掉了。在吃素的同时，每天坚持两次以上的户外锻炼。早晨起来就出去到附近充满自然野趣的树林公园里去走路，约走一个小时左右。走路回来先冲个澡，然后吃饭、喝茶、读书。到下午时分，步行去一公里外的超市购物，顺便买一杯咖啡，回家的路上在绿地公园小憩，坐在长椅上听鸟唱蝉鸣、看云卷云舒。这样坚持了半年，体重下降了20斤，创造了我成年以来最轻的体重记录，出门已经能够快速行走，甚至可以慢跑。体检结果显示三个月血糖水平已经下降到6.5以下，虽然还是偏高，但已脱离了2期糖尿病的范围。至于血压、血脂、还有胆固醇含量，则都进入正常状态。

        好玩的是，在这半年期间，我还参加了朋友们组织的一个打猎活动。虽然我在发病前已经考了枪牌和猎牌，但还没有来得及买枪，更没有计划在这年就出去打猎。但朋友原定租用一辆能住四个人的房车，约好的四人猎队因一人回国成为三缺一，无疑会加重经济负担，就前来约我。在对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检查并得到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的结果后，我决定参加这次打猎活动。先去买了一把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然后再买些打熊和打鹿的子弹，当然还有熊票和鹿票，我们就出发到森林里去了。打猎期间只是在一次饮酒的场合禁不住朋友的热情劝说喝了半杯、心脏感觉有些不适之外，其余一切正常。但那次意外的不适再一次提醒我，我是一个心血管严重堵塞的高危病人，万万不可饮酒。

        半年之后，我去看心脏专科医生，就是那位郭医生，他除了做住院医生之外，在外面还有自己的心脏专科诊所。在诊所做了运动心电图，郭医生也看了我的家庭医生发给他的体检记录。郭医生问我服药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因为血压和心跳都很正常，我已经停止了服用降压药和控制心跳节奏的药，只吃降胆固醇的药，也降到了最低剂量。郭医生好奇地问我：你是不是中医呀？我回答不是。郭医生还是坚持给我开了处方药，叮嘱我说：药还是要坚持吃，不能因为病情好转就停止服药，特别是控制心跳的药。我心里有自己的主意，但还是礼貌地答应着。郭医生最后说：我还是劝你去做手术，像你这种堵塞的情况是很危险的。我说，我再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如果再次发生心绞痛需要进医院的情况，我一定做手术。郭医生对我的这个回答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作为一个心脏病人，我对自己的心脏是最为敏感的。比如，走上坡路的时候，立即就会感到气短，再坚持走胸口就会出现越来越重的压迫感，这个时候只能停下来休息。再比如，我住的这个城市每年冬天都下很大的雪，我非常喜欢下雪的景象，甚至喜欢铲雪的感觉，为了能够享受铲雪的过程，我一般连放在车库里的铲雪机都不用。发病后的第一个冬天，妻子不让我出去铲雪，因为每年都有报道说是铲雪季会有不少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但我太喜欢在户外与雪共处的感觉了，我对妻子说，我保证慢慢铲，一旦有不舒服的信号立即停止。实际上，这种信号还真的有，那是胸口部位的一种热热的感觉。每当这种轻微的热热的感觉出现时，我就停下来，看天、看云、看街上的雪景，或仰起脸来享受阳光的抚摸，等到胸口这种热热的感觉消退，再继续往下铲。

        慢慢的，我总结出来一种逻辑结论：那些因铲雪而心脏病猝发而死的人，他们一定是对自己的心脏出现微妙的感觉变化没有经验的人，没有注意到那是心脏在向大脑发出明确立即停止运动的信号。一旦一个心脏病人总结出这种经验，能够敏锐地识别这些微妙的信号，并且立即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反而是最安全的。       

        五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坚持没有去做“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也没有像施特劳斯医生和郭医生用同样一个响指示意的那样“嗝屁”。我好好的活着，早已经停止吃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是吃什么都要有节制。我的睡眠也很好，经常一觉睡到日照床头。我早已经停止服用任何医生开的处方药，只吃一些鱼油、辅酶Q10一类的保健品。我现在运动能力甚至超过了发病之前很多年的水平，一次原地舒展蹦跳能达200次，俯卧撑一次做20个，哑铃体操可以连续做半小时，还可以年轻人一样做爬坡跑步运动。回国的时候，我在福建的大山里健步如飞，在山路上可以连续走几个小时。作为一个5年前被医生判了（不做搭桥手术）死刑、缓期执行的63岁老人，我感觉现在自己的身体比起40岁的时候也差不了多少。

        当然，五年的锻炼恢复期间，还发生了很多故事，还有很多关于饮食、锻炼、社交、生存环境要求以及适应旅行等等细节。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慢慢与大家分享。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文中说的都是根据我个人的身体条件和感受做出的选择，并不具普遍性，切勿简单模仿。

        如果我的这篇关于自己患病、调整并逐渐恢复的文章，能够对您或您的家人有所启发，那是我所祈盼的。同时，请您点赞一下，给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