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害一方

文章来源：AEON    作者：James Palmer    翻译：雯熙她爸

< James Palmer是一位与中国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的英国作家、编辑。他的最新书是《The Death of Mao》（2012）。他生活在北京。 >

一位北京病人真在接受面部针灸。摄影 Justin Jin/Panos

传统中医药是一团古怪的、危险的是是非非的混合物。它在现代中国还能续存吗？

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的一家医院里，25岁的张明娟在接受了中药注射剂的几分钟后开始呼吸急促。之前她只不过是低烧，但是她想尝试一下传统医药和注射剂速效的诱人组合。现在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然后她昏迷了。

她在医院急救室中醒来，被告知是应急治疗救了她的命——草药和不明抗生素的混合物注射剂使她产生了过敏反应。然后，医生告诉她只要坚持喝热水和服用阿司匹林她就会好起来。

传统医药和现代医疗设施的组合，伪科学和真正的救命措施的共存，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在现代中国，传统中医药（TCM）并非私人爱好者、精神导师 和赤脚医生的领域。它已经被制度化，被并入了国家医疗体系，在大学里被给予全面支持，并由国家管理了。在2012年，传统中医药机构和公司在常规预算之 外，还获得了额外10亿美元的政府资助。传统中医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一项总额600亿美元的产业。

在药房里，传统中医处方药和常规药物一道混杂在货架上。药房职员常常看着处方上的药和其他药的细微差别，并不告知患者他们接受的是传统中医药治疗还是常规治疗。大约12%的国家健康保障服务是由传统中医药提供的，虽然这个数字还包括了传统中医药机构做出的常规医疗。

中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一所传统中医医院和中医大学。虽然民间中药店凌乱的就像炼金术师的巢穴，制度化的传统中医药机构的外观已经显得干净、整洁和科学，职员和管理者甚至已经穿着白大褂忙里忙外。多数的传统中药已经以水泡眼包装和光鲜的胶囊包装出售。

尽管看起来精妙美好，这些理论和我们这个由长期随机进化拼凑出来的身体的繁杂事实并不相符合。

但是这些中医医疗手段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原始的。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由相互作用的不同元素、过程和液体组成：金、木、水、火、土元素；阴、阳、 “气”（生命力）的相互作用。其中每一项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比如火属南，性赤热，意心舌。身体的微观世界对应宇宙的宏观世界，宏大的设计具现于每个人的 躯体之内。

当元素盈亏失衡，则疾病出现，以风、火、寒、热、干、湿表述。自然会为能调理这些失衡的手段提供象征性的线索：外形看起来像心脏、像手、像阴茎的草 药能治疗身体相应部位的疾病。动物也能入药：虎咆之猛力，可萃于其骨；公牛之雄威，乃源自其黄（牛黄为牛胆结石）。这些思想在原始的西方也有：盖伦的四体 液学说或者修道院植物标本馆原则对中国医者而言并不陌生。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肢体向外伸展，将宇宙的比例包容于人体，也能在中医的经典中 找到其相似之处。人类寻找范式，寻找自身在宇宙中的投影。

但是，尽管看起来精妙美好，这些理论和我们这个由长期随机进化拼凑出来的身体的繁杂事实并不相符合。人体并非被完美设计的机器，也不反映宇宙的现 实，而是一个充满缺陷和冗余的笨拙的即兴之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占星学和其他原始科学中存在的问题，中医理论中也有：“这个思想很好，但不自然 也不真实，”15世纪的哲学家米兰德拉如是说。就像体液学说，同样无法测量的阴、阳和气，还有身体的“子午线”，属于精神和心理行为的领域，不属于科学问 题。并不是说精神和心理行为不真实，但对于生物理论来说却是不可靠的基础。

还有，即使传统医药理论没有描述身体的现实，他们在其他形式上仍是有重要性的。比如疾病可能是身体缺乏平衡的表现，这种思想很能引起人的共鸣。西方 文化中仍然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灵魂理论，但灵魂和气一样没法测量，也一样不容易摒弃：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1721）里满是体液学说、占星学和恶魔，但它仍然是一本有智慧和洞察力的书——对于我们自身和Burton时代的人来说 都是。

中国古代作家和思想家的关于医药的精神和心理认知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们能为我们提供解读中国过去的伟大典籍的线索。就像研究莎士比亚的学生需要了解 盖伦医学——“我抑制了她的疯狂任性体液，”《驯悍记》中胆汁质的彼特鲁乔这样描述他同样脾气多变的新婚妻子——研究中国经典譬如《红楼梦》（1791） 的同样需要了解中医。但是，虽然这些认识可能表达了好的医疗行为，或是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法，但他们不能作为科学，或者可重复的治疗手段的基础。

尽管如此，传统中医思想还是充斥于中国民间对健康的认知之中，而且有一股极强的防御力与其相关联。对传统中医的反对会使一个人显得突兀，即便批评的 声音出现在中国文化内部亦是如此。社交网络豆瓣的反中医小组的标志是一个被打了叉的阴阳符号，组员在其中能分享痛苦的家庭争论经历。25岁的吴孟是坚定的 反中医者。“我真的喜欢【科学斗士】方舟子的书，”她告诉我，“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明白中医是垃圾，根本就不科学。但甚至受过教育的人也会相信中医。我的 男友是金融行业的，非常聪明，但他有一整抽屉的这些废物。我妈妈是个【正规】医生，但我家里认为我反中医是在钻牛角尖，他们认为我会改变想法的。”

在公开层面的反对，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张功耀，56岁，1974年作为一个“直接从高校出来的农民”开始学习传统中医，“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对可靠 的未来失去了希望，因此我怀着对可靠未来的希望学习实践中医。”这些年来他对中医不再信任，特别是在制度化体系中。他当上了湖南省中南大学医学史专业的教 授，2006年他在网上发起了一项请愿，请求将中医退出政府医疗体系。尽管请愿获得了超过10000人的签名，但是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SATCM）当做 一场“闹剧”驳回，张功耀本人则被当做“无知者”。

在一个事实上其他传统都被付之一炬的时代，中医从业者却有着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和政府方面的保护伞

“从那以后，”他说，“我经受了来自政府，来自学校，和来自现有的中医药机构各方面的压力。我不能自由发表我的文章；评职称加工资都受到阻碍；我甚 至不能正常给我的学生作授课。”张功耀的经历，对于在中国挑战一个政府机构的人来说并不特别，无论是在什么领域。但是，当诸如韩国日本等邻国对传统医学都 边缘化的时候，为何中医在民间和官方都还有着这么大的力量和影响呢？

传统中医的制度化并非不可避免。它起源于中国对抗西方的失败，起源于三十年代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建国早期的政治需要。就像从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到圣诞树之类的多数传统一样，中医制度化的历史比人们认为的要短得多。

直到19世纪，中国都没有“中”医药这回事，只有医药。医药包含了一些兼收并蓄且多变的治疗手段和措施，一般都来源于古代医学典籍，比如《黄帝内 经》，但是当时的医药也是愿意实验和革新的。就像欧洲的医药，它是经验性的而且有求知欲的：比如《内经》也强调记录病历的重要性。考虑到理论是沿着丝绸之 路从欧洲、印度和中东传播而来，反之亦然，传统中医药和中世纪欧洲医药的相似之处可能并非是平行发展的。

当中国医生初次领略欧洲医药理念时，他们也是同样的好奇的，他们同意新来者有过人之处，但也意识到有些其他手段和措施落后于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 前，病人去看中国医生可能比看西方医生结果要好；因为无论看哪边，有帮助的几率都是微小的，但是由于鄙视对人体内部进行干涉的缘故，中国医生最起码不会用 未消毒的器械把病人的身体切开。

但是在中国关于其世界地位的不安日渐增长的同时，西方医学随着细菌理论、麻醉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进步，中医和西医间的鸿沟就扩大 了。在鸦片战争（1839-1842，和1856-1860）中受辱，外受威胁内部奔溃，中国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举步维艰。有人想光复往日的辉煌，有人想 抛弃过往迎接新进的高级的方法。“详证西学源于中华之理，”1900年科举改革后一道公务员考试题这样问，但另一题又问“解释西方科学为何日渐精细确 切”。

1890年，清代学者俞樾在妻、子丧于疾病之后，发表了《废医论》猛烈抨击传统中医。1896年，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目睹其父之死，家产被昂 贵罕见的传统治疗手段消耗殆尽之后，为对抗被其称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传统中医，远赴日本学习西医。在他的一个最悲凉的故事《药》（1919）中，一 个绝望求医的家庭将被行刑的革命者的血当做神药。

1920年间的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公众健康，将其作为中国复兴的重要部分。个体强则国体强，不再被视为“东亚病夫”。随之而来的需求是组织和管理医 生。但是中医和西医形成了各自分离的联合会，双方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1929年，当卫生部提出完全废除中医的时候，中医医生立即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罢 工，关闭了药房和门诊。结果，产生了二个独立平行的政府机构来处理医生——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尽管政府在1929年曾推动废除中医，但国民党议会 1935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平等对待西医和中医”。

在一个从饺子到婴儿乳品到河水什么东西都可能有毒的国家，中医声称自己‘纯天然’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1949年，尽管毛主席认为中医从业者是“玩杂耍的、卖蛇油的和街上的贩子”而不理会中医，新生的共产党政府还是保留了这一立法结构。在这个因饱受 战火而缺医少药的国家，大量的传统中医和已经到位的机构和管理是有价值的资源。创造出传统中医药这个概念的正是共产党政府本身，1954年正式成立了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随后的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中医药大学和机构，从此传统中医药剥离了最明显的“迷信”元素，比如占星和相面。持续大肆宣扬中医“科学化”—— 相信中医大部分能系统化为一种“西方医学”的替代理论，甚至被整合为一种更广泛的医学理论。

制度化使得中医幸存于文化大革命和早期的传统文化肃清运动。在一个事实上其他传统活动——从宗教到音乐到文学——都被付之一炬的时代，中医从业者却 有着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和政府方面的保护伞。SATCM庇护之外的游医和独立从业者未能逃过受辱和囚禁，同时还有著名教授受到文革前言行的牵连。中医大学也 和其他学校大学一样，从1966年开始关闭了10年，让学生自由参加“革命斗争”。但由于不再重视“传统”部分改而重视其“中华属性”，中医提倡者们借着 对“人民的科学”的热情渡过了难关。

茜茜（音），23岁，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戴着粉红口罩和粉红眼镜的她一边偷瞄我，一边解释她自己决定学习中医的理由。“我生长在儒家思想的 诞生地山东，因此我对儒家思想和一般的传统文化都很有兴趣。我喜欢’一事与百事相联’的理念。我的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失去了探索传统文化的机会，因此他们 对我的选择非常支持。”对于茜茜和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中医代表着文化的延续，能引起寻求复古的人们的强烈共鸣。

耐久的生存能力是现今中医流行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其他方面都被粉碎了，有时已无法补救。完整的一代或者更多都已遗失，那种空虚感，那种心碎的撕裂感，依然回荡于当代的中国。

虽然经济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依然是一个深具不确定性的国家，特别是面临其世界地位的时候。相信中医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国家神话。西方可能发明了现代 医学，但天朝也有一样好的东西！这种骄傲能混合进纯粹的民族国家主义之中：我已经二次被告知“西方人不信中医的理由是中医只对中国人的体质有效。”

在一个从饺子到婴儿乳品到河水什么东西都可能有毒的国家，中医声称自己“纯天然”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在和一个针灸学生交谈的时候，我说科学能辨认出草药中的化学物质。“草药不含化学物质！”她尖锐地抗议道。“化学物质都是工厂里来的！”

工人在制备中草药。 摄影 Natalie Behringer/Panos

中药的流行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如果回溯到以前，中国曾经有一个公正的医疗制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当时中国公用医疗世界排名第 144位。中医也能昂贵，但对于常规医疗来说还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涉及到手术或者扫描的时候。对于穷人，中药或民间医药在常规医疗大门紧闭的时候提供了 希望。炉子上一罐沸腾的草药可能救不了白血病患者也替代不了昂贵的透析，但人们至少因为干了点啥而得到了小小的安慰。

对现代的恐惧也悄然蔓延：新手妈妈被告知不能淋浴不能看电视

中国公众对常规医生不信任，是有原因的。常规医疗系统中，新人的教育和训练程度低的惊人。中国医院里只有大约15%的‘医生’有医学博士学位，另外 20%–25%有医学硕士学位，剩下的大部分只有与医疗或生物相关的学士学位。由于医生薪酬低廉，贿赂相当普遍，多开药、多做昂贵治疗甚至有时开假药的行 为处处皆是。公愤此起彼伏，从网上对由于费用纠纷而杀医的患者的喝彩，到2006年四川省广安的一家医院，一个三岁小孩因为吞下杀虫剂，但因其祖父随身现 金不足而被医院拒绝治疗，愤怒的群众围堵并摧毁了医院。

除非你花大钱或者开后门，中国的医院就是一场官僚的噩梦，排长队，请求医生关照。前些年，我由于食物中毒进了一家北京的中档医院。看病就是到服务前 台，交个费，然后被告知另一楼层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去找到他，交个费，然后在其他病人在我们中间嚷嚷着要看病的同时和他谈个二分钟，然后一个护士给我抽 个血，再交个费，然后去检测中心检测血样，交个费，然后带着我的血样瓶回到医生那里，挤过其他的病人，然后被开点药挂上点滴瓶，在医院走廊的硬塑料座位上 坐三个小时。这座位是我交了费的。

与之相对比的，看中医更像去西方替代医疗从业者那里看病。你花个半小时或更长时间和一个看起来优雅、和蔼、可能很睿智的人谈论你的健康，你的生活方式，你承受的压力，然后他们给你一些关于餐饮、自我保健的合理化建议，可能还有一剂心灵上的指导。

尽管有着制度化、文化和流行的基础，中医总是遭受着常规医药的竞争优势的威胁。虽然有给癌症开中药的那种明摆着的骗子，但是和我交谈的中医从业者全 都说对于重症，有可观察到的急性症状的，他们还是宁愿病人去接受常规治疗。在北京中医院，常规治疗是主体。中医强于常规治疗弱的地方——慢性背痛、偏头 痛、持久性疲劳：那些缺乏直接原因的疑难杂症，比如肿瘤，对于多数医生而言都会退而求其次并转向一般生活方式和饮食建议的状况。但是不像中医，循证医学进 步的突然而且确定。

几十年来，阳痿治疗构成了中药国内外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但是随着21世纪前期“万艾可”进入中国市场，中药迅速萎缩了。2005年香港一项研究发 现，一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中药用户换用了万艾可，尽管其他的日常小病他们还是在用中药。曾经被认为最有价值的“灵药”海狗鞭则价格剧降。

但是在过去的30年间，一些行为涌现出来——在原始农业社会的前提下这些行为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今确实是有害，这些行为混合着对现代化的错觉，被 包装成一种必要的医疗手段。坚持“坐月子”或者“黄金月”，就是产后的妇女卧床休息41天。在妇女从事大量田间劳作的农业社会，这是一个预防感染的措施， 一种让产妇避免过早被迫回到体力劳动状态的手段。在西欧也存在着相似的行为，比如自《圣经》时代流传下来的“妇女安产感谢礼”，一种给予产后40天的母亲 祝福的仪式，后来变化成为19十九世纪的“产期”或者“分娩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妇科医生们——新发现了由于静卧引起的血栓的危险——抛弃了坐月子。与此同时，在现代中国，这一行为却被尽心竭力地实施了： 不仅有好多从中医理论而来的禁忌，而且患癌的风险被用来恐吓不信者。“俺娘就因为没坐月子，”我一个30多岁的前同事泪汪汪地对我说，“生下我的15年 后，年纪轻轻的就因为癌症走了。”对现代的恐惧也悄然蔓延：新手妈妈被告知不能淋浴不能看电视。

另一项中兴的行为，就是文章开头我们看到张明娟的遭遇，给予“中药注射剂”，这一行为提供了双倍的安慰剂效果，既有假想的草药好处又有注射带来的放 心感。这一举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强推中医时被大力推广。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说：“那时候，他们把中药注射剂投放市场之前，都没有经过西药必须 的测试程序。”在2012年，根据中国权威发布的数据，中药注射液造成了170000多起药物不良反应。

的确，中药最明显的危害是副作用——以及整个产业和个体医生对此的置若罔闻而且从不告知患者。中药的惯例是声称副作用少于‘西药’，或者根本没有副 作用；对于前者最乐观的情况也是没有证据，后者则是赤裸的谎言，但是尽管如此这居然是最常出现于有经验的医生的话语中。Sara Nash，一位以色列祖母，最近在香港接受了一周的慢性背痛的中医治疗。然而，当医生给她开了一系列草药并坚持说不仅副作用少而且可以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时候，即使是她也犹豫了。

实际上，正规医院经常会遇到中药不良反应的病例。“我个人每周至少会遇到一例中药不良反应病例，”北大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我曾亲自目睹一位 友人在接受中医治疗后，瘀青的脚诡异地肿的就像电影《异形》里的特效。结果他在正规医院里躺了二个星期。我的同事Kath Naday，在因腹泻被给予中医治疗后，遭受了喉咙和胃部局部麻痹，那令她难以言明的痛苦直到她把中药全部呕吐出来才得以缓解。

挂着中医名头的骗子们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胡万林，1993年因行医过失杀人被判入狱。1997年被释放以后，他又在陕西和河南开设了医院。他的那些 含有致命剂量的芒硝的“灵药”，被怀疑光在陕西终南山医院就害死了146人，1999年他终于被逮捕。他因谋杀被判刑15年，现在仍在服刑。

可耻的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发布中医药毒性危险性警报所做的举措比香港和英国的权威要少得多。举几个过去四年以来的例子，用于治 疗失眠的安神补脑片，汞含量超过中国大陆法定极限的55倍。常用于治疗偏头痛的正天丸，含有乌头碱，会导致致命的心颤和肾衰竭。据一个政府许可的行业组 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说，中国60%的中药被禁止出口。

“我们在哪能买到动物？”他偷偷的问我，“老虎，鹰，蛇？当药啊！为了男人的健康嘛！”

根据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有大约30—35%的中药含有常规药物。和我交谈过的一位体贴的北京中年药剂师直率地肯定了这一点。“西药让人快速缓解病痛，”告诉我，“但是中药解决之后可能会有的长期问题。”

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他售卖的的中药里所含的常规药物的确切成分。常规药物没有被标识，通常剂量远大于正常用量，或者含有只有处方药才能使用的成分。最 常见的是止痛片，但是中药皮肤霜剂常常含有对幼儿有害的强力激素。而且为了重占市场，现代中药治疗阳痿的产品被发现含有四倍于万艾可竞争对手犀利士常用剂 量的壮阳成分。

对中药神奇成分的追求对亚洲野生动物也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虽然中药机构官方禁止使用濒危动物，但是明知故犯的行为屡禁不止。2003年，我带领一帮 中国佛教徒参加一个在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有关佛教和环境的会议。他们到达的那天有一个人把我拉到一边，“我们在哪能买到动物？”他偷偷的问我，“老虎， 鹰，蛇？当药啊！为了男人的健康嘛！”

这些问题的官方答案则更“科学化”。大部分给予中医药的政府资金都去往“科研机构”，每年都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医药实验。但正如反中医斗士张功耀所 言：“现在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已经进展了80年了，一点正面的结果都没有。有些研究人员就是想从政府捞钱，科学化正是个好幌子。”

但科学的，或者说“科学化的”治疗无法满足像中医能做到的那种情感上的或象征意义上的需要。熊胆的活性成分熊去氧胆酸早已被确认与人工合成，是一种 被证实的治疗胆结石的有效药物。但是成千上万的大陆消费者仍然坚持购买昂贵且痛苦的活熊取胆方法制造的熊胆产品。他们听信像SATCM主任王国强这类官员 的荒谬言论，2012年王国强声称活熊取胆方法不可替代。除此之外，对于中药消费者来说，与熊的力量之间的神秘联系还有产品的“纯天然”是比药的实际效果 更重要的。

真正的证据需要严谨的实验工作方面的大规模改善。对于研究方法论来说，我充其量是一个怀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但是当我阅读到一手的中药实验报告中诸 如：“我们把对照组的规模设定为实验组的一半，因为不给于更多的人有效的治疗是不人道的。”的句子时，我的脸都在抽搐。在大陆发表的中药试验中，负面的结 果极其罕见。2009年考克兰协作组织开展的一项对于中医药实验的系统评价发现绝大多数实验的数据粗劣或不完整，而且表达出对方法性错误的严重关注。

在一项评价中，7422项中医药实验的JADAD量表（一种标准质量评价体系）平均值只有1.03分，而满分是5分，不包括已入选临床评论的绝大部分试验。另一项完全由中国研究人员开展的评价发现，3000项中医药实验中只有4%采用了充分的双盲方法。

埃克塞特大学补充医学名誉教授Edzard Ernst说：“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中医药研究人员不是在用科学测试他们的结论，而是在用科学证实他们的结论。严格来说，这相当于对科学的滥用。它导致了各种层面上的偏见，以至于经常到了基于已发表的研究根本就无法确认的程度。”

我了解到一项中国省级大学的中医药研究案例中，一位博士研究生根据导师的要求测试某项他急于推广的延缓老鼠癌症发展的治疗方案。当方案被证明在老鼠身上无效时，他强迫她伪造实验结果。

拙劣的方法先放一边，还有更基础，更哲学的问题：如果传统中国疗法或药物被证明有效，那么它们就不再是中医而只是简单的成为了全球循证医学资料库的一部分。如同一位笔名毓贤（音）的医生在1933年恰当的描述：“中医科学化的那天就是中医国际化的那天。”

对我来说，通过证据的筛子筛选海量的中国传统疗法的景象——区别非安慰剂与安慰剂，辨识活性成分，认识副作用——似乎像一场崇高的全国性计划，一项 将中国置于科学地图中而造福全人类的计划。但是运用严格的循证方法的理念，最终会消灭掉独立的中医本身，对于制度化的中医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医科学 化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人拒绝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套用’西方科学标准’，因为他们认为那’不适合’中医，”张功耀教授在给我的信件中沮丧的写道，“中医药研 究者没有兴趣消除他们试验工作中的安慰剂效果”。

也有人说标准研究方法就是不适用于中医，因为“必须对每个人辩证施治”，或者因为“合适的安慰剂不能用”。这一点极大的低估了循证研究者们在设计有 生命力的、可重复的实验测试方面的聪明才智。2001年德国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假针灸”的针，证明了可信的安慰剂效应，还有为数众多的测试组成了个性 化的草药疗法。“有许多实验设计的改编版使我们实质上能涵盖中药的所有需求。”Edzard Ernst提道。

其他的从业者仍然纯粹从哲学上反对“西方标准”是唯一的医学标准。但是在我的广泛阅读和某些令人沮丧的咬牙切齿的谈话中，我从未听到或见到可行的替代方法被启发式的提出。

最常见的建议是中药是纯“经验的”，其功效可通过经验和惯例判断。全部依赖于医生的“经验”，个人化本土化，由师傅传授给喜爱的徒弟。将近乎神奇的直觉归因于个体医生的智慧和技巧，忽视治疗中可测的事实。

但是话说回来，经验也不该被抛弃。无论中医多么失败，个体医生对待和安抚病人的技巧是看得到的，就算没能治好他们。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来 说，好的中医从业者的个体经验对医生来说可以是有价值的资源，不论是在跨越文化桥梁方面，还是在指出日常因素和信念是否阻碍或有利于治疗方面。

但这些东西和中医药所拥有的其他好东西一样，只要中医还在假装自己是正确的科学理论，那就是不能实现的。中国传统可以很精彩。它们可以教给所有的 人，不仅仅是中国人，思考怎样生活和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的方法，思考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方法。中国医药也可以很精彩。它能总结丰富的 试验和求知的历史，广博的药典，对贫弱人民的深切关怀，当然所有这些都要用现代方法来调和。二者都能充实人类自身并同时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想要实现 这些，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医药都必须从中医渣滓中解放出来。

发表于2013年6月13日