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29日。7月29日是梵高的忌日，他死去了多少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活在永恒之中了，向日葵将永远开放，还有那唯一的星空，丝柏树、播种的人，吃土豆的人。

很久以来就流传一个悲情结局：梵高自杀了。但是，史蒂文·奈菲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一书，为梵高洗白了，梵高是被误杀的。

这部《梵高传》是最权威的一部梵高传记。书中最后的附录：“关于文森特致命伤的说明”，详细说明了这一点。网上可以找到这个附录，我就只引用几段话：

（梵高死去）“一周后（8 月7日），当地报纸《蓬图瓦兹报》上的一篇报道反驳了耸人听闻的自杀谣言，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这次事件报道为一场意外，这一观点明显地由文章的开头体现出来：

7 月27 日周日，正暂住奥威尔的37 岁荷兰画家梵高在田间被左轮手枪射中，但万幸只是受伤，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两天后在那儿去世。”

“我们重构的事件经过也正是约翰·雷华德在20世纪30年代采访文森特死后一直居住在奥威尔镇的居民时所听到的故事。雷华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正直而缜密的学者，最终成为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终极学术权威。他著有两份权威研究报告和许多其他书籍，其中包括有关塞尚和修拉的书。他所听闻的故事是‘年轻小伙子意外地射中了文森特’，‘由于害怕被指控谋杀，他们不愿意说出事实，文森特决定为保护他们而牺牲自己’。”

我亲耳听到了一位大画家的话，他说，梵高怎么可能自杀呢？他那么爱画画，画得那么好，创造力无比惊人，几乎一天就是一幅好画，在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自杀呢？他巴不得画出更多的画。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补充一点。梵高是一个非常爱写作的画家，但在生死这样一件极大的事情上，他居然连一纸遗书都没有写，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其实，就在离世前半年，梵高已经成功了，而这，正是他十余年来深深渴望的。

1890年初，美术评论家奥里耶发表评论文章，称梵高是一个天才，“大师和胜利者”，梵高在自己的绘画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艺术。

3月，在一年一度的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出中，提奥选择了梵高的十幅作品参展，引起极大轰动，印象派领袖莫奈表示梵高的绘画是“展览中的最佳作品”，而高更则在给梵高的信中写道，“参展的画家中，你是最出色的。”

自从画画后，18年了，梵高第一次真正有钱汇入提奥的账户里。

一切似乎意味着新的开始，但太晚了。

这离梵高过世只有三四个月了。

他被离弃太久了。他认为没有人真正需要他。“毕竟我的绘画几乎都是痛苦的呐喊。”他希望母亲能听到，“我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堕落的孩子了。”（P800）

▲米勒的《晚祷》

同时，他又用自己最敬仰的大师为自己辩护。他说，德拉克洛瓦创作的时候“充满伤悲”，但同时又“几乎面带微笑”。米勒创作的《晚祷》在“田野安静的犁沟中”发现了神性。“哦，米勒！米勒！”他喊道，“他是多么擅长表现人性和‘高尚的情感’啊。”（P801）

结束了，死亡的脚步匆匆来到。

1890年7月27日，礼拜天，他在外出画画中被一个年轻人打中了，为了保护误伤他的年轻人，梵高与弟弟提奥都没有说出真相，两天后，29日，哥哥在弟弟怀中永远安息。

梵高自己也绝不可能自杀，他就在几天前还要弟弟给他邮寄来画画的材料。

梵高一直强烈地反对自杀。他称自杀是“邪恶”而“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懦夫行为”——一种违反生命之美和艺术之高尚的罪行，也背离了基督的典范。（P838）

但梵高又早就说过：“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P844）

他太累了，太苦了，太孤独了。

最苦的是他没有成为他自己。

梵高曾如此痛苦地自白：“人们时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种潜质，但那又会是什么？”（p196/7）

“在大多数人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后来又悲痛地说道，“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怪人，或者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在社会中没有，并永远也不会获得地位，简而言之，我处于底层中的最底层。”但他一再又像遭遇船只失事的水手一样，即使“在与世人隔绝的情况下，也从未丧失勇气”。（P298）

1882年他自我反省。“我是一个狂热的人，”他承认：“我经常会极度地忧郁、易怒，仿佛是对同情充满着饥渴；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尽量装作毫不在乎，讲话尖刻，甚至经常会火上浇油。”（P252/3）

尽管如此，但25岁那年在教主日学时梵高就说：“信仰上帝，快乐才会降临，也许时而会被忧伤烦恼，但人生疾苦终究会烟消云散。”事实上，这也是他用后半生实践的人生信条。（P172/3）

他最后找到了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安宁的那条路：“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画画，尽可能地画最多、最好的画作。”

梵高生来就是画画的。

但他在画中，我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2011年5月中旬，我在多伦多的黎明之家听了一场讲座。讲梵高。 

主讲人 Carol Berry 是位女画家，艺术教育学者。她先生是牧师。他们两人都是卢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她说，梵高去画画，他寻找不同语言去表达爱，感受爱。认识上帝的最好的道路就是爱，爱上帝就是爱上帝创造的一切。

梵高承认，他没有看到那不可见的上帝，他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事。但是，他要通过画来表现那些可见的，去帮助人们明白那不可见的。

可惜当年我虽然记录下来了她的话，却没有问梵高这段话的出处。直到这一次看《梵高传》，才发现了一段重要资料。1875年，梵高狂热地阅读灵修名著——《效法基督》，他决心效法作者托马斯·金碧士笔下的基督：“将你的心从可见的美好中收回，去放眼那不可见的事物。”（P104）

我想这扎根在了梵高心灵的最深处，他要画出那些可见的美好事物，去引导人们也包括自己去明白那不可见的上帝。

他要用色彩来写诗，奏乐。

1882 年8月 在风暴来临时绘画的的梵高有个惊人的发现，自己可以作油画了。“当我作油画的时候，”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感到颜色的力量在我体内涌动，这是我以前不曾拥有过的力量，无比辽阔并且十分强烈。”（P247）

1887年，艺术上已经成熟了的梵高说：“长期以来，我一直想要画一幅播种者的画。”

一周后，他将他的播种者想象为德拉克洛瓦所描绘的加利利海上的耶稣：风暴中的平静、拒斥中的庄严、通过受苦获得的再生。“我正试着画出某种已完全心碎的东西，”他绝望地解释道，“因此绝对令人心碎。”

梵高深深地沉浸在这样一个形象中，他将耶稣想象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播撒充满阳光的艺术——救赎，正如那个大踏步行走的播种者播撒重生的种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播种者啊！”他叹道，“又是什么样的收获啊！”

差不多同时，他画了一幅奇特的自画像，将自己描绘为“正走在通往塔拉斯孔的阳光明媚的道路上”——通往永恒的道路。他自信地大踏步行走，肩扛着速写簿、画布、钢笔和油画笔等工具：他的新信仰的种子。“

他说：“我对色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点也不在乎”，只要它们能满足自己对“永恒的渴望””（P605/7）

的确，梵高“确实总是在传达风暴中的平静、忧愁中的喜悦、痛苦中的安慰之类的悖论。而且，他也早已通过背诵一段德拉克洛瓦的悼词，来升华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就这样死了——几乎是在微笑中离开了世界，一个高贵的画家，内心充满了狂风暴雨，头脑里却阳光明媚’。” （P612/3）

但梵高最想画的是《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1888年，即使在批评《圣经》时他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耶稣是“坚硬的果壳和苦涩的果肉”里人世安慰的“果核”。

他说他画了“一幅巨大的习作，一个橄榄园里有一个蓝色与橙色的耶稣形象，还有一个身着黄色衣裳的天使”。这是一个纠缠了他一生的形象：耶稣在客西马尼园。

但他失败了。这个形象在他脑海里存在太久，分量太重，他画不出来。 

于是他转向了人。

1888年8月比利时画家尤金·宝赫（EugeneBoch 1855-1941）来访，梵高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梵高自述：“我想在照片中表达我对他的爱意，我将尽可能忠实地描绘他的样子。在他的头后面，我将绘制无限，而不是绘制这个破旧公寓的普通墙，而是创建一个最简单的背景，即可以创建的最丰富的蓝色，最强烈的蓝色，并通过将明亮的头与这种丰富的蓝色背景，我将获得一种神秘的效果，就像蔚蓝的天空深处的一颗星星”。

他让宝赫的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的帽子——与德拉克洛瓦《加利利海上的耶稣》中那位救世主脑袋上的光晕的颜色一模一样，背景是在黑暗的虚空里闪烁着黄色和橙色之光的星星。

这正是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的耶稣》中曾经尝试并毁掉的计划：“蓝色与橙色的耶稣形象。”（P621/24）

梵高说：“我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更多地……受惠于德拉克洛瓦。”“只通过色彩说出了富有象征性的语言”，而且通过这种语言，表达了“某种富有激情和永恒的东西”。

 “当我处在一种兴奋状态时，”梵高坦白道，“我的情感会带领我走向对永恒和永恒生活的沉思。”

因此，他断然拒绝托尔斯泰，因为在托氏梵高找不到安慰。“他既不承认身体的复活，也不承认灵魂的复活。”：

梵高说：“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成功地向我们提供某种令我们感到平静和安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罪过和被诅咒，我们的生活得以继续，而不必迷失在孤独与虚无中，不必在恐惧中停下每一个脚步，或是紧张地计算着我们或许无意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夜间沿着河岸散步，“听到了星空下神的声音”，他还用语言描绘过他在“神佑的晨光”里感受到安慰的精美画面，那时“真的只有星星在说话”。

梵高坦诚地承认：“我有可怕的——我应该说出这个词吗？——宗教需要，”他写道，他因为这个自白而浑身颤抖，“因此我出门去画星星。”（P 644） 

（全文结束）

初稿于2020.8.8--9窗外，月上高天，星空浩瀚，虫鸣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